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乞丐到影后 等了初恋40年 美人的倔强与优雅

惠英红曾轻描淡写地总结自己：“我人生做的事情不多，要饭、跳舞、拍电影，就三个。”

“简简单单”三件事，正是她的人生底色。

她没有安稳的童年，在红灯区街头乞讨十年，见过最极端的人间百态，依然保持着善良与改变命运的信念。她也没有安逸的青春，日复一日地练舞，年复一年地拍武打戏，换来的是不可逆的伤口和被遗忘的危机。

这些她都挺过来了，很难想象惠英红到底拥有多大的能量，才能在不那么友好的命运里，走到了今天的位置。

59岁的她依然很美，不是因为获了多少次“最佳女主角”，而是在她的自信和优雅面前，连岁月也不忍心打扰。

——小志说

1.湾仔

28岁那年，“打女”出身的惠英红为了寻求角色转型，奔赴巴黎拍了一套半裸露的时尚写真集。她的初衷只是为了展现自己作为女性的美，告诉人们不要忘了“我是女生”。

但当时的男朋友黄子扬看到了这套照片后，对她说：“你今天不要跟我去吃饭了，我很多朋友在。”惠英红觉得很受伤害，第二天就提出了分手。

27年后惠英红来到《鲁豫有约》，又说起了这段经历。主持人却万分不理解她的做法：“你干嘛要拍那个写真集呢？如果我真的很喜欢那个男生的话，我现在一定后悔得要死。”

惠英红的“不后悔”，在主持人看来是“那你就没有那么喜欢他。”而惠英红理解的爱情，是喜欢之上的互相尊重，“你再喜欢也没用，因为他没有给你地位。”

主持人的表情和立场，似乎可以代表一类人——宁可丢弃自我，也要牵强地守住所谓的“爱”。惠英红不一样，无论工作、生活，她一直明白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

“从小我就知道，我不会生孩子。”因为过于辛苦的童年，惠英红从未动摇这个决定。

小时候，她在路边乞讨，警察发现了之后要送她去孤儿院。母亲连忙跑上去，连枪都抢过来了，却还是拗不过警察和法官。

所幸，在孤儿院住了三个月就回到了父母身边，但她始终对一个重复的场景无法释怀。“每次钟一响，所有的孤儿都会挤到门口等着吃饭，每周还要站一排，会有人来，看谁比较顺眼就会领养。”

电影《何以为家》里，小男孩赞恩将生他却没好好养他的父母告上法庭。惠英红的顾虑恰是如此，她不责怪父母，却也不敢轻易地让一个孩子开启人生。

在她记忆的最深处，家里有一张老照片。照片里的父亲穿着笔挺的西装，母亲穿着旗袍、戴着珠宝，大姐骑着脚踏车，和他们住的木屋显得格格不入。每当下雨的时候，一家人拿出瓶瓶罐罐放在各个角落，屋里便响起了“滴滴答答”的声音。

照片的背后藏着家道中落的辛酸，也有着惠英红没有体会过的风光。

惠英红的父亲在山东青岛的大户人家里长大，得由佣人背着去上学，是个活在书斋里的公子，母亲是父亲的童养媳。新中国成立后，父辈一家迁居香港，没过多久父亲被人骗去赌博，全部家当输了个精光。

在陌生的异乡、躲不掉的穷困面前，本就内敛的父亲变得更加自卑，去针厂打工还被伤了眼睛和耳朵，养家的重任落在了母亲一个人身上。

那时候的香港，很多孩子被送去学京剧，因为戏班子管吃饭。哥哥姐姐被送走的那天，排行老五的惠英红哭着喊“不要走”。但3岁的孩子还不知道，这场分离的“罪魁祸首”不是家门口拦住她的铁丝网，也不是剧院的大人，而是贫穷。

是后来更加艰苦的日子，让惠英红被迫快速长大。

一场台风彻底毁了摇摇欲坠的木屋，惠英红和爸爸妈妈、妹妹四个人躲到了铜锣湾一户有钱人的楼梯底下，饿了就吃饭店要扔的剩菜。为了维持生计，妈妈才不得已带着她们去湾仔的红灯区乞讨、卖口香糖。

