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走向终局对决 明年1月是打开宵禁的窗口期

进入11月，持续了5个多月的香港反修例风波越演愈烈，暴力示威的烈度已达到高烈度的水平，从周末蔓延到工作日并出现了“三罢”的情况，所有学校都被迫停课，交通处在半瘫痪状态，社会很多行业都停工，港大和理工大均出现警方和暴力示威者的严重冲突局面，犹如战争场面，可以说形势非常严峻。以至于正在巴西外访的习近平主席也罕有的发表了措辞严厉的讲话，称“止暴制乱”是当前香港“最紧迫的任务”。为什么形势会变得如此不堪呢？在做具体原因的分析之前，有几个重要因素要先厘清。

首先，特首林郑月娥是暴风眼里的焦点。围绕着她是不是合适继续做下去，香港社会产生了严重的争论，许多人认为只要林郑还在台上赖着不走，政治危机就看不到解决的希望。各种传说和谣言满天飞。11月4日和6日林郑在北京受到习近平主席和中央负责港澳事务的副总理韩正的高调接见并重点强调对林郑和她的管治团队高度信任和肯定。这显然是中止围绕林郑的种种传言和迷雾。尽管如此，现在仍有很多人认定，中央领导人的肯定是礼仪之举，并举出以前特首董建华和梁振英的例子说明，肯定之后该下课的还是要下课，似乎认定林郑面对香港乱局处理不力，是干不长的。

客观地说，林郑确实在这次应对反修例风暴时犯有严重的政治判断错误，负有首要的责任。但不能因此说这次政治危机全部是林郑一个人惹的祸，中央过去数年对港政策也存在严重偏差和失误，对修例发展前景的判断也是错的；还有香港社会经济多年积累的若干深层次矛盾，都是对促成这次政治危机有作用。账都算到林郑一个人的头上是不公平的。此外，除了最初政治判断出现严重错误之外，林郑在后来的应对中，总的来说是得当的，尽管也有犹疑不决和反复等问题。她夹在两个老板之间，政策腾挪的空间非常有限，换成任何其他人坐在她的位置上，在同样的情景下，就能应对得更好吗？答案是否定的。比如突然出台《禁蒙面法》，那是中央的指令，谁都得执行。再如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和“双普选”，并非她能决定的事情。中央当然清楚林郑民望很低，这其中也有中央确定的政策的份。中央肯定林郑，并不意味着林郑是应对目前危机的最好的人选，而更多的应该是在可视范围内，还没有更好的人选。

从过去披露出来的内部谈话和了解到的事实都表明，林郑最困难的时期应该是6、7、8月份，说她内心曾到了崩溃的边缘也不为过。她确实曾向中央表达过引咎辞职的意向。但现在她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女性首长有其特点，就是处理问题更细致更柔和一点。在9月份的对话会上，她放低姿态，柔性面对，并忍受了长达五个小时的围困，体现了相当坚强的政治心理素质。有些人提到了可能替代林郑的人选，如全国政协常委唐英年、前金融管理局局长陈德霖和现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这几位虽然都有相当的名望和从政经验，但也有各自的短处，唐英年自己的家庭问题都处理不当；陈德霖政治经验明显不足；陈茂波把握社会全局的能力比较欠缺。如果和林郑比较的话，都看不出比有明显的优势。除非在实施紧急状态下，目前恐怕没有更好的替代人选。

如果下一步中央真的要强推行23条立法，恐怕也只能由林郑去做这个“恶人”。一个基本事实是，不像内地中共组织部对其干部队伍处级以上的官员的个人信息有系统的把握，在香港中央对一定级别的公务员队伍的系统信息几乎是知之甚少。在目前受到种种条件约束的情况下，关键问题在政策，不在人。当然随着危机的不断恶化，林郑仍然是一个高度不确定的因素，林郑毕竟是港英时期培养的公务员首长，其大脑软件和内地官员的是完全不同的，因此有分歧是正常的。她仍需要把握好中央政策本地化的难题，如果拿捏好了这一点，她能控制住局势，还是有机会做完任期的。

其次，中央政府下一步对港政策的走向。这个因素对香港未来局势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有迹象表明，中央政府相关部门在过去这段时间里内部也在充分检讨和反思近年对香港的一系列相关的政策和做法。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可以看作是有了一个阶段性结论。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港澳基本法委主任沈春耀在解释全会决定有关香港部分的内容时总结了五项任务，其中四项是过去常提到的，只有第三项比较引人注意，即建立健全国家安全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这点和全会公报以及韩正副总理提法是一致的。

