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国共和谈内幕：苏联大使罗申做和平游说

1949年2月，整装准备撤退南京的国民党军队。

1949年1月，国民党政府预感南京不保，极力动员各国驻华使馆随同政府一起搬迁广州。包括美国使馆在内的几乎所有国家的大使馆都决定留在南京，努力寻求与即将成立的新中国政府建立外交接触，惟独苏联大使罗申随着国民党撤到了广州。这件事不可避免地成了此后中苏关系史上一段让人不那么愉快的回忆。

无独有偶，许多年以后，随着美国和前苏联的档案相继公开，人们吃惊地发现，从1947年秋冬开始，俄国人就已经在试图调处国共两党之间的战争了，罗申多次秘密游说尤其引人注目。熟悉中国革命历史的读者都清楚，1947年秋冬以后正是人民解放军发动全面进攻，势如破竹，新中国航船的桅杆已经冒出地平线的时候，分明是中共盟友的莫斯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联系到毛泽东关于斯大林1949年曾经想搞“南北朝”的说法，就更让人怀疑苏联人的动机了。于是，一种看上去似乎颇有道理，也是我们最常见到的解释就是：“苏联领导人对中国革命胜利持消极观点”。

为什么同为共产党，苏联领导人会对中国革命胜利持消极态度？难道中国革命胜利不是更能加强苏联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阵营，更有助于巩固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吗？对此，人们的解释不尽相同。有学者解释说，斯大林从来不相信毛泽东，他害怕东亚出现一个统一和强大的中国，宁愿看到中国处于分裂状态。有学者则认为，关键是斯大林不相信中国革命，他不认为解放军具有夺取全中国的力量。而另外一些学者则相信，问题出在雅尔塔，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在雅尔塔已经把中国一分为二，长城以外是苏联的势力范围，长城以内是美国的势力范围，斯大林担心人民解放军的推进可能引起美国的武装干涉，而斯大林最怕把美国兵引到中国来。

但是，斯大林真的对中国革命持消极观点吗？这一点似乎与事实有些出入。一个明显地难以解释的矛盾是，恰恰就在罗申开始积极执行他的秘密调处国共冲突的使命的几乎同时，即1948年，斯大林对中国革命采取了相当积极的态度。不仅仅是在言论上，而且是在行动上。

蒋、美矛盾显现

自从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结束之日起，国共两党就开始了武力较量的过程。但是，一直到1946年底为止，两党之间至少还是打打谈谈，没有完全撕破脸。直到这一年秋冬，蒋介石自恃依靠美国装备的几十个师已经训练停当，在美军的帮助下，华南、华东、华北及东北的各个战略要点也已顺利取得，他便再也不想和共产党敷衍下去了，决心要靠武力来解决问题。在蒋介石发布的手令当中，他估计，只要一年时间就可“扫除革命之最后障碍”，使“三民主义实现于全国”。相对而言，宋子文、陈诚和白崇禧等人的估计更加乐观，白崇禧估计最多半年就可以解决问题，陈诚相信“三个月至多五个月”，宋子文干脆断言不出两个月就可一举扫平共产党。

蒋介石必欲对共产党动武，纯粹是经验所致。因为，在蒋介石的经验里，不论十年内战双方交手有过多少胜负，总是国民党越打越大，而共产党越打越小。相反，八年抗战，国共和平共处，共产党一下子就从4万人猛增到近百万之众，从陕北一隅之地一下子发展到整个华北和华中，如今又扩展到东北。如果再这样共处下去，国民党的天下岂不渐渐地都变成共产党的天下了？因此，走向武力解决这条道路，在蒋介石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短短几个月之后，除了3月29日胡宗南进占延安让《中央日报》热闹了几天以外，南京国民党人在底下得到的消息，却越来越令人沮丧。从一些国民党人的日记中可以看到，坏消息一度是纷至沓来。到5月间，包括像外交部长王世杰这样坚定支持对共产党动武的高级官员，都深为军事上的挫折震惊不已。因为据新一军军长孙立人和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等人说，由于士气衰颓，将领腐败，近数月来仅东北国军之消耗就在40个营左右，约三四个师，东北的5个军目前已经只剩下3个军了；而山东的损失更惨，达19个师之多。战争刚刚开始就遭遇如此惨败，也难怪内外舆论都不看好国民党。

