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世行行长: 特朗普本质上就是一个保护主义者

前世界银行行长罗拔·佐利克

凤凰网财经1月15日讯，前世界银行行长罗拔·佐利克近日出席了在香港举办的亚洲金融论坛，就世界贸易格局、亚洲面临的新挑战、香港的未来等话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见证中国40年巨变

佐利克表示，自己见证了中国40年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见证了香港的变化，相信香港一定会在21世纪大规模的转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谈经济形势及应对

谈及2019年经济形势时，佐利克表示，市场对于现在世界各地出现的情况非常担心，有些是近期的问题，尤其是周期性问题，比如经济放缓下滑等。

佐利克认为：“我们现在正在经历一些非常重要的结构性变化，即使亚洲增长率还是比较健康的，但是恐怕也没有办法回到2008年之前的高速增长的水平。”

谈世界贸易形势

谈及备受关注的世界贸易格局，佐利克认为，结构性因素会对世界贸易格局产生影响，具体来说有：特朗普的贸易政策、技术、规则、老龄化、生物学以及农业新的发展以及其他的结构性因素等。

解决之道

佐利克认为，应该积极做出调整。佐利克表示，亚洲的发展模式在过去几十年当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现在需要做出一些调整，亚洲现在已经启动调整面对新的格局。

佐利克还特别提到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认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可以成为新的发展模式和结构调整当中的重要一环。

佐利克在谈及贸易话题时提到，从本质上讲，特朗普就是个贸易保护者。2018年特朗普政府将美国进口商品关税提高到12%，遭至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报复和反对，不过特朗普接下来会考虑到自己的连任问题。

佐利克还对世行行长这个职位做了回应，表示：“无论谁做行长这个位置，其实其他国家都会提出各种各样尖锐问题让行长解决，这是特朗普需要想办法解决的问题。”

以下为世界银行行长罗拔?佐利克和第一东方投资集团董事长及首席执行官诸立力的对话实录

罗拔·佐利克：非常感谢诸立力先生对我做的溢美之词的介绍。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会议，非常好的活动，让我们展望下一年的工作。今天能跟在座各位在一起我感到非常荣幸。其实我跟香港还是有渊源的，我的妻子和我在上世纪80年代拿了奖学金在香港生活过，那个时候我是一个非常好的跑步者，我跑遍了香港非常多的岛屿，也到新界很多水库跑过，很多人来香港是购物、做生意，我发现香港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自然环境非常漂亮，同时是充满活力的一座城市。我也有这样一个机会在上世纪80年代去了广东，它让我有机会能够充分了解中国40年改革开放以来巨大的变化，确实深刻改变了世界格局，就像诸立力先生所说得那样。之后我亲眼看到了一些巨大的变化，我在布什政府下面也做过一些工作，去过大陆、去过台湾，后来成为美国贸易代表，将大陆和台湾都融入到世界贸易体系当中，它给我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让我充分帮助亚洲在世界舞台上发挥作用。现在亚洲已经贡献了世界经济增长的2/3。

在2019年，市场对于现在世界各地出现的情况非常担心，有些是近期的问题，尤其是周期性问题，比如经济放缓下滑等等，在经过十年很多央行采取一些措施推出他们的各种各样的QE，但变紧的周期已经开始，并出现各种各样不确定性，同时美国的量化宽松也开始逐步退出。贸易和地缘政治上的摩擦也开始出现了。就这些问题我也会简单发表一下我的观点，但是我想我今天还希望能够更多激励你们的思考，并且展望未来。根据我的经验，亚洲政策制定者传承上可能有更长远的眼光和目标，这一点对今天而言特别有价值，因为我们现在正在经历一些非常重要的结构性变化，即使亚洲增长率还是比较健康的，但是恐怕也没有办法回到2008年之前的高速增长的水平。整个亚洲生产效率也开始降下来了，如果看日本、韩国的成功故事，他们在成功过程中都有一些问题，创新速度有所放缓，人口老龄化、人口增长的缓慢，正在改变世界格局。中国也出现了相似的趋势，其中一个非常大的趋势就是整个亚洲地区可能是未富先老。

