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左派言论一再涌现，要为计划体制代言？

近期，中国社会被两篇左派文章扰动的心神不安，一篇是某财经人士吴小平的《私营经济离场论》，呼吁中国的私营经济应该退场，让位给公私合营的公有制经济。而另一篇是借中国人社部副部长邱小平之名篡改的《中共领导工人共同管理民企共享民企利润》，则更为直白地宣扬中共要和工人分享私营企业的利润。

在很多人看来，它们都是一种错误言论，却在中国社会散布一种私营经济前途未卜的恐慌和不安。中国改革开放已40年，可诸如此类的“左派”思想，为何一再出现并总能引发社会恐慌？

为何左派言论一再出现？

早些年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网络媒体上有乌有之乡作为左派的大本营为其摇旗呐喊，而后又有左派官方学者王伟光在媒体上宣扬“阶级斗争永不熄灭”，再到人大教授周新城发文鼓吹“消灭私有制”，乃至近期的吴小平所谓的“私营经济离场论”，乃至“共享民企利润”，从政治、经济到思想领域，似乎每年都有左派的言论充斥着舆论场。

左派思想在中国主要表现为经济上反对私有制，反对市场经济，主张搞绝对的国有化，公有制，政治上主张阶级斗争，搞阶级专政，社会上搞民粹主义的平等，思想上鼓吹意识形态斗争。左派思想的极端化在中国历史上造成一系列历史悲剧，大跃进、反右运动、农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等等。

对于这段极左历史的记忆和反思，成为后来改革开放的主流共识。邓小平就是从反对“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思想开始“改革开放”，最终确立了在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的道路。

但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的母体上，本身就遗留了“左”的基因，而中国改革又实行的是渐进式的双轨制改革，导致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两种逻辑同时存在。在改革推进的过程中，两种体制力量互相博弈，形成左或右的立场。这不仅表现在政治上，还散布在经济、社会、思想上。

种种左派的言论其实不过是中国自身体制中某种政治经济力量的表达方式。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一切思想都不过是社会存在的某种反映。只不过有些左派的观点在特殊的时期会变的非常极端，从而不自觉地坠入极左的立场。

由于这些极端的立场在平常时期被更为中道的理性所克服，它们并不会受到社会主流的重视，但是越是在经济形势困难，社会矛盾突出的时期，左或右的极端言论就开始抬头。左派言论在近期中国的兴起也是如此。

习近平在中国东北考察，释放出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积极信号（图源：新华社）

极左思潮：保守力量的代言？

近年来，在经济下行大背景下，中国对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转型，使得中小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恶化，它们被迫成为最大的牺牲者。尽管政府出台各种扶持中小企业的政策，但国进民退的状况不断强化。而一些政策设计的不协调往往加重中小企业的负担，比如运动式的强化金融监管造成民营企业的资金链紧张，融资困难，甚至一些企业因资金链断裂而倒闭；环保督查整治环境问题无可厚非，但执行中对中小民企造成重大的打击。社保入税改革的仓促出台也造成企业者对社保追缴的恐慌。

这种局面可能并非政府的初衷，而可能更多是执行扭曲的问题。但在这种社会焦虑的氛围中，社会舆论的极端左派声音借助这种社会恐慌开始借机发声，比如消灭私有制、公私合营、民营企业离场论等，尽管它们都是一种政治投机，并非中共高层信号，但却加剧了中国的中小民营企业对未来发展方向的焦虑。

这种极端左派在中国政治上的表现典型的就是薄熙来曾在重庆发起的“唱红打黑”。他在政治理念上试图回归毛泽东时代，通过唱红歌、打击黑社会、推行社会福利，以迎合民众民粹主义情绪，但在暗地里却践踏法治，在打黑的同时也打击了许多合法的私营企业主。

与此同时，在思想舆论上，以乌有之乡网站为代表集合了一大批左派的学者为其造势，他们借助社会对于贫富分化的不满，和市场化过程中的私有化弊端，借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化之名，攻击市场化改革，鼓动绝对平等的民粹思想。

左派对社会弊端的诊断并非毫无道理，化解贫富分化，提倡社会公平，推进社会福利，都是社会可以接受的，但社会反对的是那种极端左派，即民粹主义的左派。总体上他们开出的方案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反而形成一种反对改革开放的思潮。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所走的双轨制由于权力与市场的结合造成一种扭曲的权力市场体制。受制于既得利益势力，许多年来改革停滞不前，社会贫富分化加剧，社会固化严重，积累了大量的社会矛盾。但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改革这种权力扭曲的市场体制，进一步完善市场体制，将干预市场的权力限制在法治的笼子里，建立更为平等、公平、法治的市场经济。而不是走回极左的老路，不是否定市场经济，重新回到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也是主张重回计划经济时代的极左思想不被社会认可的主要原因。

这种情况下，极左思潮不时泛起，既是思想意识形态化的表现，更是中国政经体制在现实改革进程中的扭曲反映。极左言论的背后，看似迎合民众对社会不公的心态，但在某种程度上为阻挠市场化改革的保守势力在辩护，维护的是残留在双规体制中的计划体制残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