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力为民企正名，文件起草胡乔木不参加

中共建政后，私营经济因其“剥削”性质，其在中国经济舞台的“退场”命运已经确定。1956年，中共成功对中国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把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目标。改革开放后，私营经济逐步得到正名，开始发展壮大。中共前领导人胡耀邦在中国私营经济“回归”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82年，胡耀邦出席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主席台就座（图源：VCG）

1955年，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写下按道：“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由此兴起。直到1980年，中共决定，应届毕业生不再上山下乡，上山下乡运动就此终结。

之后出现知青返城大潮。1980年代初，约有1，400 多万知青回到城市。他们大多成了“待业青年”。私营经济的“回归”最初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青年的就业问题。

1979年、1981年中国政府先后出台文件，先是允许个体户的存在，“但不准雇工”。后又规定雇工人数不能超过5个。但总体上，允许私营经济发展的政策大门慢慢打开了。

当时的中国，文革结束不久，“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成为中国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固有认识。经历了“兴无灭资”共产主义教育和极左风潮的洗礼，人们对私营经济多存在偏见，甚至“谈私色变”。从事私营经济的人多不被尊重过，甚至遭到歧视和训斥。当时，社会普遍认为个体户从业者都是刑满释放人员。

中国个体户第一人姜维曾这样形容自己当时的处境：“那时候，经常有不满20岁的工商部门工作人员让我站着，像训儿子一样训我。” 老朋友老战友约他见面，他不好意思去，因为自己是个体户，“低人一等”，没脸见人。

在这样的背景下，1983年8月，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和万里、习仲勋等中共其他领导人，在中南海接见了300多位中国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安置就业的先进代表。

在座谈会上，胡耀邦发表了著名的《怎样划分光彩和不光彩》的讲话：“我认为社会上有一群从事个体劳动的同志们，他们扔掉铁饭碗，自食其力，为国分忧，他们是光彩的。什么是光彩？为人民服务最光彩，为国家分忧很光彩，自食其力最光彩。”“我请同志们传个话回去，说中央的同志讲了，党中央重视干个体自食其力的人，他们都是光彩的。“

这是”文革“结束之后，中共中央对私营经济最明确的一次表态。

中国私营经济从业者从此甩掉自卑心理，腰板直起来。姜维受到鼓舞，”生意“越做越大，1984年2月，他准备与港商合作搞合资经营。但当地政府相关工作人员”查遍有关中央文件，也看了宪法，都不允许个人与外商合资办企业。“得不到批准，姜维决定到北京”找政策“。

姜维的公司能不能成立？当时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海关总署、对外经济贸易部、国家工商总局等各个部门20多名代表一起开会讨论。姜维后来回忆：“为了我要办公司惊动了如此多的部门来论证研究，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从未有过的。”他觉得自己把事情捅大了。即便如此，姜维的问题还是没能解决，“由于历史原因，有些政策性的问题解决不了。”

事情的转机来自胡耀邦的表态：让他先试办一下。于是，1985年4月，姜维得到中国国务院特批，拿到了文革后中国首个私营企业执照。

为支持民营经济发展，1984年胡耀邦主持制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简称《决定》）。他要求“一定要写进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然而这一过程并不顺利，同年7月至8月间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胡耀邦对《决定》的起草工作表示不满。随后，为减少左倾思想对起草工作的干扰，胡耀邦调整了文件班子，负责人袁木被撤换，一些思想比较开放的人加入起草小组。而自始至终，胡乔木、邓力群等都没有参加。

1984年10月，经过9次修改的《决定》最终在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中国私营经济发展得以“名正言顺”。1988年4月，中国宪法载入有关私营经济的条款，中国私营经济获得了平等参与社会经济生活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