形势逼人，一个月后，在国民党中政会上，国民党元老张继仗着资格老，开始大放厥词，声称他不是信不过蒋介石，但如今的形势实在是江河日下，不可收拾。派往东北的军队已经是国军最精华的部队了，结果却连吃败仗，消耗不断，再打下去，不仅北方不保，怕是南方也难保了。到那时，我们真的要做白俄不成？孙中山的儿子，时任国民党副主席和立法院长的孙科也牢骚满腹，且直言不讳，称：要“剿”共，或者是美国能大力援助我们，或者是苏联不援助共产党，二者必居其一。现在是美国也不助我内战，苏联也不停止帮助共产党，怎么“剿”共？我一年前就讲这个话，可惜没人听。依我看，事到如今，怕是应当下决心立即从东北撤兵，以退为进，把东北问题国际化，这样至少还可以巩固华北的防守。看来，蒋介石也看出死守东北不是出路了，因为他这时曾暗中布置向美国国务卿马歇尔询问撤出东北的可能性。

仗既然眼看着打不下去，和谈的呼声自然又会高涨起来。先是民主同盟的代表在参政会上呼吁两党恢复谈判，接着国民党高层也专门开会讨论。只是，进入7月前后，林彪的部队围攻战略要地四平街未果，东北的战事一时又得到缓和，国民党甚至发布文告公开通缉毛泽东，和谈的呼声自然很快被战争的叫嚣湮没了。7～8月间美国政府派前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前来中国实地考察，国民党人更是满心欢喜，以为大笔美援即可到手。不想魏来华后印象极差，言论中几乎把国民党贬得一无是处。这件事又把蒋介石弄得坐卧不安，以致不得不把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傅泾波找来，拐弯抹角地询问美国政府是否打算要换马。性格孤傲的蒋介石当然不想成为美国人的俎上肉。在9月上旬的国民党中执会上，蒋介石公开放出话来，声称中国未必一定要依靠美国。中国的对日政策与苏联一致，在保持与美国的传统友谊的同时，中国也盼望加强与苏联的联系。随后，国民党官员多次告诫司徒雷登：如果美国再不提供有效的援助，我们将向苏联求援。

明明知道苏联援助共产党，如何去向苏联求援？在司徒雷登看来，这不过是蒋介石等人的激将法。但在一部分国民党高层人士看来，这却未必不可行。因为，他们早就注意到苏联与美国在欧洲和中亚闹得不可开交，关系恶化，知道苏联一定希望在远东中国不会完全倒向美国。再加上美国试图撇开苏联订立对日和约，苏联正有求于南京，因此只要能够给苏联一些甜头，比如默许插手中国东北事务，并重开国共和谈，苏联未必不会感兴趣。正因为如此，国民党人开始做出各种姿态向苏联示意。王世杰在旧金山向苏联代表明确表示愿意在对日和约问题上与苏联保持一致的态度，孙科则公开发表谈话，直截了当地表示希望苏联出面来调停国共战争。

南京国民党投桃送李，迅速引起了莫斯科方面的兴趣。这个时候，美苏两国的战时同盟刚刚破裂，冷战正在开始，马歇尔的援欧计划和美国大力扶助希腊与土耳其的政策，使苏联在欧洲和中亚疲于招架。这边美国又企图在对日和约问题上挑起事端，苏联确实希望能在远东拉上一个援手。何况进入9月以后，中共在东北顺利地展开了大举进攻，很快就把北满和南满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充分显示中共在东北已经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这使苏联手中的筹码更加有利。因此，莫斯科很快就做出了试探性的反应，小心地回应了南京政府的呼吁。

