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保密的病态嗜好 使全球付出代价

国《回声报》（Les Echos）发表巴黎政治大学教授、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客座教授、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高级顾问莫瓦西（Dominique Moisi）的文章说，中国爆发新冠肺炎，14亿人的生命受到威胁，现在还威胁到世界各国更多的人。这不是遮遮掩掩的时候，也不是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国批评不到位的时候。

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病毒发展的医学不确定性，加上中共政权本身的性质，使这成为难以回答的问题。很清楚，需要团结、同情中国人民。面对这一流行疫症，国际团结是成功的关键之一。我们怎么能指望建造真正的或象征性的墙，借助民族主义反应来“独自”拯救自己？

湖北省荆州市委党校召开保密教育会议

中共对保密的病态嗜好，像民族主义一样，是对这一流行疫症作出快速反应的另一个障碍。 在中国，由于中共坚持全面控制信息，已经失去了几周无法追回的对抗疫症宝贵时间。

中共领导人为了证明中央极权的合理性，优先考虑的是党的利益，其次才是国家。在他们看来，这样做需要保密，扼杀新闻自由，限制公民自由。但是，中共领导人的所作所为，是否总是符合他们所宣称的人民利益呢？

中共以国家统一的名义，加强了对香港的控制，但此举却迫使台湾更加远离祖国。在2020年初的台湾总统选举中，大多数台湾人表明，他们更关心自由和法治，而不是与中国大陆的关系。

新冠状病毒疫症的披露者李文亮医生之死，在中国激起公愤，迫使通常隐匿的习近平终于公开露面，并随后将爆发疫症的湖北省和武汉市的负责官员撤职。但很显然，最初，中共将党的利益置于公民的安全之上，延伸来说，就是置于整个世界的安全之上。

用“中国切尔诺贝利事件”来形容这一事件，或者用2010年点燃“阿拉伯之春”的突尼斯自焚蔬果小贩和李文亮进行比较，可能有点夸张。习近平不是戈尔巴乔夫，也不是当时的突尼斯独裁者本·阿里，中国也不是突尼斯。除非这次疫症真的发展成无法控制的大流行病，所谓的天朝上国将不会面临苏联在1980年代末的形势。

面对一个未知规模，且尚未确定经济、政治、地缘政治后果的事件，我们需要找到正确的平衡点，在中共布尔什维克主义民主和中共政权自鸣得意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正如亚洲事务专家戈德芒(Francois Godement)所写的，“习近平想成为‘包揽一切’的主席，他因此能对一切负责吗？”

然而，面对如此规模的流行疫症，一旦缺乏法治和制衡，无论是在快速反应还是在保持公民信心方面，当然都是治理的障碍。当一切都说了，做了，中共的权力垄断无疑会在这场公共卫生危机中幸存下来。哪怕在短期内，中共也必须表现更加谦虚，不要自吹自擂。但根本问题是，不能以绝对的专制独裁对付“民主的混乱”，因为专制独裁自身包含着固有矛盾。

如果新冠肺炎成为世界性大流行病，将成为我们所有人的问题。一个国家在自己国内不尊重法治，又怎么能与联合国一起成为秩序和国际法的捍卫者？中国的问题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