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次“人灾”解读中国威权政治的两面性

我们可能必须要面对一个现实——中共过去七年对于官僚主义的整饬，在一场疫情之下竟不堪一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2月的政治局会议上说，“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

如果细数一下湖北、武汉官员从疫情开始时的表现，迟缓，愚钝，发布会上不仅口误连连还答非所问，处理疫情工作迟迟无法展开，众多患者无法确诊挤压；中国红十字会物资分配不力，对担纲重任的武汉协和医院构成“打压”；中国疾控中心在疫情之初不是先向社会预警，而是将“人传人”的判断写入论文；甚至有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现场摘表；舆情管理删帖不断，公安部门优先处理“8名造谣者”……以上种种，都让整个中国民情激愤，如果说如此表现，还要给这些官员打“高分”，像某些中国媒体一样不断“袒护”，那就是非蠢即坏，其心可诛。

这种情况直到中共中央决策部门成立领导小组，习近平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之后，局势才得以扭转。美国媒体《纽约时报》说，从苟且将就到全国动员的转变，是中国如何应对突发危机的典型体现，中国像一个行动缓慢吃力的巨人，不愿意动，但一旦动起来又可以有着惊人的紧迫性。这让人看到了习近平领导下的威权政治约定的两面性。由于害怕打破党内的规矩，招惹渴望平稳的领导人，连想要为公众造福的官员都会感到踌躇。反过来，当政府想做事时，它能以冷酷的高效工作。

威权主义又称权威政体（Authoritarian regime），也有学者因其与“权威”无关，又称其为专制政体或独裁政体。是指处于民主政体和极权政体之间的一种非民主、非极权的政体形式。特点是严格遵从政府的权威，而政府常运用压制性手段，用来维持和执行社会控制。一般指依靠各种行政手段、法令、军警以控制国民言论、结社、集会等自由之政府。正是在这种威权主义的政治体制下，2012年后，中共高层对于中国官场进行了一系列严厉的整饬——比如反腐败，比如整风运动，甚至也推动了大规模的机构改革。但是如果此次疫情是一次大考，我们就不得不说，这次考试，中国官员没有“及格”。

在网络上，有中国网民将此次武汉肺炎疫情死亡人数和今年美国流感人数进行对比，认为相比美国数万人的死亡人数，这次武汉疫情没有那么严重。甚至有人将中国大陆的表现与香港、台湾等官方相比，认为中国官员似乎没有那么糟糕。且不说每个国家、地区所遇到的疫情情况，社会情绪有所不同，即使真的是相同，中国人何必如此自取其辱，与人“比烂”？如果中国官员、专家的表现能够更好一些，是否可以从今天数百个因此病死去的民众中，挽救些许？哪怕早动一个小时，或许就能拯救一条性命，这难道不是为政者的职责所在吗？如果在今天还有人在为这些官员表现遮掩，“跪在地上”为他们围上遮羞布，那也许下一次被迟钝的官员“浪费”掉的性命，就是他们的。

探究再深一步，为什么当决策层下达命令之后，全国的官员又表现的如此“积极高效”？湖北、武汉官员“连夜开会反思”？威权政治下，以领导者意志为指挥棒，而非以民众福祉为追求，就是这群中国官员在这次疫情表现中“手足无措”的根本原因。

每个政治体制都有其优劣，威权体制并非一无是处，中国能够有今天的成就，能够在十天时间内就建立起火神山、雷神山医院，能够将武汉这个一千万人口的城市疫情，控制在今天这个可控范围，都是中国体制优势的展现。

但是，中国的官员们，真的指望每次发生此类灾难，都要将问题“直达”中央才要解决吗？都要让政治局开会，一层层传达，才能挪一下“臃肿”身体快速行动吗？中国政治如果不能从体制层面，根本性的解决这种“只唯上，不唯民”的官场心态，第五个现代化遥遥无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