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向左转”的民间焦虑 中南海该反思什么

近期，“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在北京的开幕，宣告中共对于改革开放的官方纪念活动的开始。但是在官方舆论场盛赞这场“伟大变革”为“壮丽史诗”的同时，民间舆论场却呈现出另外一种景象——从涉及基层治理的“枫桥经验”引发的“习毛并列”疑问，到重庆、福建与浙江的高考“政审”让舆论担心中国是否要重回文革或“成分论”，再到前不久刚被平息的民营经济退场论……外界对于中共向左转的担忧与警惕似乎从未停歇，但凡有一点风吹草动，这种担忧就呈“燎原”之势迅速发酵壮大。

为什么改革开放已经40年，这种忧虑或者说恐慌还这么容易出现？《空穴亦能来风 中国民间“左转”恐惧为何蔓延》已经有了相对详细的描述。对于中共而言，要认识到这种焦虑和恐慌情绪的存在，无论对于中共的执政党形象还是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都是一种损耗。它是中共高层或者说作为中共总书记的习近平应该面对并解决的问题。

北京时间2018年11月1日，习近平等中共高层专门召开了民营企业座谈会之后，喧嚣很久的民营经济退场论立刻烟消云散（图源：新华社）北京时间2018年11月1日，习近平等中共高层专门召开了民营企业座谈会之后，喧嚣很久的民营经济退场论立刻烟消云散（图源：新华社）

改革本就艰难 共识才是最大动力

纵观几千年历史，粗略地讲，大概每隔四、五百年，中国的历史上就会出现一次改革的高潮。中国古人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某种角度上看更像是五百年必有“改革兴”。历史到底是偶然还是必然，这是学界一直讨论也一直各有各说的哲学问题。而大多数人都认可的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改革中，除了“一头一尾”——秦代的商鞅变法以及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成功了，其他全都失败。

究其原因，无外乎任何改革都意味着改变现状，因此，改革最大的受损者必然就是既得利益集团，因此他们也是改革最大的阻力。就如近期的“民营经济离场论”，中国从2012年开始经济增速变缓慢，民间焦虑已经开始出现，而2018年爆发的中美贸易战更是让这种焦虑加剧，如果任由“民营经济离场论”发酵，必然打击民营经济的发展信心，对于本已压力重重的中国经济无异于雪上加霜。

面对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尽量获得大的支持力量是改革者必须的选择。当恐慌和焦虑情绪蔓延，改革动力必然被损耗，这也就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为何要在2012年12月到广东第一次南巡时，就对外讲话“凝聚共识很重要，思想认识不统一时要找最大公约数。”

焦虑加大官民对立 损害执政党权威

但是，正如习近平自己在2012年12月赴广东考察讲话中所称“凝聚改革共识难度加大”。为什么？因为目前中国官民两个舆论场并行存在、互不协调的尴尬情景由来已久：官方通过主流媒体传播自己的理念，远离政局的民众不感兴趣甚至不相信官方信息；而普通民众要想接收的信息或表达的内容，则又经常受到官方审查机制的封禁。

两个舆论场的撕裂与中共宣传体系固守宁左勿右的保守思维有着直接的关联，“不求有功，但求无错”，这也是今天中共官场弊端的一大特征。党媒《人民日报》旗下子媒体的微信账号“侠客岛”也曾发文认为，中国两个舆论场的存在，“原因就在于我们传播机构的话语世界与老百姓的个体经验世界产生了偏差，甚至非常严重的对立”。

就如重庆和福建的高考政审之说出现后，网络流行的文章《政审你大爷》中“人家的政府，知道自己是谁，知道是谁养活了谁，谁该为谁服务。”所折射的那般，官民舆论裂痕加大，输家只能是中国政府以及掌控政府的执政党中共。因为它会导致改革号令发出之后，民间缺乏响应。造成改革被架空的局面。

改革再出发 中共需要有所改变

虽然有关“民营经济退场论”的之说，在习近平北上与南下以及座谈会后得以一定程度的纾解，但是如何避免更多诸如此类的猜测和怀疑变成话题占据中国改革的舆论场，是中共甚至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应该进行面对并解决的问题。

首先要面对的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中共至今没有解决一个理论难题：共产党究竟要不要消灭私有制？

如果说毛时代对于马克思的中国化，局限于历史和客观原因还只是简单的遵从，而邓时代因应于中国的社会现实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了紧急纠偏，承认了私有制和民营经济的合理性但是依然没有从实践升华到理论。那么到了今天的习近平时代，中共有必要也有能力将《共产党宣言》中“消灭私有制”的诸多前提和假设以及不适宜中国的地方讲清楚，这也是已经提出一年且写入中国宪法的“习近平思想”该有的底气和底色，而不是任由各方势力将这一思想外延和内涵掏空。

其次是模糊不清的意识形态。为什么中共十八大至今舆论层面不断涌现对于中国政治“左转”的担忧，以及中国姓资姓社的再疑问？究根问底，是中共一直对“左右”避而不谈最终导致意识形态走向模糊不清的结果。

向左走还是向右走，姓资还是姓社，邓小平当年以88岁高龄南巡时说得很明白，“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至于姓资姓社，从改革开放第一天起，这个争论就是一切思想问题的中心，直到邓小平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并直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所以才有了中国过去40年令世界刮目相看的经济成就。

对于今天的中共领导层来说，在信息技术的倒逼下，已经无法做到“不争论”，中国也已经不再是邓时代一味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初级阶段，所以面对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尤其是意识形态层面的乱象与争论，有必要很坦诚地说清楚，而不是一味地防与堵。

吃一堑长一智，为了避免更多类似的舆论乱象再起，混淆视听，中共尤其是习近平有必要分阶段性地对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尤其是容易被曲解的一些政策进行反复的宣讲，表明中南海的立场和态度。这样的“确定性”，不仅能在很大程度上化解民众的积怨和焦虑，也能避免因政策导向不清致使中共威信和政权信任度被损耗。此前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60项改革举措，十九大对于中国阶段性目标的表达，就是很正面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