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言媒体的问责 实际上都是在帮习近平甩祸

习近平在北京调研指导新冠肺炎防控工作。（Public Domain）

就在今天，总部在北京的多维新闻网刚刚发表了一篇标题为《疫情尚未结束 “甩锅大战”已至？》的评论文章，说的是中国大陆媒体“财经”与“财新”日前同天各自推出事关武汉肺炎疫情防控的重磅报道，两家曾经源出一处的媒体，一个通过中国国家卫健委专家组匿名专家之口披露大量重要信息，另一个则是聚焦卫健系统的病原检测之争，让“新冠肺炎大规模爆发究竟是谁的责任”掀起了新一轮舆论战。

尤其是“财经”的报道，接受采访的第二批去武汉的中国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某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成员洋洋洒洒说了好几千字，其核心意思是“专家组被蒙蔽了，当地隐瞒了人传人的情况”。这被不少网友理解为，“武汉与湖北的锅，我们专家组不背”……。这究竟是不是北京大学一位学者口中相互推卸责任的“官场现形记”？值得梳理一番。

这里说的北京大学一位学者，应该是现在担任着北京大学法学教授的强世功先生。他几天前发表了一篇标题为《风险社会中，官员和大众都不能小富即安》的文章，开篇首段就是：这一阶段正好是大学放寒假的期间，也是春节大返乡的期间，作为九省通衢的武汉，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在流动，而缓慢复杂的决策程序错失了疫情控制的最佳时间，导致冠状病毒一下子从武汉飞向了全国，陷入到今天全国各地封闭的被动局面。从这个角度看，今天这场灾难几分“天灾”、几分“人祸”，可想而知。这其中的人祸不是某个人，而是人人都陷入其中的决策机制。在全国的一片问责声中，我们会看到武汉市、湖北省、疾控中心专家之间相互推卸责任的现代版本的官场现形记……。在政治挂帅、报喜不报忧的决策惯性影响下，一些官员、专家放弃了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面对问题层层欺上瞒下，推卸责任，不做决策，不敢担当，不负责任。

读罢如上内容，有兴趣的读者和听众若再上网阅读一下多维新闻网文章中，所提到的“财经”与“财新”的相关文章的详细内容，也可以参考阅读一下《新京报》最近一段时间里，接连发表被认为是较有分量的，对湖北和武汉当局或对央地两级卫生主管部门 - 包括对中央专家组的质疑文章，也许就能得出和笔者一样的结论，那就是这些体制内的所谓“敢言”“媒体说到底还是在奉行舆论一律，那就是所谓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笔者过去的相关文章中已经介绍过，在中共所有媒体，包括央视自己，在央视抢在第一时间报道了习近平当面对世卫总干事说过的，武汉抗疫“我一直都是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之后，又都奉命篡改了这两句话，唯有多维坚持保留了原始报道内容。所以，如果一定要帮习近平把这场人祸的滔天之罪完全归咎于湖北和武汉地方当局也好，推诿到卫生主管部门及他们的“专家”们身上也好，必须要拿出他们这些“责任人”是如何地违背，或者拒不执行习近平总书记早已经下达的正确指示和正确部署的证据来。

现在已经有外界媒体报道说：根据一位基因测序公司的人士透露，他在1月1日接到湖北省卫健委一名官员的电话，该官员告知如有武汉新冠肺炎的病例样本送检，就不要再检了；而已有的病例样本必须全部销毁。他还警告不能对外透露样本消息，也不能发布相关论文和数据，“如果你们在日后检测到了，一定要向我们报告。”

该报道称，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在1月3日立即发布文件《关于在重大突发传染病防控工作中加强生物样本资源及相关科研活动管理工作的通知》，规定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向其它机构和个人提供生物样本及其相关讯息。据病毒学家透露，通知下来后，中科院武汉病毒所被要求停止病原检测，销毁已有样本……。

如果此报道内容基本属实，那么国家卫健委的责任官不但是要被追责，而是要被问罪。但问题是，当时的国家卫健委的相关责任人如果不是得到上级指示，或者至少是得到上级的允诺，他们果真会有这么大的胆量吗？

我们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习近平欲借战胜自己制造的危机以证明个人独裁的正确和专制制度的优越》中已经说过：按照习近平的最新说法，“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习近平视察北京地坛医院。（路透社）

许多外部中文媒体都不约而同地使用“习近平终于承认……”为题，报道习近平的上述讲话。殊不知，这个时候的习近平恰恰是在故作惊人之语，籍以彰显他个人独裁的威力比毛泽东更甚和专制制度的效率在他习近平领导之下，比中共建政之后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更有效率……。现如今，至少是武汉人民还仍继续身处水深火热之中，武汉市各大火葬场的焚尸炉仍在和他习近平一样夜以继日地连续工作，他习近平的思路明显已进入了筹备召开“抗疫取得全面胜利”的庆功大会的节奏了。

我们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也已经分析过，外界都已经注意到，日前中共中央党刊《求是》公布习近平在2月3日中共常委会有一段讲话，开篇便是：“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后，1月7日，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时，就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1月20日，我专门就疫情防控工作作出批示……。”

