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感之年：习近平的焦虑与不安，政权受挑战?

中国国家博物馆去年举行的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展上习近平的照片。

北京——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最近突然召集了数百名官员开会，迫使其中一些人重新安排计划已久的地方会议。这次会似乎是为传达一种令人焦虑的紧迫感而精心安排的。习近平对官员说，中共在各个方面都面临着重大风险，必须做好迎接困难的准备。他宣布，无论是在应对外交政策、贸易、失业，还是房地产价格等方面，如果官员不小心出了差错，让危险升级为真正的威胁，他们都将为此负责。

“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增多，”习近平今年1月在中央党校召开的这次会议上表示。他还说，在国内，党面临“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

这是自2012年上台以来，习近平发出的最严厉的警告之一，并已在全国各地的数百次地方党政会议上得到了呼应。

这凸显了经济增长放缓以及中国与美国之间的激烈贸易斗争，已经加剧了中共领导层对社会动荡的长期担忧。美国和中国官员在华盛顿举行的新一轮贸易谈判于上周结束，双方没有达成正式协议，尽管特朗普总统以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为由，推迟了提高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

“北京因其政治上和商业上的做法正面临着来自国际社会的重大压力，这种压力只会增加其处理国内问题的困难，”总部设在纽约的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高级研究员易明(Elizabeth C. Economy)说，她著有研究习近平的《第三次革命》(The Third Revolution)一书。

目前还没有出现可能对共产党或习近平构成直接威胁的政治挑战者。但他的讲话明确表示，尤其是在有好几个政治敏感的周年纪念日的2019年，中共会声势浩大地扑灭任何可能引发抗议和动荡的火花。

中国领导层的主要担忧是经济。

一年前，习近平在中国的立法机构获得了胜利，废除了对自己担任的国家主席任期的限制，为在今后10年或更长的时间里担任国家主席和党的领导人开辟了道路，也把政府变成了更顺从于党的权力的工具。

然而，一年过去了，习近平的讲话和其他官方警告显示，得意扬扬的时候已经过去。几位专家说，习近平似乎还要急于表明，如果出了问题的话，其他官员也将承担责任。

“这是为了表明，这些风险不只是由习近平一人承担，也会由其他政治局常委承担，以及由他们的下级承担，”北京的政治分析人士吴强说。

专家表示，习近平这次的警告比他以前多次对风险发出的呼吁的范围更广，他的防守型策略可能会对今年的政策变化有所限制。吴强说，虽然特朗普总统的谈判代表希望中国采取重大步骤，减少国家对经济的控制，但习近平似乎没有心思赌博。

“中央领导对中国面临的风险的评估已经在官方的角度从经济领域扩大到了所有的领域，”吴强说。“今年将把警务和安全放在首位。”

据中共官方新闻媒体《人民日报》在网站上发的一篇文章，此次会议的时间是为加强习近平的信息安排的。文章提到，原定举行的地方立法机构会议被迫避开了这次会议的时间。

习近平明确表示，经济是一个主要问题，他告诉官员们要提防“黑天鹅”和“灰犀牛”——这两个投资者术语分别指意外的经济冲击和视而不见的金融风险。

中国面临的经济风险包括地方政府债务不断增长、特朗普的贸易关税，以及国际社会对中国技术扩张的抵制，这种抵制最近主要针对的是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

一名分析人士称，今年“将把警务和安全放在首位”。 Gilles Sabri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但习近平也指出了远远超出经济范畴的风险，尤其是政治风险，比如中共保持中国年轻人不脱离其意识形态轨道的能力。

他要求对已经受到严密审查的中国互联网实施更严格的控制，要求向年轻人灌输更多“确保青年一代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思想。

“年轻干部要到重大斗争中去真刀真枪干，”习近平对官员们说。

但是，习近平对稳定的固执要求可能会适得其反，专家们说，因为这种随时可能出现危险的警告，也许会扼杀中国官员化解社会经济长期危险所需的主动性和灵活性。

这么多方面的严格秩序要求，让地方干部陷入了一种几乎不可能的困境，专家说：官员们一方面要努力防止失业，另一方面却要削减债务，关闭效率低下的“僵尸”企业；要努力提振私人投资，同时还要减少污染和银行信贷；要宣扬公众对政府的信心，同时还要压制公众的抱怨。

“如果一切都是风险的话，你最终可能什么都化解不了，”总部设在弗吉尼亚州的克伦普顿集团(Crumpton Group)中国政策制定问题专家裘德·布兰切特(Jude Blanchette)说。

考虑到中国共产党令人生畏的影响力、中国经济的根本实力，以及国内安全部门范围广泛的权力，中国的不安似乎有些牵强。

但焦虑似乎在习近平的内心深处根深蒂固。

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中共老革命的儿子，自上台以来，他一直在暗示自己有对中共的权力可能很容易消亡的担忧。他上台后不久就说，苏联解体是因为米哈伊尔·S·戈尔巴乔夫(Mikhail S. Gorbachev)没能像一个“男儿”那样领导国家。