那条街叫骆克道，临近维多利亚港湾，军舰在此停靠歇息，成群的士兵到岸上来寻欢作乐。惠英红从小就学会了会察言观色，坐在一家店门口，一年又一年，摸清楚了不同大兵的脾气。“美国的对小孩子最好，英国大兵脾气不好会打你，法国人好一点，但他们没有钱。”

在街边谋生的日子，一过就是10年。惠英红失去了童年，却记住了寒冷中的点点温暖——母亲为了几个孩子先吃饱，总是骗她们：“我好饱啊，今天胃不好。”而父亲则教她们学写字、算数、和下棋，在母亲发脾气时护在她们前面。

她说，那是她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2.信念

只不过，生活依然会将残酷和凄凉展露无遗。

在那条街上，有一位吧女每次遇到惠英红，都会让身边的大兵给眼前瘦小的女孩多一些小费。可有一天，惠英红站在马路对面朝着吧女打招呼，眼睁睁看到她倒了下去。“没有家人收拾她的尸体，警察就直接拽着她的胳膊，把她拖走了。”

在更多人看来，吸毒、出卖身体的吧女不值得同情。儿时的惠英红却用最温柔、单纯的目光在看这一群人，“那时候很多家庭都很穷，通常大的那个就会牺牲自己去赚钱，让小的有书读、家里有饭吃。你以为每个人很愿意做吗？”

惠英红也想让家人过上好日子，但她想寻找一个更光明的方向。

在骆克道尽头的街角，有一家电影院，每天进进出出的都是最有钱的人。影院的门口挂着当红女演员林黛、李菁的大幅海报。这些人在惠英红眼里，都是人上人，像星星一样夺目。她找到了人生的目标：当明星。

离开了湾仔后，惠英红顺利成为了一家夜总会的舞女，17岁就当上了领舞，领着1500港元的月薪。这样的收入，已足以养活一家人，但她的野心远不在此。

起初来到这里，是因为她知道许多女演员都是在夜总会被发掘的。不久后，她果然等来了自己的伯乐。当时，导演张彻、午马和剧组去为《射雕英雄传》物色演员，几个跳得好的女孩被邀请去试戏，而惠英红得到了“穆念慈”一角。

去邵氏电影签约那天，母亲不同意，因为邵氏开的薪资只有500港元。而惠英红想得更长远，“我看到跳舞的领班四五十岁了，一个月就几千块钱薪水，我跳到她那个位置又有什么盼头？”

于是，惠英红偷偷请来姐姐帮她去签约。临走之前，因患癌症而迷迷糊糊的父亲突然醒了过来，告诉她：“不要怕，你做什么事情都是对的。”

惠英红也坚信自己是对的。

她拍第一场戏时，正好是穆念慈要对去坐牢的父亲说一些贴心话。这场开机戏，来了许多人围观，惠英红丝毫不怯场，她抱着“父亲”边哭边说话，没有一点念台词的痕迹。

“人越多，我就表演得越好，我就要给你们看到最好的。”张彻惊讶她竟然不是第一次拍戏，其实，天分的背后是曾经培养的舞台感和无数次咬牙坚持的信念感。

1979年，武打片已是香港电影的主流，惠英红又抓住了这次机会。

电影《烂头何》开拍后，女主角因为无法忍受被打的疼痛，悄悄离开了。刘家良导演找替补演员时，想起了在一旁跑龙套的惠英红，“让那个女孩来试试吧。”

那一场戏，惠英红要被一个男演员打四十多拳，打到一半时她跑出去吐了，回来接着演。刘家良这才想起没有给她防护措施，随手把剧本扔了过去，让她挡在肚子前面。又出去吐了几次后，她坚持拍完了这场戏，“我不能走，如果不熬过这一关，我就没机会了。”

