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靠什么成为国际金融中心？

2008年春节前，美国《时代》周刊编辑迈克尔·艾略特在他的文章《三城记》（A Tale of Three Cities）中，创造了一个新的词用来形容世界三大国际金融中心，纽伦港（Nylonkong）。

纽伦港，指的是，纽约，伦敦和香港。

艾略特在文中写到，“纽约、伦敦和香港这三座城市因相通的经济文化而互相联系。不仅成为体现全球化的典范，同时也解释了全球化的原因。这三座城市构建起一个能促进全球经济发展的金融网，也为中国顺利融入现代社会提供了便利。因此，只要能理解‘纽伦港’，你就能理解我们这个时代。”

纽约是美国的金融中心，伦敦是英国的首都和金融中心。英美都是资本主义发源地之一。伦敦证券交易所成立于1773年。纽约证券交易所成立于1792年，而当时的香港还是个鲜为人知的小渔村。那香港又是靠什么后来居上，超越东京，巴黎，上海成为和纽约和伦敦并称的世界金融中心呢？

答案是自由和法治。

香港的自由，体现在资金可以自由进出，货币可以自由兑换，货物可以自由往来，信息可以自由流通，也体现在税赋低，营商环境好上。

香港的法治则体现在廉政公署严查腐败，司法独立上。

先说资金可以自由进出和货币可以自由兑换，这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一大必要条件。

既然是国际金融中心，就要吸引国际投资者来投资，不能关起门来自娱自乐。这就要取消外汇管制，让货币自由兑换。

香港完全放开外汇市场，在香港，个人和企业可以自由兑换外汇。港币汇率和美元挂钩，而美元是国际货币，可以兑换各个国家的货币。因此投资者在香港就可以直接买卖全球的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香港的金融机构服务于全球客户。不对国内投资者和国外投资者区别对待。在香港，本地银行和外资银行也享受完全平等的待遇。

如果资金只能进不能出，或者进出要受到严格管制，投资者为了资金安全就会对投资有顾虑，不敢投资，或者跑去其他地方投资了。有人说只要有合适的政策，上海也能取代香港的功能，但实际上，如果资金不能自由进出，货币不能自由兑换，本地银行和外资银行待遇不平等。上海永远无法取代香港，也无法取代任何一个国际金融中心。

香港的自由，体现在经济自由度高，是自由贸易港上。

自由贸易港是指设在国家与地区境内、海关管理关卡之外的允许境外货物、资金自由进出，外方船只、飞机等交通运输工具也可自由往来的港口区。

1547年，热那亚共和国将热那亚湾的里南那港设立为世界上第一个自由港。其后，为了扩大对外的国际贸易，一些欧洲国家便陆续将一些港口城市开辟自由港。至今，因应全球的贸易活动与经济发展，自由港的数量已上升至130多个。

香港长期奉行自由贸易政策，不设任何贸易壁垒，进出口程序简便，税收也低。只用缴纳数额很小的的行政费用，除了酒类、烟草、碳氢油类、甲醇以外的所有货物的进出都可享受零关税。

香港本地厂商出口商品也不享有任何优惠和特权，可以说是很公平的了。

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于《华尔街日报》发表“2018经济自由度指数”，香港凭借90.2的得分，不但再次荣登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的宝座，还成为唯一一个总分超过90分的经济体，远高于全球平均的60.8分，这也是香港连续25年蝉联这一世界级的殊荣。

香港的自由，还体现在税赋低，营商环境好。

香港的税制有三大特点:简单,透明，低额。只设三种直接税，利得税、薪俸税、物业税，最高税率只有17%，并设有免税额度。

在香港，销售税，消费税，增值税都免征。低税收让香港有了良好的营商环境，也让香港成了世界闻名的购物天堂。众多购物者跑到那里去买买买。

世界银行发布的《2016赋税环境报告》认定，香港的赋税环境是全球最佳地区之一。

香港的自由，还体现在信息流动的自由。

金融市场瞬息万变，是一个最依赖信息传播速度的地方。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信息流动的自由和快捷也是必要条件之一。

在香港，各大国际媒体可以无障碍发行。投资者可以买到当天出版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金融时报》。香港居民只要花少许有线电视费，就能实时收看全球各个国家的电视频道。投资者在香港可以自由获取世界各地的信息，不用担心因为信息壁垒而慢人一拍买卖遭受损失。

想要成为世界金融中心，就要保证资金往来的便捷和安全。不能让投资者担心自己的财产有被非法没收的风险，官员也要廉洁奉公，这都要靠法治的保障。

香港的法治，体现在廉政公署的存在。

上世纪七十年代，经济刚刚起飞的香港曾经是个无官不贪的地方。市民们无论做什么都要行贿。去医院看病，要给医生塞红包；摆地摊做小生意，要给警察塞红包；连自家的房子着火了，都要按规矩给消防队行贿，否则消防队就是干看着不灭火。