说莫斯科反应小心，是因为它撇开正常的外交途径，没有通过驻南京的外交官向国民党传递信息，而是通过其驻伊朗的大使萨奇科夫，在10月19日利用一个非正式的场合，委婉地表达了苏联方面的看法。在这次看上去似乎是很不经意的谈话当中，萨奇科夫大使表示：苏美关系的恶化，并不意味着苏中关系必然恶化。在莫斯科看来，苏联和中国共同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有关对日和约的政策是与苏联和中国的利益相悖的。他最后提议苏中可以就新疆、满州和国共冲突举行会谈。

面对来自莫斯科的回应，国民党内主和派迅速行动起来。由于1947年11月以后，国民党在军事上更加被动，无论东北、西北、华北、华中、华东，解放军到处都展开了攻势，国民党处处紧张。为此，南京国府委员邵力子等一纸电报把在新疆做主席的张治中叫了回来，希望这位深得蒋信任，抗战期间又曾与周恩来长期共事，国共双方都能接受的将军担当起沟通两党关系的重任。

张治中一到南京就立即在国民党上层开展游说，并很快取得了众多高层的共识。12月20日，蒋介石邀他共进晚餐，他白天专门去找了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的武官罗申，试图进一步了解苏联方面的态度。据他后来告诉司徒雷登说，尽管与罗申的谈话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收获，但他已明确告诉罗申，中国不会被拉到苏联一边反对美国，当然中国持久的困境与灾难也于苏联无益。因此，莫斯科最好能够敦促中共停战，此实为上策。

当晚，张治中在蒋宅当着蒋氏父子的面，力劝蒋介石不要继续这场旷日持久而又徒劳无益的战争。他断言，以目前的形势，战争的结果国民党一定失败。现在惟一的出路就是恢复政协协议。蒋反驳说，他不能主动建议重开谈判。而张坚持认为，采取一定的办法说明政府的态度，共产党是完全可能对和谈建议做出反应的。蒋介石对此未置可否，但最后还是表示张治中可以促成此事，只是要谨慎从事。鉴于此，张治中又马不停蹄地去了美国大使馆，向司徒雷登介绍他的这番努力，希望美国也能够持积极促成的态度。他颇为感慨地说，蒋介石静听他的劝谏而不加反驳，甚至允许他继续努力，这在他与蒋介石交往的经历中还是第一次。

苏联两手策略

在没有得到莫斯科的明确指令，罗申在与张治中的谈话中没有对张的建议表明态度。但是，两周后，莫斯科给罗申的复电来了，赞成在国共两党之间做出某种安排。因此，1948年1月7日，罗申把张治中约到使馆，说明了苏联政府的意见。他表示：中国的问题确实需要解决，蒋介石要消灭共产党是不可能的。这场战争即使再打十年、十五年，也不会有结果。不但是我个人希望中国和平，我们苏联政府和领导人，也都希望中国能够和平。因为只有和平，中国才有希望成为一个和平、统一、独立、强盛的国家。如果南京政府有此希望，苏联方面可以考虑出面安排两党和谈。

罗申公开表态愿意出面调处国共冲突之时，国际形势发生了一些相当重要的变化。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1947年10月苏联等国共产党公开宣告成立了共产党情报局，两个月后，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则向国会提出了总数达几十亿美元的大规模复兴欧洲的援助计划。鉴于以美苏为首的两大敌对阵营明显形成，蒋介石毫无疑问不愿意给苏联人一个错误的信号，好像中国有可能站在苏联的一边。再加上，蒋介石估计，既然美国决心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欧洲以对抗苏联东欧集团，它当然也会帮助他在中国抵抗共产主义。因此，蒋介石很快就重新燃起了争取美援的热情。经过与王世杰等人商议，蒋介石提出了一个要求美国在4年期间援助15亿美元的雄心勃勃的建议。随后，王世杰和驻美大使顾维钧等即为此开始积极活动，四处游说，以求实现。在这种情况下，罗申的表态不免会遭到冷遇。王世杰就对蒋介石直言相告：此为苏联离间中美的一个阴谋，“决不可与之商谈”。

