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攻坚战，习近平唯独忽略环保大计为哪般？

7月30日，中共中央召开例行月度政治局会议，7月底的会议明晰了下半年中国经济工作。此次会议，中共认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新的风险挑战，国内下行经济压力加大”，当然这种压力不排除中美贸易战带来的影响，但也决不能跟随一些声音把这种影响放大。更直接的说，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压力很大程度上仍是内部压力，进一步说，是经济结构转型的压力。

7月中，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赴地方调研内蒙古，根据中国官方的报道，习近平及一众中共官员到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马鞍山林场，穿过林区，察看林木的长势。并告诫当地官员“我们必须咬紧牙关，爬过这个坡，迈过这道坎。要保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的定力，不动摇、不松劲、不开口子。” 而所谓的“不开口子”即是在内外压力之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必须顶住压力，不能再回到以往过度依赖资源开采的增长方式。这已经是其上任以后第二次前往内蒙古谈及绿色发展。

自2017年习近平将“污染防治”作为三大攻坚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之一写入中共十九大报告，纳入其施政纲领，给外界的观感是，这项攻坚工作存在感颇弱。在习近平的“三大攻坚战”中，精准脱贫作为其展示政绩，赢得民心的“一号工程”，其投入了不少的精力，制定了明确的时间表去执行；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从提出再聚焦到金融领域，而后在2019年初被习近平再扩延到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七大风险之后，“底线思维”“忧患意识”成为其这大半年来对中共官员耳提面命的要求；而污染防治，除了前段时间在中国上海推行的垃圾分类引起广泛讨论外，并没有让外界对这项重大工作有太多关注。

事实上，两年来，关于环保，中共已布局多项举措。只不过，由于环保涉及的领域性分散，并不容易让人将这些事件归置到这项政策之中，即使能够与这项政策产生联想，也很少去思考其背后的政治意图。

例如，从2017年至今，中共围绕“防治污染”在自然生态，社会环境等层面推出系列举措。2017年元旦，习近平在新年贺词中称“每条河流都要有‘河长’了”，并明确规定至2018年6月在中国各个省份建立河长制，至此从省委书记到县长乡长都成为其辖区内的“河长”，一旦域内河流出现河流垃圾，河水污染，河田侵占等都要负责；2017年京津冀三地全面推行“煤改气”，河北作为主战场，当地政府为了完成这项政治任务，不惜在天然气供应紧缺冬季没有供暖的情况粗暴推进，而河北省委书记更是公开宣称“宁可河北牺牲GDP，也要确保北京的蓝天白云”。陕西、天津这些资源型、重工业省份城市在污染防治与调结构的压力之下，年度GDP增长逐年下滑。

与此同时，为了确保地方对这项看似非政治议题的政治工作保持重视与落实，“中央”派驻环保督导组开赴地方巡视督导，环保指标纳入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成为官员选拔任用的依据；而对于无视环保要求的，中共的问责力度也十分强劲，2017年7月，中办发布4,000余字通报甘肃境内祁连山生态遭到破坏，当地违法违规开采矿产资源，周边企业偷排偷放问题突出，甘肃省包括3名副省级在内的上百名官员遭到问责，2018年，因陕西境内秦岭北麓违建别墅群，习近平6次批示未果，而后引来“中央之怒”震动整个中国官场，从陕西省委原书记赵正永，陕西省委常委、秘书长钱引安，西安市委原书记魏民洲，西安市长上官吉庆等省（副）部级在内的上千人被问询，陕西官场遭到全面整顿。时至今日，秦岭“余震”仍不断。与此同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论”成为各地政府执政的新理念。

这些大大小小的政治事件乃至社会事件，无不是涉及环保，而事实上，在习近平的执政规划里，环保已经不只是一种理念，而是中国转变经济生产方式的未来方向，污染防治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体两面。这也是为什么中共的经济工作会议“三大攻坚战”总是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出现的原因。

虽然习近平的这场污染防治攻坚战对地方经济发展的转变来说免不了阵痛与利益阻碍，而随着外部因素的影响，整体经济下行压力的加大，改革的阻力与质疑声也会更多，但如习近平在2018年的中国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所称“这是一个凤凰涅槃的过程。如果现在不抓紧，将来解决起来难度会更高、代价会更大、后果会更重。”

由此可见，这项环保大计已经不仅仅是生态领域的工程，而习近平动辄批示的生态问题背后更是政治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但从今天官场来说，关于生态破坏，违建建筑仍然层出不穷，与其说是秦岭别墅带来的警示不足以警醒部分官员，不如说他们并未真正明白习动辄批示的“污染防治”真正的着眼点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