如果说沈春耀的解释还比较中规中矩，那么港澳办主任张晓明在11月9日发布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辅导读本则详细阐述了决定中关于香港澳门政策的内涵，特别是具体指明了十项中央的权力，引起香港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这10项权力是:1 特区的创制权，即中央握有特区政制发展权；2特区的组织权,即中央有实质性的对特区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的选拔、任命、监督和罢免权；3对特区基本法的制定、修改和解释权；4对特区高度自治的监督权；5向特区行政长官必要时发出指令权；6外交事务权；7防务权；8在特区实行全国性法律实施权；9宣布特别行政区进入战争或紧急状态权；10根据需要做出的新的授权。另外，张晓明强调，要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他在文中认为，香港尚未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也未设立相应的机构，这是近几年来港独等本土激进分离势力的活动不断加剧的主要原因之一。他指出，建立健全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强化执法力量，“已成为摆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面前的突出问题和紧迫任务”。

我们倾向认为，张晓明的这个辅导读本文章，在习近平主席和韩正副总理接见林郑几天后公布的，不可能是他个人的发挥，应该是根据修例风波5个月的走势，中央高层商定的下一步治港方略的整体规划纲要。如果这个规划能够全面实施，那就意味着：1中央对香港的管治权明确、具体、系统化，这是香港回归22年来的首次。2香港高度自治权受到中央权力的多方面的具体限定，“高度自治”首次有了明确的法律范围含义。3“一国两制”带有了具体的中国特色，如果从西方的角度来理解，“两制”的范围被“一国”大大地收缩了。4把保障国家安全的立法和执行机制明确提上议事日程，甚至是“突出问题和紧迫任务”。张晓明的文章发表后，香港反对派阵营的批评声量非常之高，甚至说他是“唯恐天下不乱”。香港近期紧张局势明显升温和这篇文章出台应该不是时间上的巧合。

第三，反对派的策略看上去有所调整，不再高调举办大型示威游行，因为申请了警方也不会批准。而是把抗议的舞台让给勇武派。近期周末街头对抗基本都是黑衣人队伍，四处开花，以堵路、打砸目标商铺和中资机构以及港铁系统为主。由于周梓乐同学意外身亡，这又动员起大批学生加入勇武派。反对派当然也清楚，一味打砸烧会侵蚀民意的支持度，但除此之外，其它的施压的手段也很有限。他们也认识到，特区政府也在在不断地犯错误，最明显的就是对警察执法行动无法制约，这等于也在不断地给民众制造负面观感，造成警民对立程度持续升高。两个负面因素相抵，民众对勇武派行为总体的支持度仍保持在相当高的水平上。近期的一些民调也能反映出这个态势。在大街上我们也能经常看到黑衣人群打砸烧时多数人表现淡漠，持“不支持但能理解”的态度。我们更看到有视频表现在一闹市区竟然有大批市民在欢迎打砸回来的黑衣人士。与此同时，反对派也强化了在各行业不合作运动，包括立法会的斗争。可以说，反对派在实行一套长期抗争的战略：多点暴力抗争和各行业不合作相结合。

第四，区议会选举是观察对抗走势的一个重要指标。这次区议会选举对下一步立法会选举和特首选举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更重要的是，携反修例积累的声势，反对派可能有好的成绩。连特首林郑在一个内部会议上告诫建制派要为可能的失败做好准备。对1090名合格候选人竞逐全港18区共452个议席而言，是香港回归以来历届区议会选举中最激烈的一次，1个席位经常有3到4个候选人竞逐。以前的选举中，常有一个席位就有一个候选人，不用投票就自动当选了。今天这个情况没有了，这反映出在反修例风波愈演愈烈的背景下，各种政治势力都想在未来的斗争中争得体制内的政治优势。尽管有政治危机因素，候选人筛选过程大体是合乎民主规范的，只有一个候选人黄之峰因其民族自决的言论被中央指令拿下，其他很多反对派候选人如岑子杰等中央并未干预。围绕着各候选人的竞选活动，虽然有一些干扰事故，特别是对建制派候选人何君尧的刺杀未遂比较严重，总体上说是进行得还算顺利。但近日紧张局势突然升温，为能否如期在11月24日进行投票投下了阴影。如果不能如期进行这次区议会选举，无疑是为整体对抗局势再来个火上浇油。

现在我们看看下一步局势如何演变。我们在上一篇文章中曾预计，反修例风波在《禁蒙面法》推出后可能正在走向暴力对决的路上。现在事态的发展正在证实我们的判断。根据上述几个主要因素的分析，事态确实正在走向失去控制，离终局的暴力对决越来越近。