为了表明自己坚定地追随美国的决心，王世杰还在2月7日特意把司徒雷登请到家里，直接向他通报了罗申试图调解国共冲突的消息。他说：一个月前苏联武官罗申开始与中国官员探讨这个问题，但罗申的建议遭到了委员长本人的坚决反对。不仅如此，他还具体描述了头一天与苏联使馆费多林柯发生争执的情况。说：由于罗申的建议遭到反对，目前共产党正加紧进攻沈阳。显然，苏联政府估计国军难以抵抗共产党的进攻，势必撤出沈阳，苏使馆的费多林柯昨天专门来过外交部，要求保护在东北的苏联公民，以免在国军撤退过程中发生不测事件。王话中有话地答复称：苏联侨民会与其他友好大国的侨民受到同样的待遇，如果苏联不做对中国不友好的事情的话。费多林柯当场抗议说：苏联从未有扰于中国。王很不客气地回答：你们有必要考虑一下1945年8月苏军进入满洲以后都做了些什么。

蒋介石和王世杰等人的努力没有白费。就在王世杰向司徒雷登“交心”两天之后，美国政府就向国会提出了援华案，说明准备于1949年6月底以前以57000万美元援助南京国民党政府。王世杰所不了解的是，马歇尔在向国会提交援华案时，特别强调说明了援华与援欧性质之不同。他明确讲，援助低能、贪污、士气低落、难以自保的国民党必须保持一定的限度，否则将不得不在事实上接管国民党政府，承担无穷尽的义务和种种严重后果。而如果背上国民党政府不断失败的包袱，美国就难以在更为重要，更具有自由民主传统，因而也更容易应付和消灭共产党的西欧发挥作用。而在此后决定这笔贷款命运的参院的讨论中，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的参议员所持的态度也没有什么两样。参议员们的下面这段讨论也许更加传神：

乔治说：“我对中国是同情的。但是我担心5.7亿美元如果到了蒋介石手里就纯粹是浪费钱财。是这么回事，它是一场浪费。”

康纳利说：“对整个中国来说，给5.7亿美元就像给街角的乞丐一个小钱。中国弄得我够心烦的了。我怀疑你们是否能帮它的忙。”

洛奇说：“中国实在太大了。在希腊能实现的目标不一定能在中国实现。先生们，如果有朝一日要我们派军队到中国和俄国去，我们就完了。美国可没有足够的人力去保卫中国。”

康纳利又说：“我想对这个法案我还是得投赞成票。不过我知道那是浪费钱。它不会带来任何好处。”

范登堡(主席)说：“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事实，而不是理论。现在可不是谈理论的时候。众院一门心思要把军援写进法案，他们想把援华和援助希腊、土耳其等同起来，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要注意报界的批评，说我们无视中国，让它完蛋。众院现在把自己和中国扯在一起。如果国民党政府真完了，而我们参院又没有为他们做点什么，我们谁肯承担这个责任呢？现在的问题是要用最少的钱来应付这个局面。”

希肯罗泼说：“我想我们惟一能做的就是给他们点钱，但不要标明用途。不然就要和打仗扯在一起，那才真叫冒险，可真要天下大乱了。”

还不很清楚斯大林这时是否已经了解到美国官方的这种态度。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美国这时多数舆论对国民党的批评其实是一样的，谈不上有谁主张派军队到中国去帮助抵抗共产党。包括最激烈地主张援蒋的共和党众议员周以德、蒲立德等，充其量也不过就是主张要加强美国军事顾问团的作用和提供军事援助罢了。因此，莫斯科其实早就在大胆称赞人民解放军的胜利了。还在1947年4月，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就接连刊载署名文章，指名道姓地痛斥“国民党反动派”勾结美国反动派反对“中国人民革命军队”。1947年底和1948年初，《真理报》等苏联报刊，更是不断发表文章和消息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取得的一系列军事胜利，欢呼“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高潮”已经到来。

