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鬼子为什么总是爱抢老乡家里的鸡？

提起人们印象中的 " 日本鬼子 "，想必少不了这样一幅场景：

（图为喜剧电影《举起手来》片段）

这是文学艺术作品刻意 " 黑 " 日军吗？还真不是，历史上真实的侵华日军，的确就是对中国老百姓家的鸡和鸡蛋 " 情有独钟 "。

（图为把两只鸡挂在脖子上的侵华日军，他们见啥抢啥，但抢鸡是其 " 最爱 "）

而且，这个现象并非 1940 年百团大战后，日军对根据地实施 " 三光政策 " 之后才有，而是贯穿抗日战争始终。

那么，除了日军野蛮成性、见啥抢啥的因素外，这里面还有其他必然原因吗？

库叔告诉你：

还真有！

1

" 王小二过年 " 的日军

尽管侵华日军从一开始就在占领区推行 " 以战养战 " 政策，疯狂地对中国进行无情的经济掠夺，并且对本国人民出进行变本加厉的榨取，但仍远远弥补不了战场上的巨大消耗。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被迫追加实施第二次军需动员计划，并采取了诸如利用代用品、回收废品，乃至降低产品规格的措施，希望用降低质量的办法来满足对数量的需求。

尽管如此，日本在军需物资的供应上仍捉襟见肘。1938 年 6 月，日军甚至将本国中学里的教练步枪都收回加以利用。

而日军从中国掠夺军需供应的方式，也在变得愈加困难。

因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敌后抗日军民亦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斗争方式，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粉碎侵华日军 " 经济开发 "、" 以战养战 " 的战略企图。

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内，我军民实行统制贸易，设置关卡，杜绝物资外流资敌；发行货币，禁止敌钞流入。

在敌战区，中共发动群众破坏敌人的交通线和控制的工厂、矿山，抵制日货，使敌人对中国经济侵略的计划破产，同时使它越来越多的财力、物力消耗在中国战场。

正如毛泽东主席在《论持久战》中指出的那样：

日本国度比较小，其国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日本统治者想从战争中解决这个问题 …… 结果将因战争而增加困难，战争将使它原有的东西也消耗掉。

日本军事经济衰竭、战争财政拮据，这在侵华日军的身上有着明显反映，主要表现为后勤供给状况恶化，日军士兵生活待遇直线下降。

侵华日军士兵的月薪（日元）

从该表看，侵华日军士兵的工资，从 1937 年 7 月至 1944 年 6 月的 7 年中，名义上有着两倍以上的增长。但是，这个数据却是具有欺骗性的。

侵华日军内部实行强迫储蓄制度，即 " 贮金 " 制。每次发薪水时，规定的贮金先被扣下，战时不得支取。

侵华日军士兵历年贮金（日元）

简单算一算就不难发现，仅扣除贮金这一项，就使侵华日军士兵的薪水额仍停留在战争初期的水平上，所谓的 " 增长 " 不过是一种假象。

此外，物价不断上张、货币不断贬值，也直接影响了士兵的实际收入。而日本士兵的伙食费，是直接从到手的薪金里抽取，交给在联队里保管仓库和负责出纳的士官，或交给负责烹饪的炊事士官和炊事兵，统一采买主副食。剩下的钱才能由士兵个人支配。

日军侵华初期，各部队中队以上均设有 " 酒保 "。所谓 " 酒保 "，就是专卖生活日用品的随军小卖部，为日军官兵服务。其物价较市场价便宜，烟、酒、糖等物品均大量供应，士兵有闲钱就可随意购买。

但从 1940 年开始，由于日用品供应不足，大队以下的 " 酒保 " 均被取消。到 1944 年，随着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始局部反攻，日军实际控制区域不断缩小，交通线受袭扰的频率越来越高，导致日军" 酒保 " 供应品的售价像断了线的风筝般扶摇直上。

