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场上的薛定谔 比他的盒中之猫更善变

众所周知，量子力学是大学物理系的专业必修课，物理系的学生没有不知道“薛定谔方程”和“薛定谔的猫”理论的。薛定谔的学术成就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在不到50岁，他就获得了“诺贝尔奖”和“普朗克奖章”的双料殊荣。但当问及薛定谔究竟是个怎么样的人，恐怕所有物理系同学都会耸肩摇头。毕竟连维基百科都羞耻于录入这段“逸事”。

薛定谔于1887出生于维也纳。他的父亲经营着一家小油毡厂，他的母亲是英国和奥地利的混血儿，优渥的家境使得薛定谔从小就过着“小开”的生活。与其他孩子不同的是，薛定谔的父亲为他请了私人家庭教师，薛定谔直到十一岁才进入公共教育系统学习。此外，他的语言天赋惊人，热衷于学习法语和英语，同时也培养了对古典文学的兴趣。薛定谔是这样评价自己的：我擅长所有学科，热爱数学和物理，特别喜欢剧作。年轻时的薛定谔是维也纳剧院的常客，但他可能不会想到，在仙逝四十年多后，以自己的私生活为原型创作的戏剧仍在上演。

剧作家里奥丹，从薛定谔那里汲取到灵感，创作了一部关于战时都柏林的“邪恶幻想型音乐剧”。这部完成于2004年音乐剧，在同年登上了的都柏林科学节，并在十二天内反复上演。此外，还有一部名为《薛定谔的女朋友们》（Schrodinger's Girlfriends）的喜剧广为流传，专门描述了他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虽然剧作属于艺术的范畴，与现实有较大的出入。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反应了当时薛定谔极其混乱的私生活。换而言之，薛定谔的私生活本身就可以被定义为一部艺术作品，其精彩程度或许远高于戏剧作品的剧情。因为没有任何人知道薛定谔到底有几个女朋友，又有多少私生子，他的私生活如同量子学说一样，永远无法知晓精确的答案，留给世人一个谜。

事实上，薛定谔是个坦诚的人，他毫不忌讳地谈论自己的私生活。他是这么评价自己的情妇们的：“可怜的人们，她们给我的生活带来了欢乐，也给自己带来了无法安置的孤寂。”

背井离乡的牵挂

从1936年开始，薛定谔就职于奥地利的一所不知名大学授课。两年后德奥合并，他对纳粹的批判触怒了当局，很快就被大学以“政治不正确”为由解雇了。随后，他带着妻子安妮，搭乘火车逃往了罗马，在逃亡的过程中，为了不引起警察的注意，他并未携带任何行李，甚至没有带上他那枚引以为傲的金质诺贝尔奖章。抵达罗马后，为了逃脱邮局对信件的追踪，他不得不前往“零政治压力”的梵蒂冈寄信，以寻求帮助。

当时，曾先后出任爱尔兰总理和总统的德瓦莱拉正日内瓦担任国际联盟大会主席。 薛定谔写信给他寻求帮助，很快就接到了来自相关人员的一个电话，传唤他前往罗马的爱尔兰大使馆。 在那里，他接通了德瓦莱拉亲自打来的电话，告知他前往日内瓦。

驻罗马的爱尔兰领事给了薛定谔和他的妻子前往日内瓦的车票，以及他们在前往爱尔兰途中可能需要通过的每个国家的签证。在意大利边境，他们被请下火车，并进行了长时间的询问，但最终他们被放行了。最终，他们在日内瓦遇见了德瓦莱拉，并通过他顺利抵达了爱尔兰。

安妮为妻，希尔德为妾

差点忘了提到，薛定谔的签证有些不同寻常。正常情况下，一家人一同出行只需要申请家庭签证，但除了妻子，薛定谔还随身带着另一名女子“逃难”，她的名字叫做希尔德。

希尔德何许人也？她曾是薛定谔最钟意的情人，也是他的助手马齐的妻子。早在二战爆发前十余年，薛定谔就第一次与希尔德有了纠葛，但他追求希尔德的过程并不顺利。当时的希尔德是一个本分传统的女子，在刚开始的几个月里，连续拒绝了薛定谔的多次“求欢”。但鉴于薛定谔对古代文学有研究，他就像来自中世纪的骑士，乐此不疲地写着情诗。最终，他不再使用含蓄的性暗示，而是拨开云雾见青天，写道“从来没有一个女人在同我身体结合后，不愿意与我共度余生的”。没想到，正是这封露骨的情书逼得希尔德就范。一年后，在双人骑车旅行后，希尔德怀上了薛定谔的孩子。令人意外的是，当希尔德搬进薛定谔家时，希尔德的丈夫马齐，和薛定谔的妻子安妮都表现得异常平静。从此，薛定谔过上了理想中的生活：安妮为妻，希尔德为妾。

薛定谔的妻子安妮

在薛定谔一家人逃亡爱尔兰时，当然不能忘了带上身材苗条颀长的希尔德。这种前卫的“家庭构成”，令他受到了牛津和普林斯顿大学的排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无从选择，只得退而求其次地选择逃向学术氛围并没有那么浓厚的爱尔兰。但对于德瓦莱拉来说，这本身没有任何问题，毕竟学术水平和私德是两回事。