可以进一步证明莫斯科同情中国革命态度的，是我们许多年前就知道的斯大林这时的一则谈话。这就是前南斯拉夫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之一杰拉斯在回忆中记述的那段著名的言论。他记述说，1948年2月10日，当斯大林在与南斯拉夫党的领导人和保加利亚党的领导人谈话的过程中，因为讨论到要不要支持希腊共产党起义这件事，有人以中国革命并未遭到外国干涉为例，来证明美英未必一定会对希腊共产党的起义进行武装干涉。对此，斯大林答复说：“是的，中国同志取得了成就。但是，希腊的情况完全不同。希腊的地理位置是在西方国家重要的运输线上。美国直接插手这个地区—美国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大国。中国的情况不同，远东的形势也不同。诚然，我们也可能犯错误！抗日战争结束后，我们建议中国同志想办法同蒋介石协商，达成一项临时性的协定。他们口头上同意了，但回国后还是自己干起来了—集中了力量，狠狠地打击了蒋介石。结果证明，他们是对的，我们错了。但希腊的情况不同，要毫不犹豫地把起义收起来。”

斯大林的这次谈话，就发生在罗申表示苏联愿意调处国共冲突之后不久，罗申这时又正好在莫斯科。12天以后，他就被任命为新任驻华大使，似乎也并没有停止他的游说工作。注意到苏联报刊和斯大林的上述态度，不难想象罗申的和平使命未必带有阻止中国革命胜利的意图。从谈话中可以看出，事实上这个时候的中国革命已经成为各国共产党人备感骄傲和庆幸的事情。斯大林的态度也很明确，即肯定中国革命，并且相信由于中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内部的复杂情况，美国多半不会进行干涉。为此，他甚至坦率地承认自己在1945年8月战争结束时，因过分担心美国干涉而“建议”中国同志去同蒋介石妥协，是犯了错误。

实际上，斯大林这个时候对中国革命还有更为惊人和直白的谈话。

3月14日，斯大林在联共(布)政治局会议上明确讲：我曾经讲过，世界将会分裂成两个阵营。不仅如此，“近年召开的无数次会议早就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我们无法同反对我们的阵营达成协议，就如同水火不相容一样。当然，目前敌对而又和平的世界局势可能仍会维持较长的时间，但是，我要重申，冲突不可避免的时期将要来临。”为此，“我们应当毫不延迟地增强我们国家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准备应付任何不测事件。同时，我们应当有力地支持附属国和殖民地国家被压迫人民反对美国、英国和法国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在这方面，“我们最重要的王牌是并将永远是亚州。”而在亚洲，“中国解放运动的例子更是令人鼓舞的。我们认为，它已成为今后工作的典范。虽然，美国向国民党提供了大量的援助，但是在胜利的共产党军队的有力打击下，整个中国正在动摇。中国反动派已连遭败绩。受新生活感召的中国人民正在给那些投靠外国资本的压迫者以毫不留情的打击。人民解放军顺利地解放了新的城镇和新的地区。经过磨难和斗争，中国人民正在建造一个新的反帝的民主中国。我们的工作就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帮助我们的中国同志，直至他们能打败所有的敌人，与苏联友好相处，并开始一种新的幸福生活。”

罗申秘密使命

2月22日，罗申被苏联政府任命为新任驻华大使，当即返回中国。

就在罗申得到任命的几乎同时，希望国共停战和苏联准备调处国共冲突的消息已经在南京被炒得沸沸扬扬。

先是2月21日，美国合众社记者在南京发布消息称，司徒雷登大使对合众社记者发表了一项谈话，称解决中国问题的最好是实现和平。他希望南京政府和这个国家的所有集团，特别是有政治觉悟的反对党，自己组织起来寻求一项解决办法，而不是继续军事冲突。合众社记者由此得出结论，司徒雷登认为：“最有可能的解决是政府与共产党恢复谈判，寻求达成一项和平协议”。