其中，面包价格较 1943 年上涨了 3 倍多，纸烟的价格上涨了 10 多倍，白糖价格更是上涨了 100 多倍。

（图为正在吃饭的日军，战争前期，他们面对伙食还能笑得出来，越往后越笑不出来了）

具体的伙食，我们来看这么一则资料。

1931 年，日本陆军颁布了修改后的《战时给与规则》，首度将甜食列入军人口粮当中。根据该规则，战时陆军每人每天的伙食定量如下：

主食：精米 640 克、精麦 200 克；代用品为精米 855 克，或面包 1020 克，或饼干 675 克。

肉类：罐头肉 150 克。代用品为带骨鲜肉或咸肉 200 克，或无骨咸肉、带骨干肉 150 克，或鸡蛋 150 克，或无骨干肉 120 克。

蔬菜类：干蔬菜 110 克，或新鲜蔬菜 500 克。

渍物类：梅干 40 克或福神渍 40 克；代用品为糠渍酱菜或盐渍酱菜 60 克（所谓 " 糠渍 "，是用米糠中所含的乳酸菌来发酵腌渍蔬菜的方式）。

调味料：浓缩酱油 20 克、食盐 12 克、味噌粉 40 克、砂糖 15 克；代用品为酱油 0.1 升或味噌 75 克。

饮料：茶叶 3 克。

加给品：每人每天清酒 0.4 升或烧酒 0.1 升，甜食 120 克，纸卷烟 20 支。

看起来似乎还相当丰富，各种营养物质门类齐全，是吧？

然而，全面抗战爆发后，这项规定其实就没怎么真正落实过。

（图为日军野战伙食，饭盒里除了米饭，就只有几块梅干佐餐）

前侵华日军东史郎在其日记中多次提到，日军的战场后勤保障能力很差。在部队出发的前几天，还可以就士兵自带的口粮过日子，然后就开始节食减肥。

1 天吃不到 1 合（1 合约 0.18 升）大米，菜就是咸菜什么的，一点奶糖都是十分珍贵的，基本上看不到什么动物食品。只有在部队到后方休整时，才有可能吃能按军部标准发放的基本伙食，或是部队 " 就地征发 " ——实际就是抢劫。

根据日军战史资料及幸存士兵战后回忆，侵华战争初期，日军官兵的主食中大米占 70%，后来递减为 50%（1940 年 6 月后，日军部队普遍以面条、馒头为主食），主食中掺杂了大豆、小米与杂粮。供应量也由原来的每天 6 合减为 5 合（约 700 克）。

每餐仅一小碗。在副食品的供应上，刚开始为猪、牛肉及鸡、蛋等，后来逐步为生鱼、腌鱼、海带等代替。至 1943 年后又代之以酱、蔬菜、南瓜、萝卜等。

士兵连饭也吃不饱。

2

军官吃香喝辣，士兵饥肠辘辘

战争期间，供应紧张是常事，交战各方往往都要面对相似的困难局面。但 " 缺粮 " 的问题在日军身上表现得尤为激烈，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日军中等级划分森严，官兵在伙食方面极不平等。

原驻胶东的日军独立混成第 5 旅团第 19 大队上等兵小林清，于 1939 年秋末在与八路军作战中被俘，经过教育后转变思想，成了一名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者、著名的 " 日本八路 "，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

他对 39 年驻山东日军的伙食情况有非常形象的回忆：

" 在生活方面按规定每人每顿粮二合（约半斤），煮成饭只有一大碗，平常就不太够吃，如有演习或者长宫们舞弊，把粮食私自卖给日本侨民时，那么士兵们就更加遭殃了。

老兵还能想点办法而新兵们却饿得够呛，往往偷老兵们的残羹剩饭。尤其是晚上站岗的时候，肚子饿得特别难受，一般都是两人站岗，肚子饿时一个站岗，一个人到外面街上去找东西吃。"

