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第五个现代化”，完成香港“人心回归”

从规模空前的示威游行，到频繁发生的暴力冲突，从港独冒起到社会运动遍地开花，香港显然“病”得不轻。香港之“病”与内地有没有关系？当然有，特别与中央治港体系的认识和工作有着紧密关系。虽然修改《逃犯条例》所引发的冲突是由各种长期积累、错综复杂的内外因素造成，深层内因就是香港的经济民生与既得利益结构困局，但必须承认，港人对内地司法与政治制度的不信任，对包括“一国两制”在内的国家治理体系设计和官员，尤其是对中央治港部门和官员的治理能力缺乏信心，也是导致香港市民反对修例，以及在回归后一直排斥和内地主动融合、积极发展“一国两制”的重要原因。

中央政府若不透彻认识香港“病情”，只会让“病情”恶化。本着解决问题的原则，实事求是地反思内地在社会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坦诚认识这种问题如何与以往对港工作的缺失关联，让“一国两制”能以《基本法》为准绳全面准确实践，对解决香港问题、争取和团结社会人心极为关键。

中央必须持开放态度去认识香港人如何感受自己与内地的关系。香港人对作为中国人的心态是矛盾的，也是波动的。近十年来，港人对“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一路走低，与内地经济飞速崛起并不同步，这是香港爆发大规模游行的社会心理背景。

香港“中国人”身份认同创新低

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今年6月的调查显示，受访市民对“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感为8.61分（10分满分），是1997年有纪录以来最高；“中国人”的认同感则降到5.87分，是回归二十二年来最低。

根据港大民研计划的调查，2008年6月受访香港市民对中国人身份认同感达到历史最高点（8.02分），高于市民对香港人的认同感（7.80分）。当时，受访市民在“香港人”、“中国的香港人”、“中国人”、及“香港的中国人”四者中选择自己认同的身份时，称自己为“香港人”有18%，“中国人”有39%，“中国的香港人”有29%，“香港的中国人”有13%，后三者相加达81%，说明十年前港人对中国有很高的认同感。

舆论普遍认为，高认同度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当年中国举办奥运会，展现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成就，让港人感到满意、自豪，为国家崛起的前景感到振奋；二是当年发生汶川大地震，全国各地团结一致奋力救灾，港人积极捐钱捐物、共克时艰，形成一种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情谊。

可惜的是，随着内地和香港相继发生一些影响港人心理认同的社会和政治事件，港人对中国的评分持续下降，本土认同上升。到2013年6月，受访市民对“香港人”的认同感上升到8.13分，对“中国人”的认同感则下降到6.80分。

港大今年6月的调查更显示，当受访市民在“香港人”、“中国人”、“香港的中国人”及“中国的香港人”四者中选择自己认同的身份时，53%称自己为“香港人”，11%自称“中国人”，12%自称“香港的中国人”，23%自称“中国的香港人”，与“中国人”相关的认同比率和自认为中国人的比率均降至新低。

内地在社会治理上的落后

中国人认同度变化的背后虽然有着港人自身的原因，如缺乏中国人历史意识的年轻一代逐步成长，但关键还是与近十年大陆发生的一系列社会或政治事件有关，这些事件普遍被视为与内地的法治腐败及社会治理能力不足密不可分。

影响比较大的如2008年毒奶粉事件，它不仅暴露了内地的食品安全问题，更导致无数内地人到香港抢购奶粉，让香港奶粉供应一度短缺，港府不得不出台奶粉限购令。内地之后又接连爆出地沟油、毒馒头、问题疫苗、雾霾围城等一系列负面事件，港人对内地观感不佳，可以想像。

更让许多港人耿耿于怀的是一些政治事件，影响较大的有持续多年的艾未未事件，之后的广东乌坎事件、陈光诚进入美国大使馆事件、李旺阳“被自杀”，以及刘晓波病逝等。尽管这些事件在内地因为舆论管控而并不广为人知，但可以肯定每一起事件都侵蚀了香港人对内地的司法和制度认同。近些年因为执法过度而发生的高瑜案、浦志强案，以及时常上演的“电视认罪”，也很难得到港人认同。