情迷爱尔兰

这次的任命很成功。不久，薛定谔就为新都柏林高等研究院带来了国际声望。时代杂志连续报道了他在1943年发表的《生命是什么？》系列讲座。 德瓦莱拉也因此获得了内阁的支持。

薛定谔在爱尔兰国内也随之名声鹊起，但如果说有什么能够损害到他的声誉的话，一定还是他混乱不堪的感情生活。他疯狂地爱上了一位女演员梅，同希尔德一样，这位相貌脱俗的女演员是已婚人士，且是一位语言学者的妻子。

薛定谔在他的日记中写道：“生命的含义究竟是什么，梅告诉我。荣耀归于上帝！”。或许，梅确实启发了他在研究院关于生命的学说。但值得讽刺的是，他张口闭口谈及的《圣经》中，旧约章节的“摩西十诫”就明确规定不允许抢占他人的妻子和财产，薛定谔不可能对圣经教义一无所知，属于明知故犯。除了对宗教有所研究，据传薛定谔酷爱伦理学和哲学，但他并没有在公众场合谈及过自己在这些人文学科领域内的观点。

不久后，梅怀孕了，薛定谔写道：“我是都柏林最幸福的人，不仅爱尔兰，更是整个欧洲最幸福的女人！”。要知道，当时梅已与薛定谔同居多时，而还未与丈夫离婚，不知道梅的丈夫对这段言论有何感受。但在私生女降生后不久，他们之间激情很快就消退了，梅写信给薛定谔道： “今天我看到鳞片爬过你的眼睛，我看着它死了”。最终薛定谔与梅和平分手了，而他们爱情的结晶，一直是由梅的丈夫在抚养。虽然他们之间的爱情已时过境迁，除了私生女，他们互诉衷肠的情书，被作家布瑞吉霍里肯收录在了《爱尔兰情诗》中，永存于世。

与梅分手后，薛定谔一点都没有闲着，旋即把目标瞄向了长期情人希尔德的朋友——凯特，并马上展开了全面的总攻。薛定谔的攻势是如此猛烈，以至于不到一个月，凯特就与他结伴前往爱尔兰东部的海滨城市威克洛度假。一年后，凯特为薛定谔生育了一女，取名为玛丽，并一直由薛定谔的正牌妻子安妮养育。

前卫夫妻档

一百多年前的维也纳，宗教风气十分浓厚，几乎所有的学校都开设有宗教课程。照常理，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人，应当是保守的，而非置教义于惘然。没有人能够解释清楚，为何薛定谔对待婚姻的态度如此非主流。

或许由于这对夫妻之间的生活空前不和谐的缘故，这对夫妻没有子嗣，安妮也不放过任何能够“放飞自我”的机会。安妮本身就对薛定谔出众的才华佩服得五体投地，所以似乎她更钟情于学术界的才子。鼎鼎大名的数学家赫尔曼·威尔，便是安妮最为出名的情人。威尔是安妮愿意全身心投入的情人，为了这段感情，安妮甚至考虑过与薛定谔离婚的可能性。但薛定谔对安妮在生活上的习惯性依赖，以及安妮不舍的心情，始终保卫着这段在外人眼中混乱不堪的婚姻。此外，安妮还与薛定谔的助手之间擦出过火花。

实际上，在日常生活中，薛定谔与安妮无异于其他夫妻。但他们却分别与不同的情人出入着卧室。唯一的解释，或许是因为他们在苏黎世生活过一段时间，而苏黎世是欧洲有名的性都，开放程度甚至高于同时期的阿姆斯特丹。性解放的盛行，对婚外情的宽容，这些观念深深植入了薛定谔夫妇的价值观里，这也解释了后期他们肆无忌惮愈演愈烈的激情往事。

学高与身正难以兼得？

薛定谔在世界范围内名声斐然。奥地利第二大面值的旧钞——1000先令，正面就印有薛定谔的头像，背面是维也纳大学。一般每个国家只会将最多最出色的一两位科学家印上货币，例如十马克上的高斯，十瑞士法郎上的欧拉和十英镑上的达尔文，这是祖国赋予科学家的最高荣誉。

人们常说，权利和金钱是最好的春药。对于薛定谔而言，名望是他能够染指众多情妇的先决条件，抑或是日耳曼人崇尚自由的本性又促进了这一切的发生。

不仅是薛定谔，广为人知的科学家中，霍金曾出入性爱俱乐部，爱因斯坦婚内频繁出轨，以及居里夫人的性事件被传遍了巴黎大街小巷。这些改变了世界的人，看起来都是那么“不拘小节”。

能够在泥沙俱下的日子里相守，固然是需要耐心和定力的；挣脱外界的眼光，直面自己的内心和欲望，更需要勇气。从世俗的角度去批判薛定谔，这件事本没有错，但有几人能够注意到 ，薛定谔用热诚对待过每一任情人；更难能可贵的是，在感情消失的时候，直言分手，坦诚以待。

薛定谔像极了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海明威。海明威一生女友无数，活得像个戏子，却很少有人能察觉到，他一生追求的反而是“真实”。海明威在晚年完成的长篇小说《海流中的岛屿》中写道：爱情已经没了，运气剩下的也不多了，唯有真实。真实给人以尊严。毕竟科学研究是容不得半点造假的，追求真实也是探寻真理的唯一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