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行行长如何产生？除了"明规则"还有"暗规则"

自从世界银行行长金墉突然宣布辞职后，关于谁会接棒下届世行行长的传闻就一直没有断过。

1月11日，英国《金融时报》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特朗普将成为新的世行行长第一顺位候选人。

不过这则消息很快就被辟谣了。

14日，白宫通讯副主任杰西卡·迪托否认了有关猜测，他表示伊万卡只是负责世界银行行长人选的内部遴选工作，但她本人并不是该职位的候选人。

而根据《纽约时报》15日报道，美国白宫正考虑由百事可乐公司前首席执行官（CEO）因德拉·努伊接替金墉，出任世界银行行长。

世行行长产生的“明规则”

世界银行于1945年正式宣告成立，是美欧主导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经济支柱之一。

如今，世界银行已经成为联合国经营国际金融业务的专门机构，同时也是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亚洲开发银行并列的国际三大金融机构之一。

从产生流程上看，世界银行行长的产生，形式上要通过世界银行执行董事会（简称“世行执董会”）投票选举通过，具体来说，要经过“提名—公示—面试—任命”的过程。

首先是世行执董会宣布启动行长遴选流程，开启候选人提名期。成为世行行长候选人的前提条件必须是世行成员的公民。

然后，在提名截止后，将确定一个最多由3人组成的候选人名单。并在得到候选人本人同意后，公布候选人姓名。

随后，世行执董会将对这些候选人进行持续2—3周的正式面试。

最终，在提名截止后两到三周内，世行执董会将做出世行行长的任命决定。

从能力素质看，担任世界银行行长需要有一定的业务门槛。

世行行长候选人须符合五项标准：

具有经过实践证明的领导业绩；具有管理大型国际机构的经验和国际视野，熟悉公共部门；具有阐明世行发展使命清晰愿景的能力；具有对多边合作的坚定承诺与赞赏；具备高效的外交沟通技能，在履行该职位职责时秉承公正客观的态度。

自2011年以来，世行执董会表示一致同意采取公开透明、任人唯贤的选聘原则，所有世行成员均可提名。

近些年来，包括世行员工在内，各方都希望候选人的甄选是基于能力而非国籍。

金墉宣布将要辞职的消息后，世行方面很快表示，将尽快启动行长继任者选拔程序。

1月10日，世行发布新行长遴选流程，表示在行长选聘过程中要遵循公开、择优和开放的原则。同时明确了相关的提名标准，要求新行长候选人必须来自世行成员国，并拥有良好的领导力记录、管理大型国际机构的经验，熟悉公共部门，有能力表达世行发展使命的清晰远景，坚定承诺和赞赏多边合作等素质。

按照世行发布的遴选流程，此次候选人提名时间为美国东部时间2月7日上午9时至3月14日上午9时。世行执董们将从中选出最终入围的3位候选人，并对其进行面试。预计新任行长将于4月中旬春季会议前选出。

对于世行新一任行长的人选，理论上世行189个成员国都可以提名其他候选人参与竞选。

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

美国独大的“暗规则”

无论标准如何公正、程序如何规范，世行行长都需要由世行执行董事会选出。

而世行执行董事会的话语权，本质上还掌握在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国家手中。这是因为，世界银行按股份公司的原则建立，重要事项都需会员国投票决定，投票权的大小与会员国认购的股本成正比。

现阶段，美国认购的股份最多，有投票权226178票，占总投票数的17.37%。换句话说，美国仍是世界银行名副其实的第一大股东。

由于世界银行的重大政策提案必须得到85%的股份总额的支持才能通过，因此美国拥有唯一的一票否决权。

美欧1945年达成了“绅士协议”——所有世行行长都是美国人，而所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都来自欧洲。

而这也是1945年以来，包括金墉在内的12任世行行长均由美国提名的原因。

从投票权重分配看，尽管2010年第二阶段世行投票权改革中，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DTC国家）转移3.13个百分点的投票权，但美国在世行的投票权，再加上欧盟执行董事的投票权，总投票权约为50%，仍然足以敲定每一任世界银行行长的人选。