（图为日军军官用餐，日军等级森严，军官的伙食不是士兵们能比的）

" 规定虽然是每顿二合粮，但是中队长往往借口说：‘打仗时，吃不饱肚子怎么办？为了做到在吃不饱肚子的情况下也能打仗，平常就应该经常多练习练习饿肚。’为了练习饿肚子，中队长便下命令把该发的粮食减去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这就叫做实行‘减食’训练。另外，由于战争的延长我们的给养也越来越困难。过去吃的全部是大米，而现在因国内大米缺少，便给我们吃小米、豆子、山芋等，一半细粮一半杂粮。即使打仗时，也不过吃白面、小米、高梁和土豆之类的东西，而美其名曰‘代用食’。"

（图为捣鸟蛋的日军，到战争中后期，这种顽童干的事，日军也不顾体面地干上了。为啥？饿呀）

" 过去发的罐头，里面装的是猪肉，牛肉以及鱼肉和鸡肉，而现在发的罐头里面装的却是豆类，要不就是那些既无营养又无滋味的‘昆布’（海带）。长官们平常都要吃好几样菜，不是日本的肴馔，就是中国的特产，甚至有的日本名菜，都是用军用飞机从日本运来的。与长官们相反，士兵们下饭的菜却是水多菜少的南瓜汤、茄子汤、白菜汤。"

（图为日军打猎，为了填饱肚子，侵华日军也经常干这猎人的活）

" 此外，长官们还经常会餐，做‘私物料理’ ( 私下做菜 ) 。会餐用的也是士兵的伙食费，这样我们的伙食就更坏了。"

" 在营房驻守的时候，一星期只有两次大米饭和两次白面，其余全部是‘代用食’。而且若是吃大米饭和面条时，一人只有一大碗，吃馒头时，一人两个，根本就吃不饱。"

而前面提到的 " 酒保 "，供应的物品中，物美价廉的优先供应给军官，质次价高的都由军官下令强制士兵购买。

瞧瞧，这就是侵华日军的伙食状况，长官的大手大脚更加剧了士兵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哪怕是上峰没有下达 " 三光 " 的命名，这帮子饿红了眼的豺狼还不得见啥抢啥？

当年中国穷，鸡是作为一种主要靠散养、可从自然界自行获取食物、不太消耗宝贵粮食的家禽，自然成了农民养殖的首选。这些放养的鸡可是地地道道的土鸡，那滋味岂是养鸡场里被饲料催出来的速生鸡所能比的？

而在当时的日本国内，因为品种及产量的原因，鸡肉一直是奢侈品。按 1921 年的物价，一碗拉面售价 0.1 日元，一条鲷鱼售价 0.15 日元，而一只鸡却卖到 3.6 日元。大部分日本人即便是逢年过节也未必能吃到一口鸡肉。

下乡扫荡见到土鸡，焉有不抢之理？

3

饥饿的日军：枪炮换粮食、给中国人打工、认人当 " 爹 "......

不过，抢鸡的日子并没能真正扭转日军的饥饿危机。

抢着抢着，到 1944 年及以后，日军渐渐抢不动了。

这一方面是因为沦陷区百姓的物资给糟蹋得差不离了，另一方面侵华日军不仅战斗力下降明显，而且战斗意志也大不如前，加上长年半饥半饱，体力也跟不上，动手抢掠已经不像战争初期那样信手拈来，十拿九稳。

那咋办呢？肚皮饿着咕咕叫，总得想点办法吧。于是在敌后战场上的侵华日军中，啥光怪陆离的事儿都发生了。

日本和平学研会曾采访过 200 多侵华日军幸存老兵，他们回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部队伙食就已经很糟糕了。

为增加份量，吃抢来的麦子时经常不去麸壳，下地挖野菜、捉蛇捕蛙、上树掏鸟窝的事屡见不见。青黄不接时，甚至连地里的青苗也不放过。

1942 年 1 月 18 日的《晋察冀日报》报道：

在粮食给养上，敌人就更加狼狈了。据抓去的民夫谈敌人每日三餐均吃杂米饭（即少许大米拌上高粱），而且每人只限吃一碗，当然吃不饱是事实，于是便只好出来抢劫。

敌人曾经为了抢一个老太婆的窝窝头和大豆而打起架来，而菜蔬则以抢来的老百姓的南瓜和山药充之。老兵 4 人一小碟，新兵 6 人一小碟，每人吃不到三口便光了，至于肉，除了抢老百姓的羊牛鸡外，一个月不见荤是常事。