回顾自6月初开始反修例风波的演变轨迹，人们可以看出，局势有三次明显升级:一次是8月31日前后。中央提出“止暴制乱是首要任务”后，面对乱局林郑出重拳逮捕反对派头面人物并加大警方执法力度，特区政府官员又不断对外放风说要引用1967年港英时期的紧急状态条例，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尽快止暴制乱。然而，反对派和勇武派的回应却是在那个周末掀起了一轮更激烈暴力抗争活动，打砸烧的范围进一步扩大。9月4日林郑突然来个急转弯，反而第一次正面回应了示威者的“五大诉求”，并开始与民间对话。局势有所缓和。第二次暴力示威的升级则源于10月4日林郑参加完北京国庆庆典第三天就匆匆推出《禁蒙面法》，意图是再下重拳止暴制乱。但这次迎接《反蒙面法》又是暴力示威再上一个新台阶，让香港度过了自6月初反修例风波后“最黑暗的一夜”。

现在我们可以初步下结论说，《反蒙面法》出台是错误的决策，它不但没有禁住蒙面，反而给勇武派送去了一把再动员的“集结号”。第三次就是最近这波暴力示威狂潮。这次起因主要有三个：一是11月8日在西湾河路口一个交通警察在制服试图堵路的白衣人和黑衣人的过程中进行了实弹射击，击中两名黑衣人，其中一人腹部严重受伤，进重症室抢救。另一个事件则是在一个过街天桥上因不同政见，一个57岁的男子被人浇上液体点燃严重烧伤，至今未脱离危险。现在看这两件事更像是偶发事件。从实弹射击的视频看，被击中的黑衣人上前更像是要帮助被交警抓住的那个白衣人，而抢枪的意图并不明显，但警方事后认定他就是要去抢枪。整个过程更像是交通警察面对几个对抗者，由于经验不足，慌乱中连开三枪。如果当时是一名专业的防暴警察，可能事情就不会是这个样子。至于火烧不同政见者，目前我们知道的信息不多，无法做出明确判断，等待警方的侦破工作。但看不出这两件事有什么明显的联系。应该判断成在整体形势不断恶化，私了事件层出不穷的背景下，两件偶发事件激起新的对抗情绪。二是北京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张晓明的那篇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的辅导读本在11月9日公开发布后在香港引起震动，客观地说使多数香港市民对“一国两制”前景有点绝望。三是面对不断加剧的暴力示威活动，警方的执法力度也越来越大，不断出现各种不利于警方形象的执法事件，抓人也越来越多。这些因素促使暴力破坏近期明显升级，出现高烈度的政治对抗，从周末蔓延到工作日，所谓“三罢”活动使香港处在半瘫痪状态。中大校园前过街天桥上和理工大彻夜的战斗是整个局势严重升级的标志性事件。大中学校的学生加入到与政府和警方对抗行列，使局势更为复杂。

高烈度的暴力破坏使整个局势面临着一个新的转折点：止暴制乱变成暴力对决的恶性循环，离政治解决越来越远，似乎到了终局决战的关头。内地官煤人民日报下属的《环球时报》甚至发推说11月16日的周末特区政府就会宣布施行周末宵禁，当然被特区政府发言人斥为“谣言”。特首林郑近期也频繁召集团队主要官员开会商讨对策。我们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虽措词严厉，也表示出能容忍的耐心越来越少，但应该是排除了马上采取诸如宣布紧急状态和戒严等极端措施的可能性，这和官媒近期不断释放的信号含义相反。尽管如此，当我们仔细研究这次反修例风波走到今天的运行轨迹，和30年前的“六四风波”的运行轨迹有不少相似之处，主要原因是执政党都是中国共产党，党的政治思维逻辑和方式基本没变；最大的不同是当年北京的情况和今天香港的情况则是完全不同的，这就是为什么当年北京六四风波只延续了一个半月，而今天香港的危机延续了5个多月仍难以止住。

