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毒品盯上的中年家庭:风险和等死 我选择开颅

这是一台尚处于试验阶段的“开颅戒毒”手术。

手术效果尚无定论、具有潜在危险、后果可能不堪设想……

但在顾萍和她的丈夫看来，他们已别无选择。

伏隔核，是这场战役要攻陷的堡垒。

这是一组由脑神经元构成的神经核团，黄豆大小，左右脑各有一个。

伏隔核隶属于大脑的“奖赏系统”，与人类的快乐、欲望、成瘾密切相关。

海洛因，或者准确的说，驱除吸食海洛因的“心瘾”，是这场战役的终极目标。

2018 年 5 月 11 日上午，顾萍，一位 42 岁的浙江女人，正躺在西安第四军医大学附属唐都医院神经外科的手术室里。

她的四肢被固定住，浅蓝色的一次性无菌单盖住了她的脸，仅有剃光头发的头皮裸露在外面——她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

五年前，在朋友的诱骗下吸食了海洛因后，顾萍的人生迅速跌入戒断治疗——复吸——戒断治疗——复吸的轮回之中。

她尝试了几乎所有可能的戒毒方法，但海洛因的强大超乎她的想象。

这个曾让她短暂“快乐”却长久痛苦的恶魔，似乎具有一种摧枯拉朽的力量，摧毁一切人类的意志，让最坚强的人也屈膝投降——吸吧，认输吧。

最终，在又一次复吸被丈夫抓住后，顾萍被送到了这里，准备接受一台手术。

这是一台效果尚无定论、具有潜在危险、后果或不堪设想的手术，但在顾萍和她的丈夫看来，他们已别无选择。

手术

8 点钟，手术开始。

手术室里一共有 6 位医护人员，包括唐都医院功能神经外科主任王学廉教授、一名麻醉师、两名主刀医生、两名护士。

王学廉医生将半圆形的金属脑立体定位仪固定在顾萍的头上，旁边的可视化系统中，完整呈现了这位女人头颅中的世界——她的大脑像一个被放大的核桃，沟壑层峦堆叠，显现出深浅不一的黑白色块。

丰富的解剖经验帮助这位从医 30 多年的医生轻松找到伏隔核——即本场手术的作战中心。记录参数，开启定位仪，王学廉用短暂的几分钟完成了手术最关键的一步。

他们正在进行的手术叫做 DBS，脑深部电刺激，用到的装置俗称“脑起搏器”，由植入脑内的两根电极、置于右胸部的脉冲发生器和连接线组成。

脉冲发生器负责发出高频脉冲，即一种类似脉搏的电流。电线将其传导至被植入人脑的电极，直接作用于脑内的伏隔核。

在脑神经外科医生们眼中，“快乐”是一种大脑活动。

面对外界信号的刺激，譬如，目睹一朵玫瑰的绽放，收到心仪男孩的表白……数不清神经细胞开始奔腾运转，促使“奖赏系统”释放多巴胺，人类就会产生欣快感和陶醉感。

当海洛因被摄入体内，大脑内的多巴胺加工工厂宣告失控，成倍的多巴胺如洪水般涌出，释放到伏隔核与额叶皮质。

它们是大脑中掌管欲望、情感和内外部感觉信息的“执行官”，随之而来的是前所未有的欣快感。

5 年前，初次吸毒的顾萍还不知道，她将为这种“快乐”付出代价——当时的快感有多猛烈，此后想得到同等快乐的门槛就会升多高。

当一个人持续摄入海洛因三五年后，一切人世间的普通乐趣，美食、运动、性爱，都将彻底丧失吸引力。

唯有毒品，以及任何与毒品相关的暗示——比如被偶然看到的针管、打火机，才会唤起她的欲望。

一旦停吸，被绑架的大脑便胁迫整个身体出现戒断症状，打呵欠、流眼泪、浑身乏力、骨头发痒如万蚁噬髓……

躯体成了奴隶，任务只有一个，寻找新的毒品供应。

丈夫曾尝试把她反锁在家中，那是个扬州老街上 80 多平的平房小院。但出逃对顾萍而言毫无难度，她踩到电动车上翻过院墙，踉跄着走上“取货”的路。

如今，这场手术试图通过给吸毒者的伏隔核植入起搏器

，根据每个患者不同的大脑机能、活动性，调节电流刺激，从而纠正他们已经被绑架了的大脑“奖赏系统”，从根本上阻断吸毒的念头，戒除“心瘾”。

手术室里，一切进展顺利。

堡垒的定位工作完成后，两位主刀医生会熟练地完成以下动作：在顾萍裸露的头皮上切开两个长约 5 厘米的入口，用直径为 14 毫米的颅内钻，凿出通向大脑内部的通道；

两根长为 22 毫米的针型电极沿着设计好的路径深入到伏隔核；待电极就位，两根连接的电线在顾萍的头顶汇合，顺着头皮下的隧道匍匐前进；火柴盒大小的脉冲发生器早已在顾萍的右胸皮下潜伏，只等着与前来的电线会师。