那么人们不禁要问，即使把1月7日之前，事实上已经延误了控制疫情扩散和蔓延的最早、最好时机的责任，完全为他习近平和以他为核心的党中央撇清，那么1月7日他习近平已经专门在政治局的常委会议上“就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就说明他习近平和以他为核心的党中央接获武汉疫情，并且已经被确认为“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报告至迟是1月6日。而从1月6日到1月20日这长达半个月时间里，国家疾控中心都没有把这一重大疫情纳入网络直报系统，从而彻底延误了防止瘟疫向全国乃至全世界传播扩散的次好时机，就完全没有理由归咎于湖北和武汉地方党政，以及中央和湖北两地的卫生主管部门了。

而外界媒体似乎都没有特别关注过的是习近平这次讲话内容的第二自然段，那就是：“从年初一到现在，疫情防控是我最关注的问题，我时刻跟踪着疫情蔓延形势和防控工作进展情况，不断作出口头指示和批示。”

众所周知，当疫情已经严重到在整个武汉乃至湖北的大部分地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蔓延的中国农历大年三十，习近平仍还在北京努力营造着歌舞升平和欢乐无比的节日气氛，甚至在新年贺词中对已经是生灵涂炭的千万武汉臣民都未有半句体恤之语。为此而引发的天怒人怨，他习近平绝无可能象当年的袁世凯一样因终日窝在中南海里而对舆情一无所知。所以他才对政治局众常委们特别强调，他是从大年初一才开始，把疫情防控作为他“最关注的问题”。而对大年初一之前的那几十天里在武汉和湖北发生的一切，已经公开发表的习近平近期讲话内容已经表明了，他已经把应该被追究的责任完全推到了地方官员身上。

一家医院住院部的患者在看习近平讲话。（媒体人提供）

习近平相关讲话的原文内容是：“在抗疫斗争中……，有少数干部表现不佳甚至很差。有的不敢担当、不愿负责，畏首畏尾，什么都等上面部署，不推就不动；有的疲疲沓沓、拖拖拉拉，情况弄不清、工作没思路；有的敷衍应付、作风飘浮，工作抓而不细、抓而不实，仍然在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有的百般推脱、左躲右闪，甚至临阵脱逃。这些都是对党对人民极端不负责任的，决不能容忍！”

有中共党媒以《点名四类干部，习近平列出选人用人“负面清单”》来突出报道习近平的如上讲话内容，很显然，习近平这里是在指责被“调整”之前的湖北和武汉的主要负责人“不敢担当，不愿负责”。特别是那句“什么都等上面部署”，明摆者就是在责怪当时的湖北和武汉主要负责人，以及中央和地方两级卫生部门主管官员：为什么中央，也就是我习近平没有亲自和具体部署的时候，你们就不能主动行动？

所以有内地网友评论习近平的如上讲话内容：“这明显是在为把责任，全推到湖北和武汉地方官员身上做舆论铺垫。”

但问题是，无论是当时的湖北和武汉，还是诺大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党政领导机构的负责人，面对这样重大的严重危及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的突发事件，没有他习一尊的明确指示，谁敢擅自行动？

自习近平上台不久，即对各级官员制定了所谓“四个意识” - 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以及两个坚决维护 - 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并特别强调“两个维护”要体现在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行动上，体现在党员、干部的日常言行上，中共党内各地各级官员都自觉开始了严格的自我约束，严格执行习近平的“无论大事小事，都要请示汇报”和“没有上级指示，绝不能擅自行动”的党纪要求。所以，我们不但有理由怀疑当时的湖北和武汉两级党政官根本就是在接到“等过完春节再公开信息”的中央，当然也就是习近平的指示，才继续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地努力营造节日气氛一直到大年初一；而且也完全有理由怀疑国家卫健委当时的一举一动，特别是对疫情的保密行动，也都是在中央，也就是习近平的“稳定压倒一切”的指示下进行了。

所以，开始也被诸如“财经”与“财新”，以及海外多维和境内《新京报》在此次疫情中的表现之大胆所感动的笔者本人，如今已经越来越感觉到，这些所谓“敢言”媒体的“追责”行动，相比《人民日报》等对习近平正面宣传的少有说服力，对维护或者说恢复习近平在中国国内和中共党内的伟大形象，实际帮助作用要大的多。

正所谓，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敢言”媒体们越是对“专家甩锅地方”和“地方甩锅国家卫健委”之烦的“内幕”进行连篇累牍的炒作，就越是能激发普通百姓对已经下台的武汉和湖北前党委负责人的怨愤，和对中央和地方两级卫生系统的声讨；最终让国内百姓，甚至是国外舆论，都越来越相信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失控是武汉市政府、湖北省及国家卫健委等机构的官员与专家昏庸造成的，从而淡化直至完全淹没了国内、国外，党内、党外对习近平本人的质疑。

君不见，直到本月中旬还有人在热衷讨论着习近平是否应该师法崇祯皇帝，关心着煤山上的那棵歪脖子树是否还能够随得住习近平的伟岸身躯的问题，现如今的“问责”矛头已对完全被从习近平身上成功转移到了湖北和武汉前官员，及中央地方两级卫健委身上。从万众质疑皇上昏聩到重新山呼皇上圣明，前后不过个把月的时间。对此，体制内的“问责”媒体们实在是功不可没！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