30年前，学生抗议活动以天安门广场四周的血腥镇压告终。

自从65岁的习近平去年取消了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以来，学者、商界人士和前官员中的不满之声有所增长，尽管审查者和安全警察在大力控制这种声音的出现。

中国领导人的担忧被党刊警告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政府形成的越来越强大的敌对势力进一步加剧，西方国家对中国的高技术收购、宣传影响，以及新疆大规模拘留的做法进行了抵制。

据地方政府发布的工作重点显示，特别是今年，中国官员担心，敏感的纪念日可能会成为导火索。今年是天安门学生运动的30周年，1989年6月3日夜晚，天安门广场附近发生的血腥武装镇压结束了席卷北京和中国其他城市要求民主变革的学生抗议活动。

今年也是标志着历史转折点的1919年“五四”爱国学生运动的100周年，是西藏反抗中国统治的起义失败60周年，以及造成数百人死亡的新疆民族骚乱10周年，新疆是成千上万的维吾尔族穆斯林被关进转化营的中国西部地区。

政府还准备在10月份举行盛大庆祝活动，纪念毛泽东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70周年。

自从1月份的那次会议以来，各省、市、镇已经推出或更新了监测和控制危险的计划。例如，湖南省官员发誓要偿还与政府有关的企业欠下的债务。东部山东省的党委书记刘家义也呼吁处理好不满的退伍军人的问题，这些人要求获得更好的福利。

地方政府已通知警方，在“敏感的周年纪念日”之前，对抗议活动保持加倍的警惕。2018年，支持罢工工人的马克思主义学生发起的小规模抗议活动，已经在北京的大学校园里导致了拘留和警告。

“防止经济社会领域风险演变为政治风险，”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上月下旬说。他说，由于有了互联网，“一件小事情都可能形成舆论漩涡。”

储百亮(Chris Buckley)是《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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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局与中美贸易战态势的时候，确实没有想到中方的立场和处境会变得今天那么被动。中国政府当初的立场和主张是“不愿打、不怕打、必要时不得不打”或“以强硬对强硬，看谁能坚持到最后，我们将奉陪到底”。它还严厉地批评特朗普总统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战，并把责任完全归结于美方，自己则坦然扮演受害者的角色。如今，因为国内经济下滑以及对贸易战的担忧加剧，中国共产党对当下形势和自身处境似乎已经不那么自信了。习近平上月在北京紧急召开的省部级领导防范”重大风险”研讨班，是近期最突出的例子。

那么，一个最紧迫的问题就是，经济形势和中美关系上的挫折有没有威胁到习近平的权力基础？我近几个月跟几位“红二代”，及一些中外专家进行了交流，试图寻找信号和线索。根据所得到的信息，我认为，在政策方针上，已经产生了一些影响。除了老百姓和知识分子以外，在党内高层内部对目前的形势似乎也有一些批判性的意见。正因为这方面的压力，习近平或许在中美关系和经济问题上试着调整政策或对策，甚至要转回更加市场化、对外开放的道路上。

根据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去年全年经济增长率为6.6%，录得自1990年以来最低。当然，中国政府早就做好经济“软着陆”的准备，通过降低利率、财政刺激、利用房地产市场等方式避免经济快速下行。不过，也有分析认为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比这些数据更加糟糕。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向松祚于12月发表演讲时介绍，根据一个机构的研究小组内部发表的关于2018年中国经济的两种数据，一个是同比增长1.67%，另外一个是负增长。至于中国能否克服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这一引人注目的问题，答案仍然是未知数。

去年11月底，我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跟该院院长姚洋讨论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他认为“影响非常大”，并向我介绍说“根据我们的测算，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率甚至是负的”。他指出贸易战对企业家和消费者所带来的心理作用不容忽视。我在北京、广东、香港、华盛顿等交流过的若干位有识之士也持有同样的观点。

我无法验证各个说法以及统计数据的准确性，但基本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国家领导人似乎是了解经济形势严峻性的，并在贸易战的问题上较为明显地转变了立场。

12月初在阿根廷举行的中美首脑会谈上，习近平对特朗普表示，“愿意根据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进程以及国内市场和人民的需要，开放市场，扩大进口，推动缓解中美经贸领域相关问题”，这与之前强硬的表述截然不同。近几个月以来，中方已停止加征新的关税等，因为担心贸易战进一步升级。今年1月，习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主张“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总理李克强则在早几天召开的专家学者和企业界人士座谈会上指出，“今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一些方面信心不足影响市场预期，必须高度重视，做好应对困难挑战的充分准备。”

如今，跟意识形态领域相比，经济日益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来源，如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在今年达沃斯论坛指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稳定外部环境的角度看，刚刚迎来建交40周年的对美关系也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中共的合法性。以“战略竞争关系”为时代背景的贸易战，以及与此相关的华为孟晚舟事件等都必然考验中共的执政能力。

我于21世纪初期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上学期间，老师们向我们强调的观点如今变得更具现实意义：“对美关系是中国实现现代化进程中的最大外部因素”；“改革开放首先是对美开放”。去年中美关系因贸易战而陷入紧张时，中国外交部的高官也给我讲过同样的话。意思很清楚，中国改革开放和中美关系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两者密不可分，缺一不可。

