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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荣枝落网让红蜘蛛又火了：入狱的美女们
除了法律之外，没有人有资格去审判另一个人，但也没有人有资格去终结别人的生命，这是告别丛林社会之后人性的一种良知和契约。但在那个年代，都晓觉得这个契约变得模糊了。这成为《红蜘蛛》的某种初衷，想要在新规则站稳脚跟之前，提醒人们一些最基本的价值观，在不知道应该追求什么的时候，至少可以相信内心的那条隐形的线。
这不是常规会被认为艺术成就很高的作品，拍了过半集数的都晓当时还不太愿意把自己的真名放上去。他没有想到今天在豆瓣上，人们把它称为“CULT剧鼻祖”，作为“中国电视剧真的一点都不差”的范本之一被反复提起。尽管有“经费不够”的廉价感，但观众为它所写的影评标题是：“有时金子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发亮。”它甚至成为了一种寄托，“以前的电视剧怎么真实怎么拍，现在的电视剧怎么矫情怎么拍。”20 年来，它不缺少新鲜的观众。
今年11月28日，涉嫌故意杀人罪、绑架罪、抢劫罪的犯罪嫌疑人劳荣枝在厦门落网，使这个电视剧再度成为热点——《红蜘蛛》呈现的第一个案件，就以逃窜了23年的劳荣枝为原型改编。
在剧里，导演给她的化名是米兰，之前当坐台小姐，但后来她去吸引有钱的男性，然后和自己的伴侣一起实施绑架和杀人。剧情是都晓从新闻里看到的，1999年法子英和劳荣枝在合肥，他们用这样的手段绑架了商人殷建华，把他关进了提前定制的狗笼子里。为了让殷建华相信那不仅仅是一场恐吓，法子英从市场骗来一名木匠，当场把他杀害。
后来的故事没有被拍摄进去，作为原型的劳荣枝逃跑了，但并没有影响案件被改编选进剧本，还被放在了最开头，因为它已经超出了都晓当时对于犯罪这件事情的普通想象。“一般犯罪要么用绳子捆起来，要么给他杀掉，但这个女的为什么还要用铁笼子把他关进去？”他认为这个细节符合自己经历的1990年代，一种无法理解的失序与残忍。“读完高中，上了大学，我们面对的社会是开放的，但这个时候情况已经上升到一种恶化的地步了，美的丑的都往外放。”人们从原有的规则里解放出来，但新的规则却还没有来得及进入内心产生约束，《红蜘蛛》就诞生在这样的约束真空里。
“记得有一次我回河南老家，坐公共汽车的时候有两个小孩上来抢东西，车上的人都把钱给他们了。我就说了句，怎么这么明目张胆？本来他们已经下车了，结果没等我说完，就拿着砖头过来，车上一大车人没有人吭声，还好司机是我一个亲戚，打打圆场他们才走掉……当时大家为了钱把什么都砸碎了。”都晓回忆。
按照《中国统计年鉴》里的数据，从 1988 年开始，重罪加害的比重一直在上升，在 1996 年到达峰值，十万个样本罪犯里面约有 32 个会被判处比较重的刑罚，意味着严重犯罪的案例变多了。这是法子英和劳荣枝犯下已知第一条命案的年份，也是正式实施《枪支管理法》——也就是所谓的禁枪令的年份。作为过来人，都晓最明显的感知是，1990年代人们慢慢在自己的房门前安上了铁栅栏，三、四层的都有。
力量在碰撞，积累了很多社会案件，记者出身的都晓决定拍摄一些以这些案件为原型的电视剧。他回忆自己的初衷是想要给当时的社会提气，和那种蔓延的社会恐慌对话，提醒人们有人在对抗它。
真实
首先他决定要用一种伪纪录片的方式完成拍摄，所以《红蜘蛛》并不是一部常规意义上的电视剧，它很“奇怪”，里面的角色会突然回头对镜头（也是观众）说：“走路就不要拍了吧，又不是明星。”
演员几乎采用的都是素人，片尾的演员表里有一些警察是真的警察，字幕认真地标明了是几级的警司。观众能直接在生活里对应上演员角色的位置，底层女性的脸上有时候会有痘痕，而更富有的女性总有一头在灯光下面显得柔顺的头发，导演还启用了两名真正的罪犯去演罪犯。
“那时候副导演天天找演员，拉到谁谁就上，有一集需要有个老太太找不到，他把自己姥姥给拉上去了。当时他姥姥还有病，住在医院里边，他给姥姥说，你应该说啥话，怎么说。最后效果还不错，他姥姥把话都说得很生活。”这是都晓当时对演技的要求。“我们的制片主任演了一场在火车站作为罪犯被人抓的戏，播出的时候他们家亲戚以为是真的，还打电话给他爸说，咱家孩子没事吧？”