客观地说，中央政府和港府“止暴制乱”的工具箱里的有效政策工具是越来越少。现在中央政府和港府剩下的有效选项主要有：1香港警队镇暴执法行动升级为实弹射击，即必要时用致命武力对付坚持抗拒的暴力示威者；2局部地区宵禁；伴随着部分或全部禁网。3中央政府直接宣布紧急状态。到目前为止，警方的执法行为虽然从10月5号《禁蒙面法》实施后不断升级，但这些强力执法行动，并没有压制住暴力示威浪潮。在这个背景下，进行实弹射击就成了下一个执法行动升级的选项。内地官媒近期就经常鼓吹港警进行实弹射击，他们明显认为现在这样的暴力示威的程度，不打实弹不足以镇住局面。内地政法委的官方微博近期就公开说，有枪不开，要枪干什么用？杀气腾腾溢于言表。现在主要是要等合适的时机。什么是合适的时机？它是指需要时间让暴力示威的行动失去更多的民意支持，当怨声载道的时候，强力镇压就是合乎逻辑的了。但坦率地说，如果调整港警实弹射击的指引，把它作为镇暴的主要工具，局势失控的风险也不能忽视。11月8日在西湾河路口交通警察开枪击中一黑衣男子不能不说是这轮暴乱升级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如果进行实弹射击导致了更多的伤亡，那么更大的动乱是必须要预期到的。到了那种情况，实行宵禁的选项就不得不摆在桌面上了。而要宵禁，仅靠不到四万的港警队伍，恐怕不够，应该考虑让有驻港解放军部队参与，并做好由中央政府宣布施行“紧急状态”的终极手段。为了有效实施“紧急状态“，有必要在深圳准备几个军的规模的部队随时开进香港增援驻港部队，以确保“紧急状态”能有效实行。

实行“宵禁”和“紧急状态”会有什么后果，这个也必须要做最坏的估计。1989年“六四”镇压按官方数字死了几百人，伤了数千人。在今天的香港社会的现实，有可能导致数千人死亡（主要是青年学生），数万人受伤。香港必须至少要“戒严”半年，这就意味着香港社会要停摆数月，然后逐渐恢复。经济金融问题还没有考虑在内，国际社会的反应也先不考虑。首要的考虑是，这样做能不能镇住局面，应该说可能的情况是，在付出沉重代价后，有80%的机率可以控制住局面。但也有20%的可能性是滋生地下武装抵抗，香港恐怖活动增加，社会长期得不到安宁，什么车臣化、利比亚化都不能排除。在戒严控制住局面之后，中央政府就可以顺势推出23条立法，同时全面实行十九届四中全会批准的下一阶段治港计划，从“井水不犯河水”过渡到全面严格管治，实现“真正的回归”。

下一步的演变有两个最可能的剧本供选择：

最坏的剧本：由于暴力冲突逐渐升级，警方执法会向实弹射击方向发展，然后出现更大的暴乱，港府宣布实行局部地区“宵禁”，如果没能控制住局势，社会瘫痪，更大一轮的暴力活动出现，最后中央政府宣布施行“紧急状态”和戒严，解放军上街，导致大量人命死伤，香港被置于死地。实行“局部宵禁”的时间窗口应该是11月24日区议会选举后的12月份或明年1月11日台湾大选后。如果区议会选举没能如期举行，那么12月份实行宵禁的可能性就会大增。如果选举能如期举行，但暴力示威仍愈演愈烈，中大和理工大冲突场面不断再次上演，则明年1月份实行宵禁的可能性则浮现。届时台湾大选和中美贸易谈判也都将水落石出。

最现实的剧本：特区政府和警方降低执法的暴力程度，做好与暴力示威者长期柔性对抗的准备；反对派和勇武派也应审时度势，降低暴力示威程度。各方都努力确保11月24日区议会选举安全有序地完成。同时，特区政府应该废除那个有名无实的《禁蒙面法》，为同各阶层对话创造合适气氛。各方理性对抗，多管齐下，把暴力示威的烈度降到中等以下，即只在周末进行街头政治对抗活动，工作日以工作为主，让大学校园恢复正常，尽快复课。让全港交通恢复正常服务。在明年初港府应根据监警会的初步报告，择机同意设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同时中央政府也应表态，只是在合适的时机以合适的方式进行国家安全立法和执行机制的建立，未来治港方案也会听取香港各界的意见。

何去何从，就掌握在各方的手中。要理性战胜信念。解决政治问题不能光靠信念。靠信念可以砸成粉身碎骨，理性则要求适当妥协，“退一步，海阔天空”。11月16日出现解放军驻港部队部分官兵以便装集体出动，去营区附近清理路障。被查询时特区政府表示，并没有要求驻港部队出来协助清理路障，应是义务自发的公益行动。显然这个行动应该至少得到中央军委的批准。我们认为，如果没有特区政府的请求，驻港部队不应有这种义务自发的行动，因为这会拨动乱局中的香港社会的那根高度敏感神经，不利于稳定大局。最新消息是，香港高等法院刚颁布裁决，认为《禁蒙面法》违反基本法，超过要达到目地的合理需要。这项最新发展，对中央政府领导人呼吁香港司法机构也加入“止暴制乱”行列是个挫折，显示了香港司法独立的特性，为日益复杂的香港局势投入了新的变数，有可能成为刺激中央政府采取更激烈措施的事件。不过，我们认为港府应该因势利导，废除《禁蒙面法》，为展开同各界的对话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