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朱镕基落泪：《雍正王朝》后隐藏的历史秘密

习近平政治密友王岐山曾称二月河为知音（图源：VCG）

2018年12月15日，中国知名作家二月河逝世。二月河因其笔下五百万字的“帝王系列”，即《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三部作品被中文读者熟知。这些作品不仅先后在香港、台湾推出繁体竖排版，《康熙大帝》《雍正皇帝》还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随着唐国强刻画的坚韧不拔的胤禛，陈道明演绎的胸有乾坤的玄烨，进一步推动了他的知名度和小说销量，影响了无数人对于清朝历史的认知。

二月河作品的主要形式是章回体，他按照“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基于对史料的掌握、对清代生活方式的把握，融入了现代的情感和人物关系等，在古典章回小说基础上对人物刻画、戏剧冲突等等进行了全新的融合，描述了一个康熙、雍正、乾隆三代从宫廷斗争到三教九流生活的广阔社会画卷，因此在上世纪90年代引发了一股热潮，可以算是清宫戏的鼻祖。

10月底去世的金庸曾在与二月河见面时表示非常喜欢二月河的作品，更自愧清代历史的研究不及对方。

然而与金庸身后获得无数赞誉相比，二月河的逝世纵然引发众多网民的不舍与怀念的同时，更因为二月河构建了新的历史逻辑关系和帝王形象，有人掀起了一场对其作品的清算。

二月河的历史书写一直饱受争议，他在作品中重塑了三代帝王，将康、雍、干三代帝王描述为一代明君，尤其是将历史上负面评价最多的雍正塑造成一个励精图治、锐意改革的明君，从“启蒙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些作品是奴性强，为封建帝王树碑立传，是反现代的历史倒退。

在二月河去世后，自由派批评家朱大可对其作品的旧评迅速占领朋友圈。朱大可的文章称：二月河在那些冗长的小说里，把三朝皇帝塑造成了拯救和繁荣民族的最高英雄，也就是说专制国家主义造就了“康乾盛世”，而北方蛮族居然成为汉民族的罕世救星。更有些人直接将攻击上升到人品，称二月河“不为苍生说人话，只为帝王唱赞歌”。

但这些评价有些苛刻，实际上，二月河写作的时代是正是一个变革的年代。中国文学评论家刘复生在《从“新权威主义”到“文明的冲突” ——当代历史小说的帝王形象谱系》一文中指出，“帝王系列”反映的是中国“正在崛起的文化”。文章指出，80年代后期，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始遭遇到难以克服的障碍，其中既包括利益集团的阻挠，又包括旧有社会主义体制的“负担”，触及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于是，各种社会矛盾集中显露，并浮现政治危机的征兆。

这种困难反映到二月河的小说里，就有了改革本身却已经不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在这个注定要成功的摧枯拉朽的改革过程中，帝王所展示的雄才伟略，以及他们乾纲独断的胆魄，高超的控制局面的权术和驾驭臣子的手腕。刘复生认为，二月河并不反对现代，它只是呼唤强力人物保证改革能沿着既有方向进行下去，至少是保住改革成果和现有利益格局，“这才是二月河小说真正的历史秘密”。

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才有了“铁血宰相”朱镕基看到《雍正王朝》剧中的改革之难时流下了眼泪的传言。

显然，这是一部带着时代烙印的作品，在今日看来有其局限性。但这些批判者更应该做的是写出一部符合新时代价值观的作品，而非对着一部年代久远的作品上纲上线。

除了自由派，对二月河抨击更为猛烈的是“皇汉”。皇汉，即大汉沙文主义。

《皇汉史观：今天我们如何定义中国？》一文指出，肇始于胡耀邦时期的“两少一宽”政策，少数民族学生高考加分以及个别民族的清真食品补贴，让汉族人感到深深的逆向歧视，自嘲为生活在自己土地上的二等公民。他们不顾中国的政治禁忌，在网络上肆意嘲讽少数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

这些人从当下发散到过去，他们捡起了古老的华夷之辨，坚持元清非中国论，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指责二月河的描写美化了异族统治，给“野猪皮”（努尔哈赤名字的汉译）的后代唱赞歌，甚至庆祝二月河的去世。

这些争议在二月河生前或许无法想象，如果说来自自由派的批评还可辩驳，那面对皇汉的批评，作者大概只能将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换成明朝皇帝才能解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