最后，缝合、清理、包扎，手术完成。

接下来，只要静候两周时间，等大脑不再抗拒陌生的外来者，医生便会打开脉冲发生器，对顾萍的大脑进行电刺激治疗。

所有人都在等待，她能否摆脱奴隶主的掌控，成为一个新的人。

往事

10 点钟，尚未苏醒的顾萍被推出手术室。她的丈夫朱大明在外守候。

妻子进手术室前，朱大明握着她的手，没有说话，传递了一个“放心进去”的眼神，直到手术室的门砰一声的关上。

在过去的两个小时里，这位丈夫坐立不安，他担心手术可能带来的意外，有点后悔，“还不如她抽（海洛因）到死算了，至少能再活几年。”

见到术后的妻子，除了她脑袋上被纱布包扎的两个电线凸起，朱大明找不到其它伤口。他稍微松了口气。

认识妻子时，顾萍是人群中出挑的一个。学习舞蹈出身，气质出众，167 的身高，穿上高跟鞋，走在路上“回头率很高”。

朱大明经商，每年获利颇丰，顾萍开一家小杂货店，闲暇时间去跳舞，她是队里的领舞。两人没有孩子，朱大明把顾萍当孩子一样疼惜。

美好的时光在 2013 年戛然而止，变成了另一种狰狞的面目。

根据顾萍的讲述，因为牙痛难忍，她毫无怀疑地服用了朋友递来的“止痛药”。

连续使用 1 个月后，她发现自己身体出现了一些变化：比以往更容易瞌睡，活力大不如前。她停掉了每周必去的舞蹈班，取而代之的是在店里打盹儿。

她回想起朋友教她服用“止痛药”的画面：将白色粉末放于锡箔纸上，将打火机置于纸下均匀烫烤，待到烟雾升起，便将其连同粉末一起吸入鼻腔。

她立马打开电脑查，这才知道，自己一直服用的是海洛因。

当时的顾萍还未意识到，她将从此在泥沼中越陷越深。

吸毒 5 年，每天两次，从烫吸发展到注射，这次手术前，顾萍在唐都医院做了详细的身体和心理检查，被确定为海洛因深度成瘾者。

一道测试题目是走迷宫，面对简单的迷宫图，多数时候，她手中的笔都成了迷途的白鼠，和她本人一样，无法找到出路。

顾萍曾多次试图戒毒， 除了怕留下案底没有去戒毒所以外，她尝试了几乎所有的方法。

在丈夫的陪同下，她不止一次去往戒毒医院，常规方法是，先用药物进行生理脱毒，再采用美沙酮进行替代治疗；反锁在家强行隔绝；

病急乱投医，她在网上找到一位“云南老中医”，花 2000 块钱买了宣称“有效戒毒”的中草药；还把自己送进武汉一家精神病院住了 7 天……

结果无一不以复吸告终。

2018 年 6 月 25 日，国家禁毒办发布的《2017 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显示，这一年，全国新发现吸毒人人数为 34.4 万，而被查获的复吸人数则达到 53.2 万。

《中国司法》曾发布报告，即使是戒毒技术比较先进的美国等发达国家, 其戒毒人员的复吸率也高达 90% 以上。我国戒毒人员的复吸率问题也不容乐观。

现有的治疗方法，如药物替代治疗、心理行为干预、强制戒毒等，均不能有效防止复吸。

过去太多的时候，朱大明不得不目睹妻子如何深受毒品折磨，又不得不拒绝她近乎崩溃的“让我吸一口”的苦苦哀求。

最后一次抓住妻子的“行动”是在家里的卫生间。

去年 3 月中旬的这天晚上，顾萍用肉色丝袜绑住左边胳膊，右手拿起装好“弹药”的注射器，准备扎下去的那一刻，被开门进来的朱大明撞上了。

三天后，他们再度踏上了通往北京的火车。

风险

这次，北京一所戒毒医院的医生向朱大明介绍了 DBS，他表示，这个手术处在临床试验阶段，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或有风险，或徒劳一场，都未可知。