据香港中文大学的《香港人的国家与身份认同》追踪研究资料，一直以来，港人对内地公安部门的认知极为负面，这就更巩固了港人对内地司法的不信任。尽管修改《逃犯条例》与绝大部份港人无关，但这些顾虑并不能说是杞人之忧。一些学者就认为，内地发生的人权事件往往会让香港的中国人身份认同比例下降，这种说法在香港社会很具代表性。部份内地舆论指摘港人“数典忘祖”或“背叛”，是绝对错误的批评。

事实上，港人对中国人身份认同的变化，不仅受殖民地历史和人口结构等因素影响，更重要的是和内地社会治理水准与法治状况密不可分，盲目要求香港人用积极态度从内地过去几十年的巨大进步来理解内地，并“体谅”内地的发展阶段，实在是有些不切实际。

治港工作的现代性缺失

如果说上述事件产生的是“跨境”影响，2015年发生的“铜锣湾书店”越境捉人事件，就实实在在地跨过“一国两制”的底线，让香港人开始对内地官员是否还继续遵循《基本法》定义的“一国两制”产生普遍担忧，国内司法部门面对香港人和政府质问时“拒绝”回应，就更让人心寒。

铜锣湾书店售卖的大多是靠耸人听闻的标题博取眼球的出版物，虽然说内容可信度大多接近零，只求满足读者，尤其是内地游客的猎奇心态，但它们毕竟是香港言论和出版自由的一种象征，不容忽视。在这起事件中，内地官员缺乏对港工作的政治意识和对《基本法》的尊重，认识不到“一国两制”的严肃性和香港的社会现实，竟然发生“跨境捉人”的严重违法事件，极大地冲击了港人的信心。

铜锣湾书店事件虽然只是涉港事务中的个案，但它却和《基本法》23条立法、修改《逃犯条例》一样，直接插入港人最担忧的领域，构成在讨论“一国两制”或研究陆港关系变化时，证明“两制”司法边界遭到侵蚀的典型案例。

近年发生了一系列引起港人担忧“两制”遭侵蚀的类似事件。譬如，在特首和立法会议员的选举过程中，中联办和一些治港官员对特定人选的支援，在港人看来就是对“港人治港”的干预。中联办将香港政治主流之一的民主派“搁置”在一边，将其完全推向对立面；对建制派的盲目支持，不仅养成一个既得政治利益集团，使他们经常骑劫中央治港、惠港政策，还失去了让中联办真正“联系群众”的机会。一些治港机构和官员深度涉入《基本法》规定的香港自治领域，对属于港府事务的治港工作指手画脚，即让港府不知所从，又影响到社会对“一国两制”的认同。

表面看来，香港是中央辖下的特别行政区政府，中央拥有“全面管治权”，介入香港管治或许于法有据，但《基本法》规定香港作为一个特别行政区，可以在“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原则下，实行不同于内地的制度，除了防务和外交事务由中央负责，其他事务都由港人处理。当港人对“全面管治权”仍然陌生、双方存在认知落差的情况下，治港部门和官员的行为超出了港人对“一国两制”的认识，因而也必然无法在港获得普遍认同。

香港被英国统治了一百五十多年，被灌输的是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虽然港英政府其实是以典型的殖民地高压与放任并存方式统治，完全没有任何民主可言，但对自由民主的向往早就植根于香港人心内；加之香港社会弥漫着“恐共”情绪，随着内地经济日益崛起，对香港的冲击力增强，港人感觉自己的自主能力变弱，有被内地逐步掌控的危机。在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恐共”心理的驱使下，许多港人难免有一种本能的抗拒，这是完全可以理解和必须尊重的政治现实。回溯当初，如果不是因为认识到这样的现实，为什么要制定“一国两制”的国策？

用现代法治赢得民心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第五个现代化”，以及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提出的依法治国、依宪治国，或许可以作为认识这项难题的解决方案。

内地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已经取得傲人的成就。但只有物质层面的现代化无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习近平适时提出“第五个现代化”，是对社会发展阶段的准确认识，在持续推动“四个现代化”发展的同时，将中国的发展推进到制度、文化和精神高度，是必须的，也是应该的。

如此次香港反修例事件所警示，中国需要实现更深层次的现代化，进行一番深刻的治理变革，方能助推两岸四地的融合发展。这里的深层次治理变革不是要迎合港台所向往的西方制度，不一定要走议会选举或三权分立的道路，而是要完善包含中国智慧的社会主义现代治理体系，提升国家和社会治理能力、依法依宪治国。探索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制度自有其优越性和适用性，内地毋须改变，更不应妄自菲薄，反而应该优化、坚持、发展；港台所信奉的自由主义选举民主制度，既有其优越性，亦有其局限性，很难在内地实行。内地应该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吸收中国传统智慧的同时，尽快坚定提升制度的现代性，提升治理能力和制度自信，真正实现依法治国，这是解决现有治理难题、推动实现“第五个现代化”的核心要义。