第二天，合众社又有消息说：(一)据中国某权威方面告本社称，蒋主席已同意某高级官员之意见，与共产党重开谈判。(二)据可靠方面消息，苏联已经以间接方式提出和平解决两党冲突的建议：一、中共控制政府；二、国民党不受压制，但在政府占少数党地位；三、国民党军队的改编应完全由共军负责。据中国某高级官员说，政府决不以任何方式正式承认获悉此项建议，且可能否认曾获此项建议。彼称，此一建议系由苏联驻华某一不重要外交代表作非正式接触时提出的。不仅如此，据悉苏联方面还提议在莫斯科召开会议，邀请国共各派代表出席，按照苏方计划成立协议。他又称，这是苏联第一次提出结束中国内战的建议。但此项建议想系苏联对美国援华方案的对抗。(三)苏联驻华某官员已非正式地表示了苏联将参加调停中国战事。

但是，紧接着，南京政府外交部及行政院新闻局都发表声明，声称合众社所得到的消息纯系谣言，意图扰乱人心云云。司徒雷登也与中新社记者进一步谈话，否认他曾对合众社说过“解决中国问题的最好的可能是国民党与共产党恢复谈判”之类的话。

不论司徒雷登和南京政府如何辩解，有关和谈的消息在南京闹到如此轰动的程度，已经充分显示出国民党上层是有相当力量在企盼和平的。当然，由于要到4月才能最终决定美国援华案的命运，蒋介石不敢轻举妄动。他很清楚，美国人是为了反共才给自己援助的，不要说他并不愿意与共产党言和，就是想，现在也不是时候。所以，当有关蒋介石已同意某高级官员的建议，恢复国共谈判的报道一出来，他就急忙派自己的秘书长沈昌焕去找司徒雷登进行澄清。沈称，苏联武官罗申离华前确实向张治中和邵力子再度做出过愿意安排与共产党和平谈判的表示，但张治中随后进行的和平活动并没有得到委员长的同意。因为，委员长相信，苏联采取这一行动是其更大的世界性部署的一个组成部分。苏联正在朝鲜建立傀儡政府，自然也希望在满洲造成同样的局面。这样再包括外蒙古，就在东北亚形成了一个缓冲带。沈坚持说，不论是委员长还是中国政府的其他重要官员，都不希望或不相信这时有可能与共产党和解。

然而，这个时候司徒雷登拥有各种消息来源，他并不认真看待沈昌焕的解释。在向国务卿转报沈昌焕的说法之后，他指出：未必能够完全相信沈焕昌的说法。因为有证据表明，张治中至少经委员长默许，向苏联人了解过在停止内战方面需要采取什么步骤。如果请求美国给予的特殊类型的军援没有很快到来，据信政府是可能利用罗申将军这个渠道，接受苏联调停内战的。值得注意的是，司徒雷登并不认为由苏联出面调停是一件坏事。他强调说，苏联的调解可能造成的形势也许对我们有利。因为从美国的立场出发，这至少会减少可能发生的灾难，即避免出现一个完全由共产党统治的中国，至少会给我们留下一个友好的华中和华南，我们可以有效地参与这些地区的发展，加强那里有朝一日可能成为收复中国其他地区的基地。如果没有这个基地，我们就无法阻止共产党的洪水席卷整个亚洲大陆。

不难看出，这个时候首先，也是真正有心想要沿长江搞“南北朝”的，其实是美国人，而非俄国人。

4月2日美国参众两院举行联席会议，通过了《援华法案》，为期12个月，总数为46300万美元(后又削减了6300万美元)，但只同意将其中的12500万美元交由“中国政府自行规定其使用”，其它只能用于经济方面。次日，杜鲁门正式批准实施这个法案。但无论如何，钱既然到了手，蒋介石就再度看到了希望，他的腰杆儿也就进一步硬了起来。