他尽力在电视剧这个虚拟的内容上营造一种真实的语境，不采用有名的演员，因为越有名人们越是知道。这种拍摄方法是因为不想让观众觉得这是戏看完就过了，希望真实本身的感染力能让人去思考。
附带的作用是，这部电视剧成了见证1990年代的一个很好存在，当时风靡的饮料是“醒目”，路上主要的交通工具还有“人力车”……深圳已经修起来高楼，但在内陆省份街道还是旧的。剧里拍摄了一次谋杀，就和金钱的获得在内陆的逼仄有关，一个年轻护士在医院认识了一位开轿车的中年男人，他给她买了一套房子，想要结婚。但他的妻子掌握着两个人挣钱的一些秘密。离婚不成，护士和男人用带氰化物的注射器杀死了妻子。
虽然很多案件都是经过改编，但认真的案件考据已经足够透露那时候警察办案的难度。看过很多卷宗的都晓意识到犯罪手段正在变得极端——被他拍进电视的有法子英和劳荣枝为了抢劫设计的“狗笼杀人”；有情侣为了复仇和抢钱合伙把朋友碎尸沉湖；也还有被包养的女人有了情人被发现，她把包养她的男人杀害煮熟的情节。
恶有一种扩散的逻辑，只能像解线团一样去找到真正的死结。电视剧里面女人之前多有从事当时被称为“无烟工业”，也就是坐台的经历，这是很多犯罪的起点。一开始可能只是坐台，这还不算真正的性交易，但一旦踏入了那个圈子，人太容易向下无止境地滑下去了。
比如在那个世界里，“不吸毒是没面子的”，耻辱和对错会被重新定义。电视剧里就呈现了一个女人从坐台变成吸毒，从吸毒变成抢劫，再从抢劫变成贩毒的路径。开一家花店，当月可能都赚不够300 元，但第一次抢包就能拿到近2000 元，贩毒能赚更多……
都晓说电视剧不是有意将镜头对准这个职业的，只是当时的一种存在。他做前期调查的时候发现“无烟工业”很普遍，城市底层女性首先进入皮肉行业，然后就是农村，“那时候能上大学（正式工作）的女孩有几个？等中学一毕业，我们了解到那帮歌厅一到了九月份就开始到农村招工去了。”
十个案件的女人最后都进了监狱，但导演都给她们安排了向镜头陈述的机会，尽管陈述的时间份额是不一样的。单纯因为欲望而犯罪的人，导演给的时间很短，但还有一些陈述时间很长，那是让《红蜘蛛》的创作变得更复杂的部分。
都晓在看过许多案件之后，挑选了五六十个进行改编，这里面有些故事让他惊讶。“有一个女罪犯交代的时候说，（自己喜欢的）男的特聪明，不能把他耽误了，他想出国留学，没钱，她就想替他弄钱。”还有更残酷的，“有个小学老师去当小姐，挣那个钱给他们学校建房子。”人们总倾向于认为罪恶就是和私欲绑在一起，但一些特殊的事例又确实存在着。
“有些人会说正当职业她不去做，非去当小姐，那肯定她个人有问题，但我发现有的人是真的没办法，她只能这样生存。人穷，周围也都是一帮穷人的时候，谁帮谁啊，非常残酷。”那个年代并没有给女性太多选择。
剧中一些女性因家庭的沉重绑缚而走上犯罪之路。有个角色对镜头陈述：“虽然这钱来得不干净，但也是钱啊。”她来自农村，外出“工作”成了村里被人说是“能耐”了的人，因为她给在农村的父母修上了红砖楼房，房子里配上了冰箱，被警察抓走之前，回头给满脸皱纹的父亲塞了一叠钱。
都晓还在报纸上看过另一个案例，讲的是上海一个底层女性，她被人强奸之后就放弃了自己，在海南靠自己的身体挣了钱给在上海的弟弟买了宾馆当经理，然后自己又回去做皮肉生意，最后因艾滋病去世了。
他在《红蜘蛛》会区别安排较长的讲述时间，让观众去了解有的女人为什么会成为亡命之徒。里面有一个坐台小姐，她伙同同伴杀害了一个有钱的老板，她向镜头暴露了自己因何对人怀有深深的恨意——从小父亲就拿棒子打她，有一次她逃出来躲在桥洞下面不敢回家，被几个男性强奸，夜里她走在路上，身上有血，但没有一个人上前去问她怎么了。都晓在当时的卷宗里，新闻里，看到了太多类似的故事。其实也可以像很多电视剧一样，只需要简单去给罪恶下一个审判，告诉观众这是坏人就结束，但那之后呢？问题还是得不到解决，每个人都觉得罪犯与我无关，就是他/她自己的问题。