（图为正在做饭团的日军，但光见饭团，没见下饭菜）

抗战末期，山西清徐居然诞生了一条新的歇后语：日本人吃茭子 ---- 没办法了！

所谓茭子就是高粱。当地日军孤立的据点由于补给不畅，只能吃到高粱米，加上不会做面食，结果小鬼子吃得面黄肌瘦，没几天就投降了。这一景象就成为了一句新的歇后语，用于形容穷途末路。

1944 年，驻苏南地区日军每月发了肥皂牙粉，到点心铺交换点心；

还有日军拿军大衣换地瓜吃；

山东诸城的日军吃野菜团子的照片，登上了日伪的报纸；

北平郊区有日军向农民讨要蔬菜果腹，状如乞丐；

战争末期，侵华日军里多了不少上了年纪的手艺人，这些人为解决吃饭问题，开小店，做买卖，修农具，出租军马换粮食，生意做得是风声水起。

这些行为可能稍显滑稽，但还算相对本分。有些胆儿肥的日军行为更加令人瞠目结舌。

1944 年冬天，为筹集过冬的柴火和粮食，河北邢台的广宗件只、核桃园，南宫高家寨、南便村、苏村等地的日军甚至不惜 " 通敌 "，拿出部分枪械弹药来和自卫团、青抗先（青年抗日先锋队）做交易。

不仅小地方的日军，就连北平日军也这么干过。清华园附近的 1 个早点摊实际上是个交易所。双方谈判代表身着便衣同桌吃早点，吃着吃着就把交易谈妥了。上到轻重机枪、掷弹筒，下至步枪、子弹，换多少多斤米面均可议价。交易双方都只收实物，不要现金。

1945 年农历春节过后，驻河北冀县的日军集中了 2 个小队外带 1 挺重机枪，想打劫（伪政权）地方维持会长，" 吃大户，打牙祭 "。

这股日军年龄段主要集中在 14 至 16 岁，以及 45 岁至 50 岁之间，是标准的老幼残兵。加之长年营养不良，体力很差，结果几十号人反被维持会长手下堵在院子里，用棍子好一顿胖揍。

最后双方经过 " 友好协商 "，达成了用 1 挺重机枪换 1 顿猪肉水饺的协议。

交易完成，两拨人各自欢天喜回家。

有强抢不成的，也有巧取成功的。

有些 " 脑筋活络 " 的日军官兵，整天为了当上中国地主、富农的 " 干儿子 " 而努力奋斗，说穿了就为了蹭饭吃。而一些中国地主、富农为了自家少受袭扰，也乐于这么做。

其实，日本文化是极为鄙视 " 上门女婿 " 的。在日本，上门女婿必须改姓女方家的姓，公开声明效忠女方家，与自己家断绝关系。如有违反，全社会就会把这人当作不守信用之人，这在日本比死还难熬，绝对没他的好。

可河南商丘 1 个日军中队长不但自己倒插门，还派手下几个鬼子到老泰山家当长工。老泰山吃饭管饱，还发些零用钱，结果没被派上活的鬼子那个羡慕嫉妒恨，就甭提了。

不光是中国地主们开始雇佣日本士兵，1944 年，沦陷区的中国工厂里出现了大量日本 " 工人 "，其实都是来打工糊口的鬼子兵。

敌后战场上曾经不可一视、四处劫掠如家常便饭的侵华日军，最后混成了这副光景。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期间，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与之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不断触发侵华日军内部矛盾的激化与扩大，加速了其由强转弱的衰败进程。

现在有很多人十分关注战场上与日军的交战情况，却忽视了其他战线上对日军的打击。无论是与侵略者浴血奋战的国共战士，还是在敌后战场中共及其领导的抗日军民，千千万万的英烈为了民族解放事业前赴后继，付出了难以想象的牺牲，其丰功伟绩自当永远被后人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