9日，因为“选举”总统和“竞选”副总统而一度闹得不可开交的国民大会终于闭幕了。在闭幕式上，蒋介石又信誓旦旦地重弹起消灭共产党的高调来了。他声称：经济和军事，诚然有若干危机，但远不如外界所传之甚。所以会传言纷纭，完全由我们自己造成恐惧，是受共党造谣而动摇。保持东北绝对没有问题，就是活跃在黄河以南的共产党军队，其实只要半年时间就完全可以肃清。有人说过不到6年共产党就会控制中国，我敢断言，不要说6年，就是60年共产党也没有力量控制中国。

进入到1948年4月份以后，不管蒋介石讲得多么天花乱坠，恐怕也很少有人真信了。4月以后，国民党的军事形势不仅没有好转，而且进一步恶化。各种传言自然也就大行其道。4月下旬，两位自称与共产党来往密切的民盟人士甚至悄悄告诉司徒雷登说：共产党有3点声明：(1)如果委员长撤退军队，和谈可以恢复；(2)如果承认目前的“国大”是非法的，且委员长不做政府领导人，仅保留其他任何职务，和平亦有可能；(3)如果委员长坚持不放弃内战作法，周恩来建议，在执行反政府的破坏计划时，采取吸引自由主义者和人民的政策，直到委员长认识到形势为止。司徒雷登由此得出结论称：上述条件表明，如果委员长不领导政府的话，共产党是希望谈判解决的，他们愿意与政府和谈。而在他看来，罗申大使也负有相同的使命。

苏联真实意图

共产党真的希望在上述条件下和谈吗？罗申主张和平，是否意味着莫斯科认为只要蒋介石下台，就可以停战呢？值得注意的是，5月22日苏军对外作战部主任给远东苏军马纳加罗夫中将的电报，并不这样认为。电报说：鉴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快速进展，我们正在制定新的任务和新的目标。就我们而言，中国反动分子获得胜利将极大地增强美帝国主义在东亚的地位。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这也就是为什么不久前苏联政府决定加强我们对中国人民解放运动援助的原因。“根据以上所述，你应当立即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取得联系并且以尽可能快的方式了解他们现在的具体需要。从6月1日到9月底，我们将沿伊尔库茨克到满州的边界线，集结大量的军火、服装和汽油以提供给中国人民解放军。轻型和重型坦克、各种口径的机动炮以及飞机装备也将提供，使用这些武器和装备的中国人员已派往我们这里接受训练。”“波克罗文少将已被任命管理这些物资，他归你领导。一旦你收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关于他们军队的具体需要的书面清单，你可以立即满足他们的需要。此外在伊尔库茨克，现在正在建立一支顾问团，它由我军一些在卫国战争时期获得丰富作战经验的高级军官组成。一俟组建完华，顾问团将立即派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顾问团的所有苏联军官将归费坚科中将领导，他已被任命为苏联顾问团团长。”

在这之后的电报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知道上面这封电报中所提到的帮助都已经在具体实施之中了。除了相当数量的武器装备以外，为了帮助东北野战军的迅速推进，莫斯科这时还应中共东北局的要求，派出了以茹科夫廖夫为首的大批铁路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连同必须的技术设备来到东北，帮助修复铁路，做到“解放军打到哪里，铁路就修到哪里”，有利地保证了解放军在东北地区的作战需要。莫斯科这时要求负责提供后勤帮助的苏军将领马纳加罗夫：“以任何代价帮助(中国人民解放军)消灭敌人”。因为“这对于我们确立在远东的地位是绝对必须的。欧州严峻的政治形势使我们受到了与美国及其盟国发生战争的威胁，所以我们应当在一切地方做好准备。国民党因仇视共产党而被迷惑了双眼，看不到他们正在落入灾难的边缘。由于事关我们西伯利亚边境的安全，我们没有选择。我们希望中国是一个与苏联友好的国家，而不是一个政治上和经济上受国际资本主义者奴役并敌视我们的国家。”