我们现在稍微讲一讲结构性问题，它会对世界贸易结构产生影响。首先特朗普总统贸易政策大家都非常清楚，其他国家的贸易政策恐怕也会影响不仅是现在的贸易，同时也会严重影响未来对于贸易的预期。2018年特朗普政府将美国进口商品关税提高到12%。遭至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报复和反对。还有其他的新的障碍也在不断出现，传统上政府会关注提高关税，主要是限制最终产品的进入。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问题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所谓的原产国的一些规则，在新的协议当中我们看到更高的进口税和影响劳动生产率的上升，所以我们需要关注这个问题，他会不会导致一个全方位保护主义盛行。

第二，其他结构性的改变会影响整个物流和后勤。考虑这样一个背景，其实真实的贸易从1990到2007年是真实GDP增长速度的2倍。在90年代之前，贸易的增长速度是GDP增长的1.5%，2011年贸易增长速度跟GDP增长速度已经并驾齐驱。

贸易系统出了什么问题呢？从1990年到2010年之前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国家高速增长的需求增加了进口量，来自美国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贸易的不平衡和大规模借债所引起的。也刺激了很多出口型的国家大量对美国进行出口。但是这样的结构性已经发生了改变，美国的需求可能会下降，没有那么多钱可以借了，而中国的需求则提供了可能的替代。过去10年时间里，整个商品市场就很清晰说明了这一点，但是我们必须关注中国进口产品的组合，这也会发生改变，因为中国增长模式会发展改变，对进口产品构成也会发生改变。比如说中国人工成本越来越高，有些产品生产就会进入到东南亚或者其他国家。而印度工业成品进口需求也在发生一些变化，他们需要进口工程产品、化工、医药产品、电子产品，而不是传统的皮革或者宝石，我们知道印度内部也有自己的问题，最近几年印度尼西亚开始越来越关注内部的情况，减少了和世界的联系。这不得不说也会有代价，他们自己的溢出效应就会受到影响。

第三方面是技术的改变，也会改变我们贸易模式，比如3D打印，让制造商可以用接引消费者的地方进行更灵活、个性化制造。应该会对进口的大型产品的组装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对电池的需求也会因为对新产品的需求而产生变化。第四，一个非常重要但是经常被忽略的问题，特朗普总统对于美国在贸易方面扮演领导者的态度。美国原来是作为领导者制定规则来解决世界经济中的摩擦，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可能会导致权力真空出现。经过了17年以美国为主导的系统运作之后，现在大家认为美国提供的公共产品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有的时候人们反对美国的一些做法，但是因为美国是一个创新型经济体，他总是能够提供最先进的技术，美国总是能够提供一些新的规则、新的准则来改造整个全社会相关的机构。比如说像电子消费平台、反腐败等等，各种各样领域都是美国是创新者。而中国则提供了一些不一样的道路，如果中国选择同样道路的话，那最后整个世界可能会出现一些受管制的贸易的模式，每个国家都在鼓励出口、限制进口。这一定会对那些小的或者中小经济体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他们原来在过去几十年时间里都从这样一个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当中获益非常多。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些制定规则以及市场创新之间的关系，我们先考虑一下业务跟数据科学、深度学习、数据挖掘有关系，有多少人的业务跟云计算有关系，这些新的技术也催生了对于新贸易的政策以及监管政策的要求，比如贸易发生的地点、贸易发生的路径等等。美国建立贸易组织TPP，希望能够重新规范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关系，但是美国最后退出了。

我们再看一下生物学以及农业新的发展，比如生物医药的发展，其实这里面都蕴含着巨大的机遇。但是换一个角度去想，欧盟监管机构的反应是谨慎性反应，这个意味着生物产业的创新者必须要证明他们的产品对消费者没有任何损害，才能将他们的产品带到市场上来。监管者把所有证明的责任都加到了创新者身上，这一定会对创新产生很大的压力。传统来说世贸组织可以帮着协调，但是现在世贸组织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它已经成为一个没有办法有效进行规则协调的机制，美国、中国、加拿大、日本、欧盟都没有办法重新让世贸组织焕发活力。原本美国试图用自贸协议建立一个全球性新的贸易机制。

第六，我们需要注意其他的结构性变化，比如人口老龄化，它会影响到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而且我们知道老龄化的发展会影响到未来生产效率的提升。亚洲尤其是在日本、韩国、台湾等地区都是非常好的现代经济体如何解决老龄化问题。它不仅会改变我们现在的服务和贸易模式，同时还会对我们现在的技术进步产生反扑回路，而且会加大在不同行业中创新的速度。