顾萍 5 年来反复在这家医院戒毒 4 次，均以失败告终，医生希望他们进行一次新的尝试，“患者以及家属各种办法都尝试了，最终才会考虑手术。”

在 DBS 之前，脑神经外科医生们尝试过更为冒险的手术方法。

十多年前，《南方周末》记者李海鹏曾在特稿《无情戒毒术》中介绍过这一方法，“通过两条深入脑内的金属针发射正负相反的电流，摧毁吸毒形成的犒赏性神经中枢。”

这种手术曾让吸毒者们趋之若鹜。

但很快，媒体就报道了其副作用。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韩济生此前接受东方时空采访时质疑损毁手术：“记忆不是专一的，会牵涉到很多的脑核团。如果把这些核团都破坏了，那这个人也就没有奖赏系统了。对什么也就冷漠了，就没有兴趣了。”

韩济生的担忧应验。

许多吸毒者在手术后出现了并发症：性情大变、愈加冷漠，情感出现障碍，有的吸毒者术后虽然消除了毒瘾，但同时也没了食欲、性欲，沦为行尸走肉。

2004 年 11 月 2 日，经卫生部科教司、医政司及办公厅共同签署的通知文件正式下发，暂时叫停了上述毁损术。

此后，DBS 作为一种戒毒手段引起医生的注意，并被带到临床试验中。

DBS，脑深部电刺激，亦有研究者建议称之为脑深部神经调节，作为一项较为成熟的功能神经外科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于帕金森症、特发性震颤、肌张力障碍等神经系统疾病的治疗中。

不过，迄今为止，DBS 发挥作用的具体机制仍不明确。

与前述被叫停的毁损术相比，DBS 的特点在于，对脑组织进行电流刺激，而无实质损毁。

第四军医大学神经外科陈磊博士在一篇介绍 DBS 的论文中写到：

毁损术是对脑组织具有破坏性的、不可逆的手术，在戒毒的同时被毁损核团的正常功能也可能会受到影响。

近年来发展起来的脑深部电刺激（deep brain stimulation，DBS），因其在帕金森病（Parkinson’s disease，PD）治疗中的成功应用（取代了毁损术在 PD 治疗中的地位），使得研究人员能够借助此种更安全的手段进行戒毒新方法的探索。

苏州一家医疗器械公司为该手术提供医疗器械支持。

他们提供的一份患者术后总结显示，唐都医院先后于 2014、2016 年完成了 11 例 DBS 的临床试验。

其中，2 例患者复吸，1 例失去联系，其余参与手术的患者都“保持操守”至今，未曾再沾染任何毒品。

2017 年起，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上海瑞金医院和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也都开启了 DBS 手术用于戒毒领域的临床试验。

作为一项直接在头上“动土”的手术，DBS 除了机理尚不明确，还有许多潜在风险。

2018 年 7 月刊登在 INS（国际神经调节协会）官网上的一篇论文指出，DBS 的潜在风险包括，脑出血、感染或皮肤溃烂、硬件故障、患者情绪变化等。

2017 年 7 月刊登在学术期刊Biological Psychiatry上的另一篇论文还提及了一例接受 DBS 戒瘾治疗后 3 个月，因吸毒过量而死亡的案例。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神经外科主任王伟认为，该手术仍处于临床试验阶段，目前得到的只能是试验结果，而非最终结论。

“试验结束后，药监局会进行评估，如果认为试验成功结论可信，则需要在北大六院精神研究中心和戒毒所的配合下提出专家共识，随后在一些有条件的医院逐渐推广，几年之后回馈手术信息最终形成治疗指南，最终才能面向大众。”

王伟预估，这个过程最少需要三到五年。

抉择

一旦接受这项试验性质的手术，顾萍和朱大明就成了小白鼠，他们将承担一切可能的风险。

在顾萍恢复理智的间隙，他们进行了讨论。被告知了上述诸多风险后，顾萍很快表示愿意接受手术。

她早已过够了没有尊严的生活。

为了“找货”，她有次半夜跑出去，被车撞了。对方报警时问起她的名字，“我竟然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了。”