如今，我们从中共高层的动态确实可以看到试图调整经济政策的一些信号，即使此刻还难以判断调整的结果和方向。

中国官方似乎格外担忧民营经济对整个国家治理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值得一提的是，习近平9月底在东北三省考察时，强调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对中国经济发展和品牌建设等方面的重要性。但仅仅一个多月后，习近平又携手李克强大力鼓励和支持民营企业。

中国官方或许会解释“因为两者都很重要”，也可以同时宣扬国企和民企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但问题是习近平为什么要这样做，我的初步解读就是，在国内经济下行和中美贸易战的压力下，中共高层感到担忧，光从自力更生的角度强调国企的战略重要性远远不足以拯救局面。

中央对经济形势和自身政策的反思，也反应在11月初央行行长易纲接受四家官媒时罕见地承认中央的政策出现了问题，他说，“前期一些政策制定考虑不周、缺乏协调、执行偏离，强监管政策效应叠加，导致了一定的信用紧缩，加大了民营企业融资困难。”

那么，上层建筑有没有受到挑战？经济形势有没有威胁到习近平的政治地位？

一名前国家领导人的亲属在广州对我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前，习近平在党内遭遇了批评，因为没把经济搞好。跟本文中其他国家领导人的亲属以及官员一样，因话题的敏感性，他不愿署名。

他还说，在政治局会议上甚至有人拍桌子批评现行的政策，而现行的政策就是习近平定调的，实际上就是批评习近平。据他的说法，“现行的政策”指的大概是在党能够领导一切、解决一切问题的认识下忽略市场逻辑和原理，轻视真正懂得经济政策、具有丰厚经验的同事。他说，党应该多让真正有能力和经验的人发挥作用，比如李克强和韩正。

我很好奇地提出了一个疑问，“我以为今天在党内没有人能够批评习近平呢。”

这位认识习近平、熟悉习家的“红二代”回答说，这是外界的误会，尤其是常委，任何委员都可以当面提出不同的意见，习近平也会倾听这些意见，习近平是一个先倾听意见，后做决策的人。

根据这位人士的介绍，在去年的北戴河会议上，习近平实际上已经遭遇了一些批评。类似的说法，我在华盛顿也听到过，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研究副总裁包道格(Douglas H. Paal)根据跟中国共产党内部人士的交流跟我分享说，在北戴河会议上，党内一位元老劝告习近平不要搞个人崇拜。“但总的来说习的地位还没有受到挑战。”

另外一名熟悉经济事务的现任国家领导人的亲属在北京对我说，党中央没把经济搞好，李克强则从中获利，提升了影响力。他认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内容或多或少脱离了习近平原来的调子，是基本按照李克强的想法走。

我重读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新闻稿，面对当下的经济形势，它强调“更多采取改革的办法，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等，并呼吁要加快经济体制改革，以增强微观主体活力为重点，同时“大幅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而该会新闻稿没有提及国有企业，却四次提及民营企业。

从这些内容，我能够感觉到，这与习近平之前强调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绝对领导的调子有所不同。李克强则在1月15日召开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提出，“依靠改革开放激发市场活力，依靠市场活力顶住下行压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从接下来的政治议程看，3月上旬将是一个关键的节点。

一个是中美之间的贸易谈判能否有实质性的进展，从而避免贸易战继续升级，最终达成一个具体的框架协议，尚待观察。另一个是“两会”，李克强在发表《政府工作报告》时将把今年的经济增长率目标设定为多少。前年和去年为“6.5%左右”，假如今年也继承原来具有一定弹性的“6.5%左右”，或许表明中国当局有一定的信心依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顶住下行压力，支撑经济增长。但假如略有或明显下调，就表明中国当局对经济形势的信心不足，预期不明。

不过，我们不必也不该把本文所提到的现象理解为“习近平的权力下降，李克强的地位上升”，甚至把它解释为“习李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之类的。这在我看来大概是过度解读。

通过近几个月以来的党内讨论，习近平或许也主动认识到了通过缓和对美贸易战来顶住经济下行压力，为此积极发挥民营企业的紧迫性。另外，习近平始终信任和重用的人，如王岐山、刘鹤等接下来也会配合习近平以更加注重市场化和国际化的方式来实施经济政策，以便保住习的权力基础和地位。

此刻，我们还是不能断定习近平的权力遭遇了威胁，我个人则倾向于把上述场景解读为中共党内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平衡，即使是习近平这一废除了国家主席任期、理论上可以终身在位的党的核心也不是想干嘛就干嘛，其权力必然受到来自党内党外一系列的制约。

正如一名负责对美事务的中国外交官在华盛顿对我说的：只要在体制内，任何一个人的权力都必然受到制约，包括习近平。

加藤嘉一(Yoshikazu Kato)是日本作家、香港大学亚洲环球研究所客席副教授。中文专著有《我所发现的美国》、 《爱国贼》、《中国的逻辑》等。“三国+1”是加藤嘉一在纽约时报中文网的专栏，记录他对日本、中国、美国三个国家及其互动的观察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