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是解决各种治理难题的一把关键钥匙。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就是要抓住依法治国这个关键制度，推进司法系统改革和监察体制的建立，为内地司法体系的现代化打下基础。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融化法治腐败的坚冰需要时间。内地依法治国事实上已经取得一定成绩，特别是司法体系，在过去七年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也纠正了历史上很多的冤假错案，这是应该肯定的，但却不能因而否认中国司法体系依然存在不少问题的事实。内地执法者缺乏现代法治理念的情况仍多有发生，特别是在影响广泛的政治领域，一碰到政治问题，不少执法者都变得进退失据，忘记了法律的专业性，把不少法律问题政治化，这是内地亟需下功夫改进的地方--无论是思想观念还是行为方式都要进行根本变革。

对于治港官员来说，在治港工作中就更是必须如此。香港问题不仅仅是“一国两制”框架下“依法治国”和“依法治港”问题，“一国两制”本身就是一个大政治，甚至是中共现代化执政的关键考验，是解决台湾和国家统一问题的关键手段。因为香港问题的敏感性，以及陆港两地关系的历史挑战与复杂性，稍不注意就会让事情的本质被扭曲解读。修改《逃犯条例》引发的种种事端足以证明，一件小事所引发的风波，就足以解构掉中央多年治港工作的努力。

“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这十二个字看似简单，但其有效实施却需要整个内地的“第五个现代化”和“依法治国”能力来支撑。当中央提示国家拥有香港的“全面管治权”，那就更突显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要性，特别是考验中央治港机构和官员的治理能力与法治水准。可惜的是，事实证明他们的治港工作能力和法治水平真的严重落后于“一国两制”的需要。或者说，由于他们工作的特质，在国家的各个部委中，他们是必须最早实现“第五个现代化”的。

赢得港台民心 完成天下归心

实现内地和治港工作的“第五个现代化”，不仅为了让内地人民安居乐业，让陆港两地拉近心与心的距离，更重要的目标，应该还包括促进海峡两岸最终和平统一。香港和台湾问题产生的历史原因，都是因为民族和国家暗弱，是中国百年耻辱、任人宰割的结果。香港和台湾今天人心无法回归，在本质上也是中西方在地缘政治和价值观上对抗的结果，同时也说明当今世界的格局还没有完全扭转过来，中国的前途发展仍然任重道远。但中国人从来都有“天下归心”的朴素认同，在走向和空前接近复兴的当下，面对香港和台湾人心浮动，感触可能尤为深刻。

“打铁还需自身硬”，这是习近平经常使用，内地老百姓容易明白，中国共产党知道要对自身改革的关键意义。如果不能解决自身的问题，成功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第五个现代化”，则不仅陆港矛盾难解，在应对台湾内部力量拒绝和平统一的挑战面前，亦会束手无策。甚至说，即使大陆通过多种努力最终完成两岸统一，如果大陆自身治理不够现代化，两岸之间很有可能仍会矛盾频生。尽力完善自身，坚定推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第五个现代化”，无疑是让自身变“硬”、杜绝上述情况的最好方法，也是让天下中国人“归心”的最有效路径。

中国在历史长河里一直是个大一统的国家，“天下归心”是中国人几千年的信仰，已成为一种政治文化，融入民族的血脉之中。在今天这个“世界百年未遇之大变局”面前，所有人都会有“归心”的朴素认同。香港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中央应该尽力创造条件，加速大家“归心”的过程。中共必须看到，如果它自身还需要不断改革，却要求香港和台湾民众有极大的政治觉醒、无条件和心悦诚服地“归心”，是不切实际的。

港台两地民众与内地的普通人差不多，他们不会深究社会主义的理论和精神，也不明白“一国两制”具体指什么，只有当他们生活安定、体验到自己受到尊重之后，才会激发起内心深处对民族的认同。对此，港台民众的话语和实践形式也许与大陆人民不一样，但深层认同感没有什么分别，而对历史现实的认识，才应该是各地人民之间诚意沟通的基础，更是解决历史问题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