“我相信每个人身上兽性和人性是各占百分之五十，稍微一个刺激它就偏到左边了，稍微一个刺激它就偏到右边了……人不要太相信自己很不一样，都有阴暗的一面，可能它是没到面临考验的那一步。”在还没有那么多人坐飞机的时候，都晓有一次做制片，从外地飞回去，包里面满满当当装了30万块钱，背在双肩包里。机场过检查的时候，他在旁边等着包，检查人员看着显示屏，都晓听见有一个人说：“这么多钱，这他妈在外头我非干了他不可。”那瞬间，他背后一凉。
虽然大家都有类似的人性，甚至有些人的经历总把它往监狱里推，但导演在每一集的片头强调的是，人是有选择的，就算是命运让人拿起来一把刀，但在那瞬间人依然可以选择是否真的要顺着它捅下去。法律要审判的是那个瞬间的抉择。
《红蜘蛛》展现了一种混乱，里面的罪犯为了减刑可以互相指认，为了对爱情的极端想象可以杀掉自己的孩子和丈夫。离开了原来的规则之后，人们却还没有想清楚要追求什么，于是利益和爱情收容了很多人，他们甚至可以为之舍弃掉别人的生命。
除了法律之外，没有人有资格去审判另一个人，但也没有人有资格去终结别人的生命，这是告别丛林社会之后人性的一种良知和契约。但在那个年代，都晓觉得这个契约变得模糊了。这成为《红蜘蛛》的某种初衷，想要在新规则站稳脚跟之前，提醒人们一些最基本的价值观，在不知道应该追求什么的时候，至少可以相信内心的那条隐形的线。
劳荣枝在逃亡23 年之后走进了监狱。《南方都市报》的记者采访过她的二哥劳刚，他说劳荣枝落网后曾说想看看家里的情况，几名警察来到家里拍了几段视频，劳刚给劳荣枝准备了几件衣服和日用品，托民警带了过去。他说：“法律是公正的，该怎么判，就怎么判。”
就算没有劳荣枝的案件，《红蜘蛛》有时候也能收到一些新观众的反馈。一个95 后观众曾告诉都晓自己对电视剧的欣赏，因为现在市面上已经很少这样真实的作品了。
人对于外界的认知除了自己的生活经历之外，一定程度上依赖看到的媒介内容。对于一些不看新闻的年轻人来说，电视是一种很重要的方式，但是现在的电视剧和以前的好像追求的不再是一样的东西。近期微博公布的2019 年电视剧大赏的榜单里，前 20 名里，有7 部是古装剧，10 部是偶像剧。一些电视剧用上滤镜，配上最好的服装和化妆，演员要在里面扮演地真实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个人形象才是，因为那帮助人成为一个好的商品。
还有一种趋势是观众随时准备着进行判断，不符合道德的角色不应该在剧中得到好的结果，因为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拍底层的故事是有争议的，有观众会觉得中国那么大，为什么就选择一些“审丑”的内容……现在的影像被寄予了太多。
大银幕上也是，导演贾樟柯在《十三邀》里分享过一个例子：“我在多伦多放《天注定》，当时就有中国留学生站起来直接批判，说我们国家是存在这些问题，但是你为什么不去拍我们的这个、我们的那个，你为什么只拍穷乡僻壤，离了煤矿你会死？”那些脱下衣服之后会露出白背心晒痕的人的确随着经济的发展变少了，但他们也还在继续痛苦地存在着，却被选择性地淘汰了。
《红蜘蛛》在播放之后，当年取得了不小的成功，出现了很多的同类型电视剧。不同的是，张军钊和都晓在讲述破案过程时，少有血腥和色情的画面，一些镜头必须要交代作案过程的时候，它宁愿很生硬地添加黑白滤镜去抵消“红色”给人的恐惧感。之后其它的一些作品都往另一个方向走去，更高程度地还原罪犯的作案场景，拍摄一些更具感官刺激的内容。但它们大多没能进入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都晓觉得原因是之后的作品只拿去了外壳，却没有留下那些想要传达的东西。他拍警察艰难的破案过程，拍罪犯走进监狱的路径，他拍每一个当时作为背景的普通人……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沙盘，平时他们彼此之间无法互相看到，但电视剧可以提供一个更宽阔的视角，它越贴近真实便越是能够看到每一个人的挣扎和选择，越是能够互相理解甚至去共同解决问题。
在这种程度上来说，选择真实是一种残酷的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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