就这样，惠英红拿下了女主角，很快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

1982年，她凭借电影《长辈》获得第一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得奖时，父亲已经离世，她把电影票放在父亲的牌位面前，告诉他：“我当主角了，你今天晚上要来看我的首映。”

邵氏也给她涨薪到了每部戏5万元，从那以后她的每一部戏都是女主角。每次拿到片酬，她都会全部交给母亲。

而这些，都是惠英红用命换来的，受伤最严重的一次，是她从四楼直着往下跳，两块膝盖骨“咔”地一声断了。被送去医院，刚拍完X光，剧组就开始催她。

她选择了立马回去，武术指导抱着她拍完了那场戏，“上身打，下身腿还晃来晃去，那种疼，现在想起来就害怕。”

直到凌晨，惠英红才重回医院打上了石膏。

3.跌落

惠英红成为邵氏的当家武打女演员后，想多尝试不同类型的电影，邵氏却不同意，理由是这会破坏她成功塑造的“打女”形象。

当她争取《男与女》时，演了一天就被老板喊走了。而代替她的女演员，是钟楚红。

只是，没有什么会永远受欢迎，只演一类角色的惠英红不会，邵氏也不会。上世纪70年代末，徐克、许鞍华等独立导演迎来了“香港电影新浪潮时期”，邵氏开始走下坡路。

跳槽去了更有实力的嘉禾电影后，惠英红的转型计划依然停滞不前，分到她手里的片子还是武打戏。这一回，连武打片的市场也变成了由成龙、洪金宝等男演员来主导，而形象更柔美的张曼玉、王祖贤们，成为了那个时代的焦点。待香港回归，好莱坞电影也来“搅局”。

自信又好强的惠英红，在40岁之前迎来了职业生涯的危机，片约越来越少，从每年9部到3部，从女主角到小配角，她也拗着不肯接。

“为什么会这样啊？”她不停地问自己。以前，无论是卖口香糖、跳舞、拍戏养家，她一直是被需要的那一个。此时此刻，“不被需要”的感觉让她跌入谷底。

不再接戏后，惠英红放纵地打了一年牌，不愁吃穿却整天像丢了魂儿似的。开了一家美容院，又总被没好脾气的客人刁难，生意不错却让她受了太多气，最后转让了出去。

无所事事的惠英红把自己关在了房里，坐在电话跟前发呆，每天想的还是“他们为什么不找我拍戏？”

负面情绪到达顶峰的那一天，她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妈呀，多丑，你没用，你快去死”。当妹妹踹开房门时，她已经口吐白沫、不省人事。

经过一番抢救，惠英红睁眼看到哭肿了眼睛的妈妈和妹妹，好像一下子清醒了许多。“我不知道她们哭了多久，只知道她们很难过，很担心。我在想，我是非常强的人，为什么走到这一步，为什么要让她们这么担心？”

惠英红用“黑与白”来形容自己的人生色调。要么无惧一切，一直往前冲，总有办法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要么害怕到躲起来，什么都不做。那段日子，是她唯一一段黑色的经历。

黑暗过后，便是黎明。

她开始面对抑郁症，积极看医生、吃药，好转了之后就去见朋友，四处打听有没有人找她拍戏。这一次她不再挑剔角色大小与类型，从一线跌落，就一坎一坎地爬上去。

直到2008年，她终于等来了导演何宇恒的一句“太好了，我等了你三年”，这才知道《心魔》里“母亲”一角一直都为她保留着。导演不会无缘无故等一位演员，实力之外，惠英红觉得“人最重要的是要珍惜、心地要好，”低谷期有人帮忙，“是因为我曾经没有伤害过任何人。”

这个角色——一个占有欲极强的单亲妈妈——几乎是为她量身打造，抑郁症的经历给她带来了许多灵感。两年后，她终于等来了第二个金像奖杯，站在领奖台上，她泣不成声。从第一届到第二十九届的这条路，她走了太久，而这一次更加珍贵，“我知道我是属于电影的。”