随着世界新兴经济体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世行行长由“美国内定”的“潜规则”也遇到挑战。

多位业内人士通过媒体发出呼声，世界银行想要赢得更为广泛的国际支持，在行长的选拔上至少应该在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之间“轮流坐庄”。

金墉于2012年获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提名世界银行行长并成功连任，原定于2022年结束任期。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曾公开撰文，强调世行行长之职应针对世行职责遴选具有扶贫发展领域经验的专家，不应由美国银行家和政府高官“垄断”。

印度央行前行长拉古拉姆·拉詹认为，如果世行、IMF等机构想要变得对全球其他地区更具吸引力，必须结束美国人担任世行行长、欧洲人担任IMF总裁的惯例。

世行董事会也表示，行长的遴选过程将是“公开、择优与透明”的，这意味着不排除非美国候选人参选。

不过，尽管如此，但真正操作起来可能还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早在2012年，哥伦比亚财政部前部长何塞·安东尼奥·奥坎波和尼日利亚财政部前部长恩戈齐·伊卫拉等人就曾向世行行长的位置发起努力，那是世行成立以来，首次有其他国家的候选人与美国提名的世行行长人选进行公开竞争。

结果，他们冲击世行行长的努力均以失败告终。

其中玄机一语即可道破——他们不是美国人。

业务优先还是美国优先？

由于美国在世界银行拥有占掌控比例的投票权，因此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世行行长的人选有很大影响力。

从特朗普的用人喜好来看，让世行朝着更符合“美国优先”理念的方向改革，似乎将是特朗普对世行行长人选的首要考虑。

人们对由特朗普政府遴选世行行长候选人的前景感到担忧，不少人担心美国会提名支持特朗普政策的候选人。

再来说说可能出任世行行长的百事公司前CEO英德拉·努伊。

努伊担任百事CEO长达12年（2006—2018年），以超长时间的勤奋工作著称，在她任期内，百事的年收入增长了81%。

而除努伊外，美方的潜在提名人选还包括：2018年12月卸任的美前驻联合国大使妮基·黑莉、负责国际事务的财政部副部长大卫·马尔帕斯与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马克·格林。

自左向右分别是妮基·黑莉、大卫·马尔帕斯和马克·格林

这几位对其他国家都不是“善茬”。

黑莉在联合国的强硬激进表现，可谓“怼天、怼地、怼空气”，曾严厉谴责俄罗斯干涉美国大选，猛烈抨击叙利亚领导人阿萨德，甚至在加沙冲突、多国齐声谴责以色列后，直接提前离场，卸任之后还在推特上发文，猛烈批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大卫·马尔帕斯曾公开表示，全球不应再“祝贺”中国的进步和政策，因为中国有“明显的非市场化行为”。他进而指责中国一方面在达沃斯上高调表态，一方面坚持对自己有利的体系，从而造成全球其他多数地区的就业减少。

马克?格林也曾表示，应谨慎对待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参与。理由是中国最初可能会提供宽松的货币政策，但这些贷款最终会导致无法维系的长期债务。

英国《金融时报》指出，金墉的继任者需要在一个紧张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公平行事，同时要对世行实施重大结构性改革。也许比以往任何时候，世行都更需要根据业绩而不是单纯的国籍来任命行长。

从世界银行的历史看，世行行长需要的是专业性而不是个性。

2005至2007年间，世行曾一度陷入混乱，内部人士认为这与时任行长沃尔福威茨直接推行美国外交政策有密切关联。

因此，美国如果想继续保持世行成员资格并保持其正常运转，就必须确保其对世行的“现实主义”真正是“有原则”的，而不能肆无忌惮地奉行“美国优先”路线。

下一任世界银行行长，到底是业务优先，还是美国优先？这最关键的一球，可能还在美国人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