至于对亚洲会有什么影响呢？亚洲的发展模式在过去几十年当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现在需要做出一些调整，他们现在已经启动调整了。比如原来的发展模式都是集中在低端的生产制造，而现在已经往更加高的层次和领域进步，而且在不断提升生产效率。香港是一个成功的故事，从服装、衣帽制造开始，现在进入到更多的服务行业。对于中国内地走的路也差不多，现在一些中产阶级陷阱和危机使得相关阶层做出调整和应对。我们知道在历史上欧洲也好，亚洲也好，尤其是东亚地区，他们都是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晚期都出现了类似的调整。新的亚洲模式需要我们把重点放在新一类型的供应链上面，满足该地区自身发生变化需求上面。我们有很多亚洲的同事，包括来自新加坡和其他国家的相关同事都正在看到这么做的重要性，他要不断地做出调整来改变自己的发展和生产模式以应对未来发展的需要。一方面这个市场不断地增长，另一方面这个市场需要不断地互补，而该地区又是在互补性、增长性和多元性实现三位一体发展的地区，贸易性质的本质就要求我们必须要改变，我们必须要从原来传统的竞争优势和相较优势当中逐渐向现在的激励优势进行发展。

支持这些转变的政策必须要跨越国境，跨越物流障碍，同时我们必须要有新的基础设施和架构来支持我们的贸易、服务、环境条件，包括能源介入，包括标准、规则的制定都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除了硬件以外，还有很多包括软件之内的问题也需要解决。在一些结构上的基本面也必须要调整，比如对于妇女来说会有更多更好的发展机遇。还有包括对于现在的技术工人和工种的提升和潜力挖掘，第三是对技能训练教育的现代化，第四是包括技术产业的创新革命，第五是如何提升现有的服务产业当中的生产效率，来改善生产环境和服务环境。这些对未来亚洲的可持续发展和共融包容是非常重要的。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可以成为新的发展模式和结构调整当中的重要一环，因为现在整个世界对于未来的走向仍然不明，或者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目的仍然存在很多疑惑。我们能否以此为契机进行更好地宣传和说明，我们会说它是一个新的地缘政治优势的伸张，还是说这是一个新的策略，还是一种新的经济扩张方式。

我上周去了北京，我也提到了相应的观点，我也提到了如何更好地把亚洲基础设施银行的原则和策略能够运用到“一带一路”的策略当中去。今天上午金立群行长也提到了亚投行在未来治理透明、反腐倡廉以及采购透明度方面要做的事情，我在此也响应他的倡议和号召。未来需要建立起更多的在风险、投资、收益和市场的联动机制，发挥它更好的作用。这就带来未来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战略措施，在未来显然要进一步挖掘新地区的经济增长动力和增长点，同时我们必须要看到新的发展机遇。即使特朗普政府正在采取保守主义的战略，但我们仍不遗余力地创新，这个就是非常好的例子。这非常好地说明了我们如何加强相关的合作，来加强我们在地域行业等方面发展很好的例子，不管它是一个大的资料，还是新的业务发展模式等方面，我觉得亚洲应该在这方面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能够实现更好的响应和适应。

在未来必须要有一个既要走向全球化，又要实现本地化的结合的策略和路径，更好地发挥香港本土的策略优势和战略优势，能够更好地面向未来世界发展的需要。

最后我想说，当我上个世纪80年代在香港的时候，50%以上的全球人口都是生活在贫困当中，也就是他们几乎无法实现自给自足，这个当然是基于之前世界银行一天1美元或1.9美元的标准制定的。而去年生活在贫困当中的人口比例从50%降到了8.6%，我指的是全球贫困人口，而这个资料还在不断地降低。我上周又看了最新的数据，这些数据又谈到了包括那些疾病在世界也在不断消失，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全世界和天花疾病作战，把天花消灭了，现在包括小儿麻痹等疾病也克服掉了。所以在未来我们将会有更好的发展趋势和机遇。

现在我们认为差不多有38亿的世界人口被认为是所谓的归属于富裕的中产阶级，如何界定中产阶级，就是他们的每日消费金额在10-11美元之间，现在的标准在不断提高。机遇是非常大的，同时挑战也是非常明显的，我们希望把地缘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优势发挥出来，能够更好地把政策的灵活性和应对性给加进去，不断地做好相应的适配和调整，这样才能很好地实现我们会议的目标和宗旨。

