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是如何被美国的三大权力分支“预定有罪”

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定美国国会通过的一项禁止美国联邦机构和承包商使用华为设备的开支法案违宪。华为寻求掌握美国最高司法权的联邦法院永久禁止该限制条款的实施。

不过，此事如今出现戏剧性的一幕。据路透社当地时间7月5日报道，作为辩方的美国政府，在7月3日要求法院拒绝受理此案。美国政府律师在一项法庭动议中宣称，美国国会的目的不是惩罚华为，而是保护美国网络免受中国“攻击”。这项法律的“预防性”目的使得它不是一项华为所宣称的剥夺公权法案。

美国政府对自己的辩护意味着，在对待华为的态度上，这家中国公司显然在没有任何证据、甚至是无需证据的情况下“预定有罪”。这违反了“无罪推定”的一般原则。

这使得特朗普政府可能不需要拿出华为过去存在“不法行为”的确凿证据，就能支持至少部分其针对该公司采取的行动。

更进一步的是，美国政府律师主张，美立法机构在做出这类“预测性”判断上拥有“很大自由”（substantial leeway）。按照这个说法，则谁也无法保证，这种“很大自由”在多大程度上就是“随意性”或“任意性”。

“预防性”的说法，让这场本应该严肃的司法案件看起来像是一场文字游戏，尽管美国法律赋予了诉讼双方对某些法律概念进行各为其用的解释的权利。如果特朗普政府的“预防性”说法成立，那么也就意味着，美国政府在对待外国实体上几乎获得了无限权力，因为，这几乎排除了美国法院介入美国政府与外国实体的纷争的可能性。

尚不清楚美国法院对于此项动议持何种态度。而如果这项动议获得美国法庭认可，则表示美国三大权力分支机构联合加入到对华为“预定有罪”式的政治打压中。其中，美国政府行政部门和国会，扮演着积极的角色，而美国法院则因被动权力的性质和不作为，而被裹挟进这个联盟中。起码就华为事件而言，美国三大权力分支之间的制衡机制正在失效。

或许，这将是史无前例的一场奇观，针对一家中国企业，竟让美国三大权力分支“一致对外”。这为美国政治体制运作树立了不良范例。

实际上，美国动用政治权力对华为进行打压的举动被中国外交部挑明猛批。中国外交部曾激烈指责，美方动用国家力量抹黑和打击特定的中国企业，背后有很强的政治企图和政治操弄。

某种程度而言，华为事件是对美国权力制衡和权力运行机制的一场检验。或许北京在这场政治戏码中学到的是，美国政治运行机制存在极大的随意性和预设立场。公平正义这个理应成为政治体制运行最终诉求，在美国政治运作的现实中，被消解和仅仅变为说辞。

对于北京而言，美国围绕华为的一系列动作，无论就实际利益还是道德观感，都是一场双输。就实际效果而言，美国的政治打压并未阻止华为在全世界范围内拿下最多5G订单，而失去美国市场对于华为也并不会带来什么损失，因为美国市场早在中美贸易战打响之前便基本上对华为关上了大门；在道义观感上而言，美国对华为的打压也令北京和其他国家对美国政治体制的信赖打了折扣。

早在2018年华为以及孟晚舟事件刚刚进入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中时，便有观点宣称，从长远看，司法体系的优劣是中美战略竞争的重要制度维度。如果在这场竞争中北京的确处于劣势的话，那么美国政府和国会的一系列政治操弄，无疑正在将两者之间的差距缩小。而被美国普通法体系所无上推崇的“程序正义”原则，起码在华为事件中，正在被美国三大权力分支踩在脚下。因为，还有什么比“无罪推定”的现代司法基本原则，更为重要的“程序正义”吗？

“我们撒谎、我们欺骗、我们偷窃”，这个源自美国情报系统小圈子的特殊政治文化，不应扩充成为美国政体运行的总体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