他们联系了唐都医院，做各项检查，“没有心脑血管疾病和艾滋病等禁忌症，有强烈的戒毒意愿”。

顾萍进入了术前准备阶段，在这个阶段，他们还可以反悔。

术前的另一项任务是，治疗期间一直作为海洛因替代的美沙酮也要从体内清排掉。

美沙酮是一种人工合成的麻醉药物，能在人体内发挥海洛因类似作用，但危害较小，被应用于阿片类依赖的替代维持治疗。

当美沙酮的剂量在连续一周的时间内不断递减，它带来的满足感也随之减少，直至消失。

七天后，当只有 15 毫升的美沙酮被摆在顾萍面前，她因为“太少”而拒绝服用。

接下来，完全失去毒品的顾萍度过了 5 年来最痛苦的 4 天。

绝食、断水，她的体重以每天一斤的速度下降，被强迫喂进的饭又被完整地吐出来，“像一个活死人”。

面对妻子的此情此景，朱大明终于横下一条心：必须采取更彻底的手段了。

他们签了手术风险告知单，为了表达自己的决心，顾萍剪短了多年的长发，等到手术的前一天，唐都医院的护士又把她彻底剃成了光头。对于跳舞的她来说，头发没了，就好像自己也没了回头路。

考虑到可能发生的意外，朱大明带顾萍去商场，买了一个早就承诺的金戒指，还有一个额外的手镯，“如果真有什么意外，我也没什么好遗憾的了。”

实际上，对于手术，他们的期望也没有太高。

顾萍想“有质量的多活几年”，朱大明也做好了准备，如果手术失败，他将养着妻子吸毒的下半生。

他从网上查到，八年是海洛因吸食者的最长存活年限。几年后，妻子或许将脏器衰竭、瘦骨嶙峋、毫无尊严地离开这个世界。

秘密

手术八个月后，顾萍新长出的头发已经齐耳，完美覆盖了头顶两道 5 厘米长的伤口，以及伤口上两个微微隆起的肉团。

她在手术后的 1、3、6 个月后分别前往唐都医院做了与术前相同的心理评估。

迷宫图不再让她迷失，从最初只能完成两三张，到最后一次评估时，她一口气通关了全部 6 张图。

她一天比一天有力气，又有精力打理店铺的生意：按时进货、与供货商讨价还价，还帮其他朋友照看店面。

每天下午五点，她按时去舞蹈班，夺回领舞的位置。她重拾拉丁、探戈和国标，还想学爵士和街舞。

这八个月里，顾萍有过三次复吸念头，但都一闪而过了。“舒舒服服的生活了，还要去找事弄疼自己干嘛?”

她和两位朋友共进晚餐。点了三道菜后，顾萍嫌不够，又叫了一份烤猪蹄。她喜欢劝身材偏瘦的朋友，“多吃肉”。这个曾饱受煎熬的女人似乎想要弥补过去五年亏欠自己身体的一切。

“想想过去太坏了”，顾萍感叹，她数次将过去的生活总结为“猪模狗样”。

为了购买海洛因，她曾一次刷爆近 10 张信用卡，最高的一张额度是八万元。朱大明经商的大部分利润都用来为她还了毒债。

现在最让顾萍开心的事情是，上街终于可以坦坦荡荡，不用再躲着警察。“我是个正常人了。”

但朱大明有个不被妻子知道的秘密。

术后 6 个月，顾萍在唐都医院的最后一次心理评估完成后，朱大明被医生告知，他妻子颅内的脑起搏器从未开机。

为了提高临床试验的科学性，手术设置了对照组，实验组病人的脑起搏器在手术两周后开机，而对照组的病人于 6 个月后开机。

顾萍被随机分到了对照组，但在术后 6 个月医生告知之前，顾萍和朱大明均不知情。

他们还一直以为，是脑起搏器的作用，影响了毒瘾的生理基础，从而让顾萍戒除了吸毒的“心瘾”。

开机，还是不开机？

面对医生的询问，朱大明难以做出决定。

“开机毕竟要影响到脑部的活动，我能够接受她现在这种性格、这种生活状态，不知道开机以后会不会有什么改变。我要小心翼翼地做下一步的选择。”

作为神经外科的医生，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神经外科主任王伟表示：

希望每一个病人都能意识到，不能把所以的期望寄托在电极刺激上。

很多人太依赖手术，把其它都忘记了。这就是错的。

戒毒需要从三个角度认识，一是人的意志力，二是戒毒的方法，三是家人的关心。

你不能把人看做一个机器。物理刺激和意志力占多大比重，对每个人也是不一样的。永远要记得，人是很复杂的。

对被蒙在鼓里的顾萍而言，那两枚静静地趴在伏隔核里的电极，不过是一剂安慰剂。

她丝毫不知道装备并未开机，她唯一的担心是，万一自己跳舞动作太大了，“两根针在大脑里移动，会不会死掉？”

朱大明决定将这个秘密“烂在肚子里”。

有时妻子向他抱怨，身上又有些酸痛，他反问：“那你忍不忍得住？”

“能忍。”

妻子的回答让他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