后来在一次采访中，惠英红讲了一个关于迷雾和悬崖的故事：

大雾天里，她拍完戏后和朋友坐车下山，朋友坐在靠山的一边，她坐在靠悬崖的一边。朋友怕得哭了起来，“她看不到悬崖，想象中就很危险。但我知道车还离悬崖很远，就比较定一些。她一直说要掉头走，我就说不要紧，不是那么危险，慢慢开车，熬过了可能就没有雾了。”

话音刚落，车前的路就明朗了起来。从此，惠英红一直相信，许多当下看起来严重的大事，过后都是小事。

“当你被雾包着，你一定要坚持，要够胆子。掉头走其实更危险，因为那是悬崖。但是原来前面一分钟就已经没事了。这个是不是人生？”

4.母亲

重回一线，惠英红遇到的都是更加需要人生阅历作支撑的角色。比如让惠英红第三次成为金像奖影后的《幸运是我》，她在里面扮演了患阿尔兹海默症的“芬姨”。

接下这个角色时，惠英红是带着愧疚的。

原来在戏外，母亲也是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只是惠英红一直都没有发现。无数个瞬间，她都以为母亲在无理取闹。

母亲不会用遥控器，她教了几遍便没了耐心，要是再遇上拍戏不顺，母亲便成为了她的发泄对象：“这么简单的东西你为什么学不了？你烦不烦啊？”

有时候，惠英红收工回来，发现家里一片漆黑，却听到母亲在房间里看电视的声音。早上说好了回家吃饭，可厨房里什么都没有。“那我吃什么？怎么会这样呢？”两个人又是一番争吵。

惠英红以为母亲只是变成了老小孩，哪怕母亲出门后被警察送了回来，她都没有意识到任何问题。“我当时很生气，说她为什么要故意这样整我。因为那个时候她性情大变，屋子也不收拾，自己吃没吃过饭也经常忘记。”

直到母亲70岁，一天夜里吵着要吃苹果。“明天帮你买，你去房间睡觉好不好。”没过一会儿，母亲又从房间里出来了。

“你干嘛要这样？”惠英红忍不住呵斥母亲，母亲一下子摔坐在地上，盆骨、大腿都受了伤。去医院检查，医生却告诉她：“你妈妈有很严重的老年痴呆症，你们平时是怎么照顾她的？”

经过进一步确诊，惠英红看到了核磁共振的照片，“头那么大，可脑子才鸡蛋大小”，她的眼泪止不住地流着。“我一直以为是妈妈对我不满意，难道我做的还不够好吗？当时真的很想要打自己的感觉。”自那以后，惠英红每每看到母亲，都会想起自己的错。

《幸运是我》开拍前，她告诉导演：“你不让我演我妈妈，我可能再也不会演了，我要给自己一个赎罪的机会。”戏里，“芬姨”有着惠英红母亲的体态、神色，她在“犯错”挨骂时的委屈、反抗，也是母亲的样子。

去年，惠英红和妹妹一起度过了“第一个没有妈妈的春节”。自从知道了母亲的病之后，每年春节，惠英红都会邀请兄弟姐妹回家过年。母亲走了之后，又只剩她和妹妹两个人了。

惠英红试着炖上母亲拿手的鸡汤，和妹妹穿着一样的新衣服跨年，“每年妈妈都会给我们俩买一样的姐妹装穿，说来好笑，我和妹妹现在还保持这样的传统。”也许，这就是她们怀念亲人的方式。

如今，59岁的惠英红继续痴迷电影，也在等待着戏外的另一种美好。

那是湾仔留给她最动人的回忆——一位18岁的美国水兵每天都去找她买口香糖，到了离开的那一天，他问用粤语对惠英红说了一声“我爱你。”

40多年后，惠英红去纽约领奖，恰好参加了为老兵筹款的公益活动。她环顾四周，记忆中熟悉的面孔并未在场。于是，她嘱托那几位美国老兵，如果身边有人曾经去过湾仔，一定要问他是否还记得扎着一对辫子的女孩。

也许男孩已在战争中牺牲，也许年老的他还会回来。

但惠英红笃定的是：“如果他求婚，我会毫不犹豫地嫁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