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纲的失望与无奈：中国崛起再次遭遇美国阻力

10月18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决策机构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第40届部长级会议在美国华盛顿结束。IMF在随后的声明中表示“由于第十五次份额总检查没有取得进展”，会议决定推迟份额改革最迟至2023年末。据中共官媒新华社消息，中国央行行长易纲10月20日表示，对IMF未能在份额改革上达成一致感到“非常失望”。

按照原定计划，IMF会在本次秋季会议上完成第十五次份额改革。改革完成后，中国在IMF的份额和投票权从第三名上升至第二名。目前，美国拥有17.46%的份额，对应16.52%的投票权；日本排名第二，拥有6.48%的份额，对应6.15%的投票权；中国排名第三，拥有6.41%的份额，对应6.09%投票权。

份额一般反映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并决定该国在IMF的投票权和对IMF的资金贡献率。因此易纲对外界表达不满时强调，份额是IMF的主要资金来源，未能调整份额比重削弱了IMF的代表性、治理能力与合法性。

在IMF内部，份额决定了成员国在IMF决策中的投票权。IMF每个成员国的投票权由基本票加上每10万SDR（特别提款权）的份额增加的一票构成，也就是说，份额越大，可以获得的投票权占比就越高。

除了可以获得直接的国际话语权，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外，IMF份额还有一个最直接的作用——获得贷款，根据IMF规定，成员国可从IMF获得的贷款数额(贷款限额)以其份额为基础。例如，在备用和中期安排下，成员国每年可以借入份额200%以内的资金，累计最多为份额的600%。特殊情况下的贷款限额可能更高。

虽然易纲的“失望”显得合情合理，但IMF份额改革失败背后是更加复杂的大国博弈。

IMF份额由一个公式权重确定，其中国内生产总值（GDP）占50%，开放程度（主要衡量项目是经常项目收支综合）占30%，经济波动性（经常项目收入和资本净流动波动程度）占15%，国际储备占5%。

按照IMF秘书长林建海的说法，因为各国国情不同，对各变量占公式权重看法也有很大分歧。就以GDP一项为例，有的国家认为按市场汇率计算GDP合适，也有国家认为购买力平价更能反映GDP的规模。

众所周知，以GDP衡量，中国早已超越日本。但一方面是GDP只是衡量IMF份额的一个参考指标，另一方面，IMF理事会通常五年举行一次份额总检查，存在一定滞后性。更重要的是，任何的份额变化必须经过85%的总投票权批准，并需要所有成员国签字认可。由于美国拥有16.52%的投票权，这就赋予其实质上“一票否决权”。

换言之，中国想要在IMF争取更大的份额和话语权，还是绕不开美国。尤其关键的是，IMF份额改革最终需要美国国会授权通过。

早在2010年，IMF就通过了份额改革和治理改革的方案，其中，中国的份额被大幅提高。但由于涉及到总份额变化，需要美国国会增加预算，因此方案在美国参众两院和两党之间反复，直到2015年12月，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了2016财年支出及税务法案，IMF于五年前通过的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被包括在支出法案中。

该项改革生效后将使IMF总份额翻番，从约2,384亿美元SDR增加到约4，768亿SDR，并实现向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整体转移份额6个百分点。其中，中国份额占比将从3.996%升至6.394%，排名从第六位跃居第三位。美国国会诸多反对派人士正是借由IMF增资，阻挠已经通过的份额调整方案。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长，成为国际秩序建设的重要参与者，理应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美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大的国际秩序受益者和维护者，应该意识到面对新参与者的冲击，国际秩序也需要与时俱进，适时调整，这是历史的必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