《法制晚报》遭裁撤 中国再无深度报道

《法制晚报》深度部面临裁撤

大陆网络近日有消息称，由北京青年报社创办的《法制晚报》深度新闻部遭到裁撤引发反弹，大批记者纷纷离职。但这一消息尚未得到官方证实。

《法制晚报》是北京青年报集团旗下的一家跟踪新闻热点的都市类报纸。今年1月，北京市团市委派《北京青年报》副社长彭亮接管《法制晚报》。

《法制晚报》掀离职潮

据悉，目前《法制晚报》已经先后有40余名编辑记者请辞，抗议《法制晚报》内部的整肃行动。报道说，由于报社内部人员大幅缩减及编辑记者请辞，原创新闻内容也日益锐减。

此前的5月4日下午17:54，《法制晚报》深度部主编朱顺忠更新了自己的朋友圈，透露其领导的法晚深度部被撤销。但仅仅1分钟后删除。

据了解，朱顺忠是资深媒体人，也是圈内知名学者，目前还担任中国政法大学冤假错案研究中心副主任，并在多家高校任教。他是跟踪9年公开报道报道内蒙古呼格吉勒图冤案的记者，也是呼格冤案平反的主要推动人物之一。他被学术研究机构称之为呼格案“平反三剑客”之一。

公开资料显示，朱顺忠先后供职于南方都市报、大河报，此前曾担任《长城月报》总编辑。《法制晚报》一名其同事透露，他入职《法制晚报》近14年，在报社属于“业务能力巨强，但性格巨孤高清傲”的领导。2013年时任《法制晚报》社长王林、总编辑汤海帆力排众议让朱顺忠组建《法制晚报》深度部，并担任主编。正是在这期间，《法制晚报》成为行业内深度报道的翘楚之一，著名的“呼格吉勒图案”就是期间诞生。

2017年年底，《法制晚报》社长王林突然被调离，引发媒体界关注。《法制晚报》一名老记者透露称，王林、汤海帆、朱顺忠被称为“深度铁三角”。王林的离去打破了深度部的平衡，朱顺忠率领的深度部再次遭遇滑铁卢。事实上2016年9月份，《法制晚报》深度部已经被撤销过一次，原因是“朱顺忠被同事举报朋友圈发了不当言论”。被冰冻一年多后，朱顺忠才被再次启用，重新组建深度部。

王林离去之后，新来的管理层开始对《法制晚报》原有编采人员架构进行调整，直至此次深度部被撤销。

《法制晚报》社长“易人”

公开资料显示，《法制晚报》现任社长彭亮，原是《北京青年报》副社长，1999年获得会计学硕士学位，长期从事财务工作，从无新闻从业经历。

2003年底，北京市委决定将《北京法制报》划归北京青年报社，并更名为《法制晚报》。由于《法制晚报》新闻报道锐利，贴近民众，2006年法晚的订阅量就达到30万，读者规模达到了106.9万人。《法制晚报》深度新闻部是业界翘楚，内蒙古胡格吉乐图冤案黑幕系其知名作品。

也有消息称，《法制晚报》系现任中纪委副书记、国家监察委副主任肖培一手创办。肖培曾经担任过北京青年报社社长，2002年至2004年时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北京市政府外宣办主任。

公开资料显示，2004年，肖培曾高度评价《法制晚报》的整个创办工作，并对《法制晚报》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

近期中国官方《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在其个人微博上发表评论，对中国现行新闻体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胡锡进指出，“现在面临一件大事，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往往有对新闻报道很大的建议权甚至主导权。这样一来，该部门的首要考虑是工作方便，减少干扰，包括对部门利益的算计。最好当然是媒体什么都不说了。这使得媒体的报道空间一再被压缩。低调报道或者不报道、不评论成为那些部门一再压向媒体的紧箍咒。‘并呼吁’非宣传部门不要再干涉、指挥媒体。它们应当习惯在媒体的监督下工作。”

正如胡锡进在微博中所说的“媒体跟党走，但它们应当是围绕党周围的能征善战的精兵强将。”与西方语境中，将媒体称为与立法、行政、司法并立的“第四权力”不同，媒体在中国通常被认为是中共体制的一部分，隶属于中共的宣传系统之下，以执行党的宣传工作。这使得中国的媒体在对公权力的监督功能上受到了较大的阻碍。

大陆《南方周末》

深度报道的大量“消失”

以中国央视每天播出的新闻栏目《焦点访谈》为例，不仅深受大众欢迎，还被中国前总理朱镕基评价为“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由此可见，新闻监督不仅仅是揭露丑态的重要手段，还是社会民主法治的重要推手。

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的一项重要功能，而这项功能主要来自于深度报道的承担，而随着近年来新媒体的发展，大部门传统媒体的深度报道“消失”。

2015年中国媒体界迎来深度部密集撤销潮，包括《中国青年报》、《北京青年报》、《京华时报》、《华商报》等多家深度报道部遭撤。

深度报道部尽管是媒体行使舆论监督职责的利器，但由于随着新媒体时代的来临，单篇报道的耗时长、产量低、政治风险大、版权得不到保障等原因，成为整个报社最经济投入较大的部门。如何维持经济效益成为了媒体决策者考虑的首要问题。

中国新闻工作者朱学东曾表示：“在媒体机构经济宽裕的时候，养一个这样的部门，多少还能给机构带来些职业的荣耀，但是，遭遇经济压力之后……把余粮供给给政治正确的时政社会报道，供给给多快好省不会惹麻烦的经济报道，在一些人眼中自然算是一种优选。”

早在2013年开始就出现了深度报道记者离职潮。《京华时报》深度报道部主任康少见转投腾讯；《新京报》深度报道部副主编张寒转投今日头条；《南方都市报》首席记者王星转投搜狐；《财经》杂志记者欧阳洪亮转投新媒体机构……

消息人士指出：“传统媒体深度新闻的操作遇到了很大的政策性限制……无论是记者还是上层的副总、主编辑，压力都特别大。很多我们感兴趣的选题都没办法操作。”

而部分深度报道记者的遭遇也令人堪忧。2014年，自称有新闻理想的《新快报》财经记者陈永洲因涉嫌损害企业商誉被判一年零八个月的刑期；2015年10月，《南方都市报》深度报道记者刘伟因多次报道“气功大师”王林案被以“涉嫌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刑拘。

上述媒体人中时有发生的新闻敲诈事件，有的揭黑性报道异化成媒体谋利工具，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媒体的声誉。

也有资深媒体人士称，媒体行业公司内部出于安全等因素的考虑，也会放弃一些风险较大的深度报道。当然这方面的原因就在于，上级政府对于媒体的监管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