香港一定会在21世纪大规模的转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在此，我想感谢香港政府，感谢在座每一位的参与，谢谢。

诸立力：非常感谢您做了一个非常精彩的发言，给了我们非常多可以思考的内容，以及我们作为香港来说如何能够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驱动力量，实现全球经济的发展。

我收到了很多问题，我们先回答一些简单的问题，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我们是否出现一个延长版的冬天？或者我们春天即将到来？

罗拔·佐利克：请大家理解，在这个话题方面我需要做更多的解释。从短期角度来讲，我们必须要看，肯定还会有一些摩擦、有一些讨论、有一些磋商、有一些交流，这是肯定的。它会带来一些正在进行的，而且在未来将会继续铺展的不确定性，而在我个人看来，我们在座可能有很多来自中国政府和来自其他部门的领导和嘉宾，中国希望能够避免这个摩擦或者说冲突。

从本质来讲，特朗普就是一个保护主义者，所以他一定会考虑到他自己的连任等等问题，也会考虑市场反应的问题，所以他更加倾向于达成协议。但是如果真的能达成协议的话，我只能说这对于特朗普有太多不确定性，我没有办法说这百分之百发生，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很有可能有一个事实调查的过程，就是必须要有一个过程。所以请大家必须要非常理解我们在北京进行谈判的同事所需要付出的时间，对此要表示充分的理解。

诸立力：在你2005年著名发言当中，10月21日你讲了负责任的持份者的问题。我们也知道如何加强和提升全世界共同理解方面达成高度一致，在这方面你是否认为中国如何扮演负责任的持份者？

罗拔·佐利克：现在大多数美国人都会说，我们可能会从现在就启动一些新的战略，要比不启动这项战略要好。但是一开始会引起一些错误解读。我当时在完成中国入世谈判规划评估之后做了这个讲话。同时我们希望让中国纳入到全球标准体系当中。中国很多的机构成员包括世界银行、货币基金组织等等在内的组织，我当时就建议我们目标不应该是形式，应该是规范或者应该是行为，我觉得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也是如此，包括国企的行为，包括安全行为，包括安全标准等等，而美国遇到的最大的危险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之前从来没有建立起一个有效的合作机制或者一个互动的机制,包括化核武等等方面问题，我们有各自的议程，说各自的话。自从80年代以后才采取了相对愿意跟对方接触的战略、意愿。中国从原来相对比较低调的次合作者不断升级到更加愿意走向世界舞台的合作者。包括军事战略、政策制定方面也是如此。

诸立力：在我拿到的问题当中，有一个共同关心的问题，世界银行，传统世界银行行长是美国政府选出来的。尤其很多人会这么看。现在这个行长并不一定是一个美国人，特朗普是这样想的吗？还是在世行当中流程当中可能实现的目标？

罗拔·佐利克：当我们考虑国籍之前先想想这个工作本身？我想大家对世界银行有很多的误解，它称之为世界银行，人们可能想银行就是借钱的，但是实际上世界银行的角色非常独特，就是要将发达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共同来合作，来解决发展中经济体可能遇到的问题。比如医药方面的问题，当地债券问题、基础设施问题，就像亚投行所做的那样。还有反腐问题、环境问题、透明治理问题、大资料问题等等。其实世界银行所应对的问题，他的范围非常宽泛，我曾经给一份报纸写一份文章谈到在过去10年很多金融危机的问题，讨论了很多德国、美国的问题，但是我们没有谈到市场开发的问题，当然我们知道，中国在这方面做了很多贡献。你会发现其实发展中市场可能还占到世界市场的50%以上份额，无论工作是美国人做还是别人，我们需要找出一个能够成为一个跨学科专业人士。实际上美国确实会试着提名某些人，我们知道可能欧洲人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这个位置比较感兴趣，中国人对亚投行比较感兴趣，不同国家、不同大国对不同机构会感兴趣。无论谁做行长这个位置，其实其他国家都会提出各种各样尖锐问题让行长解决，这是特朗普需要想办法解决的问题。也许我们还要等一会儿，现在我已经不是圈内人士了。

诸立力：非常感谢罗拔·佐利克先生，也非常欢迎您能不断地回到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