不难看出，苏联这时并非对中国革命的胜利持消极观点。恰恰相反，由于在欧洲面临着强大的压力，莫斯科更渴望看到远东的中国掌握在共产党人，而不是掌握在国民党人手里。由此可知，在苏联方面秘密协助人民解放军发动大举进攻的情况下，罗申的使命很大程度上恐怕是莫斯科为了欺骗美国而采取的一种外交掩护行动。之所以要这样做，则与斯大林一贯的谨慎有关。他曾明确主张，在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中，不要被成功冲昏头脑，要看到胜利中可能包含的危险因素。从当时国共两党军事政治力量的对比来看，斯大林所谈到的危险因素显然不会是指国民党，而是指美国。换言之，斯大林这时大概对解放军能否顺利夺取全中国还没有十分的把握，他也确实害怕美国人会找到推翻雅尔塔协定的口实，因此希望以这种外交行动来表示苏联并没有支持中共夺取全中国的意图，从而以此来牵制美国干涉的可能性。事实上，在1948年秋冬以前，不仅斯大林还估计不到中国共产党何时能够夺取全中国，就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也认为夺取全国胜利至少还需要几年时间。美国人的看法大致也是如此，他们不仅认为苏联并没有直接向中共提供军事援助，因而坚持限制对国民党的军援，生怕刺激苏联采取同样的作法。与此同时，马歇尔和司徒雷登等人也都认为，共产党的优势主要集中在东北、华北和华中，长江以南至少在一段时间以内还是国民党的天下。

不论出于何种目的，罗申回到南京以后向国民党人传达的信息始终是时断时续和令人迷惑的。6月4日，据国民党国防部的官员称，罗申表示希望中苏两国能在有关对日和约问题上采取一致立场。为此，他声称，苏联可以增加对中国的商业贷款，设立能使双方受惠的在中苏边界共同开发的经济项目。因为，苏联愿意在中国广泛投资以抵制英美帝国主义的影响，愿意看到中国像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那样实现工业化。他同时威胁国民党，如果不接受他的建议，苏联将不得不沿着中苏边界建立“缓冲区”，以保卫苏联国家安全利益。间歇了两个月以后，罗申才又在8月25日与王世杰的会晤中，重申了苏联希望调解国共冲突和向国民党提供物质援助的意向。至于为什么在共产党逐渐占据军事优势的时候，莫斯科不支持共产党，反而愿意帮助国民党，司徒雷登得到的解释是：罗申强调这是因为他们害怕毛泽东成为“亚洲的铁托”。

没有资料证明司徒雷登得到的谈话究竟是不是可靠。考虑到苏南关系这时刚刚破裂，相当一部分苏共领导人对毛泽东也将信将疑，司徒雷登的这个消息未必全都是捕风捉影。不过，至少在这一年夏秋，莫斯科始终在加紧向东北解放军提供各种帮助，而毛泽东这段时间也在与斯大林频繁通电，讨教有关建立新中国的各种问题。因此，罗申的使命恐怕多半还是斯大林的障眼法。

有关罗申使命的种种猜测，在解放军发起全面进攻之后，已经不大能够听到了。因为，当9月24日解放军占领济南，以及夺取东北的辽沈战役打响之后，罗申再也没有主动做过希望调解国共冲突的表示了。

11月2日，东北最后一个大城市沈阳被解放军占领。国民党不仅损失了几十万精锐部队，而且丢了整个东北。眼看华北就要成为解放军的囊中物，淮海战场上又陷入困境，国民党高层领导人都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已经回到乌鲁木齐的张治中再度成为和谈的主倡人。他直接从新疆上书蒋介石，力劝蒋从谏如流，赞同和谈。蒋介石这时也顾不了自己的面子了，一面手忙脚乱地召集会议推测东北解放军下一步将会如何行动，一面打电报把张治中从新疆召回南京，要他去向罗申大使游说和平。想不到这一回罗申反倒端起了架子，王顾左右而言他，推三阻四地不肯表态。于是，监察院副院长刘峙、副总统李宗仁、国府委员邵力子，再加上张治中……，国民党人像转风车一般，几乎是轮流去苏联大使馆做工作。只不过，这个时候罗申的和平使命已经不复存在，况且形势也已经由不得罗申或莫斯科来起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