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愤怒之夏：只有两国 才有两制

文：何明修（六年级前段班的中年大叔，目前育有一女一子。从小在繁华的西门町长大，看尽台北西区的没落与重生，结果当教授的薪水在台北买不起房子。现在是靠研究与教学为生，任职于台大社会系）

9月4日，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终于同意正式撤回《逃犯条例》的修订，企图止息已经蔓延燃烧近三个月的抗议运动。如果是6月9日103万人游行，或者是6月16曰200万人游行时，就有这样的断然处置，香港政府很有可能不会面临如今难以收拾的残局。

香港政府采取硬强姿态，自恃警察武力、司法检控、黑道就可以压制反对声音，才让单纯的反送中演变为香港人全面抗暴行动。为何香港政治人物一再地误判局势？问题的关键在于林郑不是真普选出来的领袖，她不代表香港人，也无法代表香港人。

在林郑宣布之后，民主派议员与示威者的“民间记者会”都提到这点：近三个月来，已经有上千人被捕，其中有71人被控可以处十年的暴动罪，有三只眼睛已经永久残废，更有八位香港人选择了自杀。这样巨大的社会代价是并不是执政者的些微让步所能弥补的。

事实上，在6月12日的金钟立法会抗争，警方就发射150颗催泪弹，还从医院与救护车逮捕受伤人士，再定性为暴动。反对运动就立即升级，提出了“取消暴动罪指控”、“释放被捕者”、“调查警方暴力”的诉求。

在石破天惊的七一占领立法会之后，“特首与立法会双普选”之诉求浮现，延续了雨伞运动未完成的志业。连同原先的撤回修例，“五大诉求、缺一不可”成为了这场去中心化、没有领导者运动之共同心声。

“被送中”的恐惧与威胁感，是一开始驱动反对运动的力量。但是从六月中之后，示威者越来越是基于义愤，尤其是警方动用不成比例的武力，以及与黑社会勾结的情事。

如果没有7月21日元朗白衣人的无差别攻击事件，就不会各部门公务人员纷纷用证件表态，以及8月5日的三罢（罢工、罢学、罢市）。如果没有8月11日警察用布袋弹打残女急救员右眼，就不会有12日与13日大规模的“警察还眼”机场集会，导致接连两天班机取消与延宕。也由于8月30日大搜捕，警方捉了本土派、自决派、民主派的代表人士，才有隔天成千上万人无视禁令参与了港岛的游行。

执政者无视沸腾民怨，以为国家镇压机器就可以达到威吓效果，结果适得其反。这段期间以来，香港人的胆量变大，前线示威者也学会更灵活敏捷的勇武抗争方式。在2014年9月28日，香港警察在金钟丢出了89颗催泪弹，当晚网络上到处流传解放军坦克车已经出动的假消息，当时占中运动领袖与学生急忙劝退群众，要求“择日再战”。

如今，警察的催泪弹已经是如同香港人所说的“放题”使用，而前线的“灭火队”也发展出一套迅速有效的处理方式。中国官员与军事将领杀气腾腾扬言“止暴制乱”，对付他们所谓的“恐怖主义的苗头”；但是香港人似乎已经看穿这样的恫吓伎俩，“跪求解放军出动”成为网络流行的话语。

“白色恐怖”过去并不是香港人常提到的词汇，但是随着警察武力的无节制使用，这样的感受已经成为了香港人日常经验的一部分。从七月之后，抗争现场原先前的港岛区，蔓延到九龙与新界，深水埗、黄大仙、元朗、沙田、天水围等社区居民，直接感受到了催泪弹。也由于警察的滥捕，只是要走得慢的街坊都有可能被捕或被打。

香港地狭人稠，商场、地铁、天桥等公共空间，是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暴走的警察却将这些场所变成为流血的杀戮战场。

7月14日沙田游行被警方多面包抄，最后成为新城市广场的“困兽之斗”，吓坏了许多中产阶级消费者。7月21日，白衣人在元朗站施暴；8月11日，警方在葵芳站与太古站追杀逃离现场的示威者；8月31日，警察更是在太子站疯狂施暴，毒打所谓“伪装成市民的示威者。”

这些流传出来的影像十分具有震撼力，地铁乘客、商场购物者、社区居民都可以感受到“警察国家”的切身体验。

香港政府声称示威者是“暴徒”，有些前线勇武派用砖头、棍棒、汽油弹与其他自制武器攻击警察，也是事实。但是正常人都可以理解，滥暴警察与暴力示威者之间有巨大的武力差异，警棍与雨伞的伤杀力不能相提并论。

更何况，就算是最勇武的示威者也不会浮滥使用暴力，他们往往是针对落单的警察。但是警察所击发的催泪弹、橡胶子弹、海绵弹、布袋弹，甚至是一般子弹，却是不长眼睛。管你有没有参与示威，一样有致命的杀伤力。这也是为何一般市民开始厌恶警察，许多社区或是商场都宣布不欢迎警察进入。

香港沦落为暴警横行的城市，追根究柢的原因是因为香港人没有自由，他们的政治领袖是对北京负责，而不是服务广大的市民。《逃犯条例》修订案的争议，只是这场盛大的“香港愤怒之夏”的一椿意外导火线。在此之前，铜锣湾书店事件、议员DQ、一地两检等争议也是源自于相同的中港矛盾，只是没有演变成为全民抗暴。

一国两制所允诺的五十年不变与高度自治不断地被掏空，这是香港人的具体感受。在未来，就算没有了《逃犯条例》修订，类似的威胁仍是持续出现。日前，中国官媒才提到，在风波平息之后，香港要全面推动国民教育。这样的作法不正是再度引发家长与学生对于“洗脑教育”忧虑，催生二次反国教运动？

香港人怒火无法平息，关键即是一国两制之结构性的矛盾。渴望民主自由的城市与日益走向法西斯极权的国家，是无法和平共存的。就这一点而言，香港的独派人士显然看清了真正的本质，因为他们宣称“只有两国，才有两制”。就如同所有的社会运动一样，“香港愤怒之夏”终会有结束的一天，但是这样的体悟，却可能是运动留下来真正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