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强东疑性侵后的政治人设问题

综合媒体报道，中国电子商务巨头京东创始人刘强东最近在美国因涉嫌性侵一名明尼苏达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被捕。明尼苏达警方官网的有关记录显示，刘强东于8月31日晚间因“性犯罪指控”被捕，9月1日下午被释放。目前状态是，释放等待正式指控。若要性侵罪名成立，检方需要三个要素，包括性行为、缺乏同意、使用强力。北京时间9月3日晚间，京东官方证实，刘强东已回到中国，但仍需等待美方传唤。

中国坊间有“阴谋论”称，刘强东此次可能是被人设计构陷入罪。按照明尼苏达州的法律，如果性侵罪名成立，刘强东最高可被判处30年监禁。在中国，刘强东在政治上已成为新一届的全国政协委员，同时兼任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他曾亲自前往延安感受革命文化，并受访表示共产主义在他这一代即可实现。如此注重政治人设的成功企业家，却意外在美国遭遇性侵犯罪指控。一旦被定罪，中国将知名企业家纳入政治进程的努力，即将面临尴尬处境。

中国官方按照“套路”向刘强东赋予政治身份

2015年10月17日，中国全国工商联、中国国务院扶贫办、中国光彩会启动“万企帮万村”项目，2017年11月28日，刘强东开始担任河北省阜平县平石头村名誉村长，计划让当地村民迅速脱贫。同时，开始担任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2018年3月，刘强东成为中国第十三届政协全国委员会成员，并就电子商务扶贫提交提案。

2018年3月，刘强东以中国全国政协委员身份出席“两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外接受采访（图源：VCG）

据了解，中国全国政协委员不是由选举产生，而是通过提名推荐、协商确定建议名单、政协常务委员会会议通过、公布等几个环节产生。刘强东获邀加入中国政协全国委员会，并不是终身制“职业”，如果严重违反章程或全体会议和常委会的决议，就会被撤销资格。在公众印象中，刘强东一直扮演创业导师和道德楷模角色。2018年3月份，刘强东曾告诫年轻人要走正道，不要创业成功赚钱以后，反而因违法犯罪做牢，否则老婆孩子就会带钱跟别人过。

刘强东政治嗅觉敏锐。今年6月4日，延安本地资讯博主@延安这几年发布了腾讯公司CEO马化腾与京东集团CEO刘强东身穿当年红军服，头戴八角帽拜访中国革命圣地延安照片。两家公司官网均高调声称两人去感受革命文化。

据美国媒体7月份报道，刘强东还卷入了2015年澳大利亚一起性侵案，当时其要求当地法庭将其姓名保密，但被拒绝。近日这起性侵指控显示，刘强东一方面对于政治颇为敏感，但所涉指控也让其名流富豪的生活方式意外浮现。中共向其赋予的政治荣誉属于既定套路，不少私营企业家成为中国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一方面是获得官方力捧，另一方面是面临多方犯罪指控，中共对企业家的政治安排已陷入尴尬。

企业家始终难获民间信任

中国另一家电商巨头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在2016年接任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主席职位时表示，以前做老师时也不太看得起商人，有人说商人基本上无商不奸。但干这么多年做企业、做商业以后，我深深为这个阶层和群体感到骄傲。这个群体其实很不容易，在中国做企业有成就感和责任感，却是不太被人认同的阶层。他还表示，企业家在做重大决定的时候，一定是跟钱没有关系，跟道德、价值观、社会责任担当有关系。

分析认为，这番表白与中共官方的意识形态有关，即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资本所有者全都唯利是图，如果“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加之中国数千年来重农抑商的传统，商人在士农工商四个阶层中一直敬陪末座。

更有甚者，马云、柳传志等人在中国杭州牵头成立“湖畔大学”时，也遭到中国民间猜疑，认为该大学产生标志着危险的政治信号，即资本巨头正在合流，精英前台人物不甘于被操控的命运而要想“独立自主”。柳传志就此发文为“湖畔大学”正名称，社会上有股风将矛头直指民营企业家阶层，把社会两极分化、贪腐和环境破坏的根源，都归结到企业家身上，甚至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认为改革开放出了新兴资产阶级，正在兴风作浪。其实早在2013年，柳传志就曾呼吁，要给民营企业家明确的政治身份，承认他们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道路的一群人。2016年中国全国两会期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参加中国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时就政商关系提出，要建构“亲”“清”的新型政商关系，但对于一般民众应对企业家群体持何种态度并未着墨。

“三个代表”开放企业家入党 但政治人设仍空白

2002年写入中共党章的“三个代表”理论，为中共放手吸收民营企业家扫清了道路。为表明信仰，刘强东过去一年也多次发表有关“共产主义”的言论，认为经过两三年的技术布局，发现共产主义在这一代即可实现。机器人把工作都做了，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人类可以享受，做点艺术性、哲学上的东西。国家可以将财富分配给所有人，没有穷人和富人之分。

2015年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激发企业家精神。中共中央、中国国务院在2017年出台了《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更多是从经济层面鼓励，改善营商环境。对中国企业家进行政治安排，仍要通过中共各级统战部门的“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部门进行个案处理，中国的企业家阶层仍无明确的政治晋升通道。这或许与马克思主义认为，企业家赚取劳动者剩余价值的道德困境有关。企业家去政府、党委实权部门任职裹足不前，不少企业家希望通过提倡儒商、中国式管理等方式，以传统的“圣人之道”化解官方意识形态中有关剥削阶级的指控。

企业家政治晋退通道或成治理现代化标志

分析认为，目前，民营企业家所能摘得的政治头衔表中，中共全国党代会代表的含金量最高，但目前仍无民营企业家成为中共中央委员。即便如此，马云担任联合国助理秘书长职务，与各国政要会面机会还多于中国各省的封疆大吏，这种“有实无名”——有实际政治影响力，却无政治头衔的现象则显示，中共对企业家的政治安排缺乏晋升通道，或是其未能与时俱进的标志。美国总统特朗普从一介商人一跃成为政治领袖，中共官方应考虑将企业家推向实职。

理念层面上，在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已经现代化的国家，不少企业家都具备治国理政能力。现实层面，如果刘强东最终不能自证清白，投资者压力或使其退居企业管理幕后。中共在舆论压力之下将刘强东的政协委员头衔或留或免，仍有待观察。中国政协是统一战线的组织，此事反映出该机构吸纳成员或多或少有政治酬佣性质，企业家群体的政治人设仍在探索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