这是因为当时香港的反腐败制度有问题。

当时香港的反贪污部是香港警队的下属部门，直接受香港警队管辖。而香港警队可以说是香港当时最腐败的部门。据统计，当时的香港警察95%以上收受贿赂。有名的四大华人探长更是贪污无数。其中华人总警司吕乐贪污额高达五亿，人称五亿探长吕乐。后来在廉署反贪风暴中被治罪的名叫韩德的香港警司曾有一段著名的供词：

“贪污在香港警察队伍中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就像晚上睡觉，白天起床、刷牙一样自然。”

反贪污部受如此腐败的警察部门管辖，自然无法清除腐败，反而与贪污的警察狼狈为奸，坐地分赃，收受华人总警司吕乐贪污“分红”，对腐败行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香港百姓饱受贪污腐败之苦，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但是廉政公署的设立改变了这一切。

1973年，来自英国葛柏是香港九龙区副总指挥，是九龙区警察第二位最高负责人，被怀疑贪污420万港币遭到调查。而他历年的合法收入总计只有93万港币。

调查期间葛柏先是以太太生病及自己体力衰退为由，要求提早退休。然后在警方监控下看风头不对干脆通过新加坡逃往了英国。这彻底点燃了香港社会对贪腐的怒火。

对腐败已经忍无可忍的香港市民纷纷走上街头，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反贪污捉葛柏”大游行。

最终在巨大的民意压力下，1974年，一个“与任何政府部门包括警务处没有关系的独立的反贪组织”，即香港廉政公署诞生了。

诞生后短短几年内，廉政公署就雷厉风行地肃清了腐败，净化了社会风气，使香港跻身于全球最清廉地区之列。仅1977年一年，廉政公署就起诉了272名贪污的警务人员，其中145人被定罪。逃亡的葛柏更是被从英国引渡回香港接受审判，最终锒铛入狱。

香港的经济自由度连续25年蝉联全球第一，其中的一大原因便是香港有廉洁的行政机构和企业文化。而这靠的就是廉政公署。

廉政公署反腐败，靠的是四大独立。机构独立、人事独立、财政独立和办案独立。

1.机构独立，指廉政公署不隶属于任何一个政府部门，其最高官员“廉政专员”由香港最高行政长官直接任命；

2.人事独立，廉署专员有完全的人事权，署内职员采用聘用制，不是公务员，不受公务员叙用委员会管辖；

3.财政独立，廉署经费由香港最高行政首长批准后在政府预算中单列拨付，不受其他政府部门节制；

4.办案独立，指廉署有独立调查权，包括搜查、扣押、拘捕、审讯等，必要时可使用武力，而抗拒或妨碍调查者则属违法。

这四大独立，使廉署从制度上切断了与可能限制他反腐的其他部门的联系，从而使反腐败“一查到底”成为可能。

为了打击腐败，廉政公署鼓励市民举报贪污，并且全力保护举报人，设立四十年来，没有一名举报人因资料外泄遭骚扰或报复。

廉政公署不但管政府官员的腐败，连私营机构和企业的腐败也管。

这一是因为私企的腐败也侵犯了公共利益。例如，上市公司贪污、商业回扣，最后都直接或间接地侵犯了消费者和投资者权益。

二是因为，如果私营企业的腐败不被遏制，整个社会清廉将成为一句空话，受到影响，政府也很难独善其身。

在反腐的过程中，廉政公署雇员自身也要保持廉洁，连收受500港币以上的礼物都要通报行政长官批准。廉署职员也不能投资股票，因为他们在工作中经常要接触到与股价变化有关的信息，如某公司财务状况等，如果参与股票投资，对普通投资者是不公平的。

除了廉政公署，香港的法院也有国际声誉，受国际投资者认可。

投资者最需要的就是安全感，只要自己做生意守法，财产不会受到任何个人或机构侵占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离不开法治的保障。

金融，可以说是对诚信，对法治要求最高的行业。如果投资者因为对方诚信缺失，不遵守规则而遭受损失，法院是他最后可以寻求帮助的地方。

香港法院继承了英国判例法的传统。三权分立，香港各级法院独立于立法和行政机构。最高行政长官特首不但无法干扰法官断案，甚至有可能因为违法行为被法官定罪，送进监狱服刑。

比如，香港前特首曾荫权，卸任后被判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入狱20个月，后减刑至12个月，2019年1月15日刑满出狱。

香港法官终身任职，不用担心卸任后被打击报复。同时收入很高，可以独立专心判案，不用搞副业，也更难被物质诱惑徇私枉法。

司法独立给了国际投资者信心，也满足了香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一大必要条件。

虽然伴随着大陆经济的高速发展，香港占大陆GDP的比重从1997年的17%跌到了2018年的3%，但香港依然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优点。我们不可妄自菲薄，也不能妄自尊大，无视使香港成为世界三大国际金融中心的各种优点。

自由和法治是香港的两大优势，也是香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