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药老板的自赎：他拯救了被药费拖垮的国人

“领导，我求求你，别再查假药了行么。这药假不假，我们这些吃的人还不知道么？我吃了三年正版药，房子吃没了，家也吃垮了。现在好不容易有了便宜药，可你们非说这是假药。不吃药，我们就只能等死。我不想死，我想活着。”一位患有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老妇对警察痛苦又无奈地哀求着。

这段对白，出自中国大陆最新上映的电影《我不是药神》。这是一部票房、口碑俱佳国产电影：在点映期间票房过亿，上映第一天已经有十多万中国网友给出了9.0的高分。作为一部有可能成为现象级电影的作品，它切中了许多中国人的要害——生老病死，是每个人内心的隐忧与伤痛。

高昂的药费随时有可能拖垮一个殷实家庭（图源：VCG）高昂的药费随时有可能拖垮一个殷实家庭（图源：VCG）

徐铮在电影中的演出被认为是“教科书级别的表演”（图源：VCG）徐铮在电影中的演出被认为是“教科书级别的表演”（图源：VCG）

摇摇欲坠的中产

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年初那篇刷爆朋友圈的《流感下的北京中年》，即使是平时被视作殷实的中产家庭，也在面对突如其来的病痛面前无力无措，而因病倾家荡产的真实案例绝不在少数。

许多读者也许不是中产，但对这篇文章的读后感是一致的：感到脊背冒冷汗。他们不得不承认，如果这样的“流感”或相似严重的大病临头，他们同样没什么胜算。正是这种痛苦的提醒与认识，让他们产生了共鸣，它是共享的哀鸣。

在一般的学术描述下，中产阶级是以理性着称的，趋利避害，甚至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但一旦被家中“病人”拖入无边无际的医疗生态中，就发现要花费前所未有的力量去聚拢“理性”，但所有基于理性的选择，真的是“理性”吗？作者在扪心自问，读者也找不到答案。

流感下的中年，是中产阶级的中年，是中国国情下的中年，所以通感丛生，让读者的心神难免摇曳生姿。如果“流感”正是中产危机的隐喻，风要往哪个方向吹？在ICU外计算卖房款能顶多少天费用，上有老下有小的不安中产，不进则退，又要在不完美的中国何去何从？

保护创新还是保护人民

2014年，慢粒白血病患者陆勇因帮助上千名病友购买印度仿制瑞士抗癌药“格列卫”，而被湖南省沅江市检察院以涉嫌“销售假药罪”提起公诉，493名白血病患者联名写信，请求司法机关对陆勇免予刑事处罚。2015年1月，检方最终做出撤诉决定，陆勇无罪释放。

这一事件成为电影《我不是药神》的故事原型。电影热映，但事件背后的问题仍然困扰着人们。

在中国，因国内的药物价格高昂，很多无法负担正规渠道药品的患者转而选择从印度等国代购仿制药。然而，这些仿制药并未获得中国国内药监部门的审批，属于“假药”。

此假药非彼假药。仿制药和其他山寨产品相似，它比起专利药最大的优势就是价格。仿制药的平均价格只有专利药价格的10%，对于动辄每月花费上万的抗癌药来说，仿制药这个选择非常有吸引力。 仿制药之所以便宜，是因为它几乎完全没有研发成本，省了动辄几亿美金的研发经费和数年的研发时间。

但如果不给专利药市场垄断的机会，让药厂看到新药可能的暴利机会，药厂是不会有任何动力做科研开发新药的。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大家都卖仿制药，或者拿钱来投资房地产，制药本身不会有创新和进步。

为了整个社会新药研发系统的持续运转，专利药必然贵， 甚至必须贵，才能维持对创新药厂的吸引力。期待专利药降到和仿制药一个价是不现实的。

有人指出，这里最根本的问题不在于专利药是不是太贵，而是能否有更好的系统帮助低收入患者出这笔钱。药厂可以改变药物开发模式，降低成本；政府应该推动本土药物开发，增加竞争；个人可以提前购买大病保险，避免侥幸心态；而社会上的公益组织更应该发挥功能，帮助切实需要的人群接受最基本和最有效的医疗。

值得一提的是，《我不是药神》有意无意地不去触碰这类问题的红线。电影的矛头没有指向制度，也没有指向医药公司，而是取巧地指向了人心。医药公司代表有他们的立场，警察站在自己的执法立场上也没有错，印度仿制药治病救人，但也的确不符合法规。没有谁是绝对的好，也没有人是绝对的恶，这是规避风险的方法，也不能说不是现实。

保护制度还是保护人民，暂时还没有正确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