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矛盾升级 中美新冷战才刚刚开始

中美关系正遭受多年未有的严峻挑战，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十多年前曾经创造“中美国”（Chimerica）一词来形容这种关系，而最近他在《纽约时报》刊文称“中美国”已经结束，两国之间的新冷战刚刚开始。当然，因为时代环境的根本性不同，今天全球经济布局早已紧密相连，中美之间更有着非常紧密的经贸、社会、科技交织，此处的新冷战肯定不同于美苏冷战，中美未必重蹈历史覆辙。然而不争的事实是中美关系正在全方位恶化，矛盾正由量变转为质变，逐渐陷入崛起国和守成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中美的冲突面

特朗普（Donald Trump）上任以来美国对华政策的最显著调整是在经济层面，这是“美国优先”执政理念和美国大战略共同推动的结果。“美国优先”强调本土利益至上，而经济利益则是“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根本，特朗普是前总统里根（Ronald Reagan）的拥趸和美日贸易战的亲历者，因此认为同样的手法能对中国奏效。他对中国发起贸易战并在贸易谈判中得寸进尺，随时变卦，给达成协议带来了障碍，进而影响到两国的外交关系。尽管近期中美公布的第一阶段协议有利于缓和紧绷的关系，但这一协议仍然没有触及核心，诸多事实使两国关系的长期前景仍然蒙受阴影。

在技术层面则完全不同，美国的做法显然是在试图孤立中国，这被称为“技术冷战”。比如，在特朗普政府针对中企华为的全球行动中，美国的策略是禁止并迫使世界其他国家也这样做，但至今为止收效甚微。据统计，特朗普政府已经对超过60个国家提出这种要求，只有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三个美国盟友同意加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乏可以与华为相竞争的替代技术。除了禁止中国的通信技术外，美国也在阻止本国敏感技术以各种途径流入中国，使中国不得不在这些领域谋求自力更生。这种“科技铁幕”会同时创造两种不同的独立的技术标准，影响两个社会彼此间方方面面的融合，并成为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要阻碍。

对于基础设施层面，中国在全球推动了“一带一路”倡议，美国也开始在“自由开放的印太”的框架下开展与当地国家的基建合作。虽然接受援助的大多数国家并不想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而是想同时维护与两边的关系，但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保持平衡可能会变得更加困难。

当下中美矛盾也正在政治层面升级，这对战略互信的损害则更为直接。尽管特朗普并不注重美国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但在国会和政府要员的推动下，涉及香港和新疆问题的法案已经相继出炉，给美国不断介入中国内政提供了方便，甚至允许使用经济制裁等手段来应对。此外，特朗普政府频繁与台湾民进党政府走近，很大程度上既恶化了两岸关系，又挑战了长期以来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共识，损害两国关系。这些都已经超过了传统外交矛盾的层面，成为中国眼中对国家稳定的严重威胁，这对看重主权的中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挑衅。

结构性矛盾的推力

由此种种，中美关系已经事实上进入了由接触到竞争乃至结构性冲突的范式转型，可能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中都不会改变。在2017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等官方文件中，美国已将中国视为“修正主义国家”和“战略竞争者”。问题在于，美国为什么突然放弃了长期以来坚持的对华政策？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最近刊登了知名媒体人、前主编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的一篇文章，他认为美国的两党、军事建制派和媒体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即中国在经济和战略上对美国构成了重大威胁，而华盛顿需要采取更加强硬的策略。这种共识背后存在三种假设：其一，接触战略因为没有改变中国的内部发展和外部行为而失败了；其二，中国的外交政策目前是对美国利益的最大威胁；其三，对抗性的新政策能更好地应对中国的威胁。

这些假设的核心都是中国行为的变化。现在美国一种非常流行和普遍的观点是，在国内，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民主化进程都在逆转，在国际，中国的行为变得更加强势（Assertive），甚至咄咄逼人（Aggressive）。当然，这种观点忽视了中国正在进行的经济开放、行政和司法改革，以及在维护现行秩序与和平中所做的努力，带有浓重的偏见。而且，更重要的是，美国被威胁的感知是主观的，将关注点完全集中于中国的行为显然并不全面，也忽略了美国长久以来“在海外寻找假想敌去消灭”的战略文化，以及永远保持领先地位的不切实际的战略目标。

美国认为中国将要挑战自己所建立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这并不是现实。事实是大部分时候中国在努力扮演负责任的角色，是以联合国（UN）为核心的各种国际机制的重要出资方和参与者，很好地遵循了“尊重主权”和“不干预”等原则，相反美国则是经常无视国际规则进行军事干预、经济保护主义的一方。美国认为中国要取代它的主导位置，事实上是美国首先在全球决策程序中将中国排除在外，世界银行（World Bank）、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机构长久以来都没有允许中国发挥与其实力相称的作用。

所以，即使中国外交相比过去更加自信，一直以来也都反复承诺不称霸、不搞扩张。当下中美结构性矛盾的激化，美国并不是没有选择，而是不愿相信有其他的选择。美国对中国称霸的想象源于自身经历和异己传统，即国家的战略意图会随着实力的增长而改变，美国就有从孤立主义转向门罗主义，再转向全球霸权的这个过程，因此难以客观看待中国的崛起。另一方面，中国不断增强的民族主义也加深了这种忧虑，并成为了积极管控两国矛盾的一种阻力。

冲突的双向管理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近日在北京举行的一场会谈中也警告，中美相互视为对手的情况令人担忧，如果不能看清持久冲突没有赢家，将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为了避免中美彻底陷入“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必须对当前的双边关系进行风险管控，这种努力必须同时来自于双方。美国鹰派当下的策略显然不够克制，这是由于其内核仍然是对中国进行遏制，期待中国会向苏联一样从内部崩溃。这当然是错误的，中国的崛起没有以领土扩张和军事称霸为基础，而是以经济增长为基础，这使它有更强的内部稳定性。由于权力增长是内生和自然的，因此不论政治上如何变化，庞大的人口和大一统的传统都会一直助推中国力量的进一步增长，这种基础特征不会因为美国的战略而产生改变。因此，美国必须学会如何和一个崛起的中国在长周期内共处，抛弃异己、敌友的斗争思维，理解中国文明的包容和内敛逻辑，这是它迈向战略关系管理的前提。

对于中国来说，管控双边关系的意愿很强烈，但需要巧妙的手段来落实。正视美国的战略担忧，并通过各种方式进行缓解是重要的一步。对全球治理扩大参与，巩固现有国际体系和展现负责任形象也可以加强中美之间的信任，尤其是在核扩散、恐怖主义上，美国非常期待和需要中国的合作。最后，中国要在坚持底线、保持必要震慑力的同时，善用中美之间非常强大的相互依存，发挥对美国的影响力。这意味着要提升中美经济联系的互惠水平，就要在经济谈判中保持更开放的市场和更平衡的贸易，并以适度的战略忍耐来换取更长远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