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很火的千亿矿权案：背后是陕西们的末路

秦岭违建别墅事件引发西安官场地震（图源：VCG）

整起事件成为媒体焦点以来，外界对千亿矿权案的关注再度走向高潮。对于这桩纠纷长达十多年的奇案，类似情形实在已不陌生，但此番最高法也进入风暴眼，大概有助于该案真正迎来结局。

毋庸置疑，千亿矿权案在经济与法治层面的意义都是标志性的，可以被视为中国依法治国的试金石和市场经济的度量衡，不仅曾直接或间接推动司法进步，同样也见证、检验着近十多年来市场经济的健康和成熟。

但思考不应就此止步。从21世纪伊始至今，千亿矿权案还伴随着整个中国社会剧烈而深刻的变革，伴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变和发展思维的转型，同样也伴随着政治生态和治理方式的调整与整顿。更不可忽略的，是它以管中一斑之姿，映射出陕西乃至整个中国的资源大省们的困境。

多年来，在案件当事人赵发琦的举报下，直接及连带落马的陕西官员有上百人之多，包括原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厅长王登记、副厅长梁枫、总工程师杨建军，原陕西省国资委主任祝作利，原陕西省地矿局局长张宽民，原榆林市委书记胡志强，原延长油田总经理王书宝，以及王咸阳、陈磊等前后四任西勘院院长。

仅千亿矿权案一案，仅赵发琦一人，就牵出陕西能源地矿系统如此多的贪腐官员；不要忘了，就在稍早前，拆了十几年的秦岭违建别墅同样引发西安官场地震。如此情形，已经近于中共十八大后陕西的塌方式腐败了。

这种相似并非偶然，更是某种必然，是中国的资源大省同样正面临的困境。

良好的资源禀赋是一种先天优势，在工业化初期及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可以提供强大助力。但随着资源的消耗，这种禀赋会逐渐贫乏，当面临剧烈的转型改革时，已经趋于僵硬的利益结构就会产生不适，在矛盾的消化过程中，各种问题也就随之而来。若仔细观察，包括陕西省在内，其他中国的能源大省如山西、内蒙古等，莫不如是，都正处于发展瓶颈中，面临旧的发展方式的“末路”。

曾经卖地、卖矿、卖油气、卖环境，资源地矿产业迅速成为这些省份的支柱产业，换来高速增长的GDP与可观的财政收入，但也深刻塑造了当地的利益结构，大量灰色空间和权力寻租随之出现，并且顽固寄生，最终形成链条交织，牵一发动全身，故而不得不也不能不官官相护的局面，外界的监察力量往往针扎不进水泼不进。

必须看到，资源地矿产业不同于其他行业，有着浓重的行政色彩，从一开始就不是在市场环境中充分竞争壮大，其分配方式本身就有巨大的灰色空间，极容易极方便进行贪污腐败。

因此当禀赋贫乏、约束收紧，不能够再支持继续粗放发展时，与经济发展同时进入阵痛期的，还会有激烈震动的官场——已经僵化的经济结构和利益结构开始松动坍塌，则各种纠纷必定会大量爆发。“拔起萝卜带出泥”，曾经山西的塌方式腐败因此而来，陕西也难免重蹈覆辙。

若换个角度看，这种震荡实际上是重新进入秩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之前的必要整顿调整过程。当然阵痛本身毕竟是难堪的，但之于陕西等省份，千亿矿权案这样的事件某种程度上越多越好，唯有将旧的灰色利益链条完全打破，新的建设才会更纯净。

转型是既定的必然的，谁都要面对，是积极坦然还是心虚闪避都躲不过去，期间闪现的众生相，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鲜活描摹。

至于千亿矿权案，随着事件发酵其意义大概还会继续丰富。这场官司也许没有赢家，赵发琦为此消磨十数年，而陕西则跌落官员成批；但或许二者也都是赢家，前者终将迎来正义的回响，而后者则借此镜鉴，照出陈弊和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