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让西方世界的傲慢与偏见难以为继

进入3月下旬后，新冠疫情的飞速发展正在让外界大跌眼镜。以欧洲为中心的西方世界却成为了新一轮疫情的台风眼。当中文世界惊诧于美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的疫情迅速爆发时，这种灾难的蔓延也是有充分理由的。西方世界正在以自己的血腥现状告诉外界一个简单的道理：弱小和无知不是生存障碍，傲慢才是。

就西方世界来说，某些“敢言”人士的意外言论已经成了外界了解他们内部心理的关键情报。譬如向来以“大嘴”著称的日本副首相、财长麻生太郎就是如此。麻生在3月24日的一次议会例会上回答了议员有关意大利新冠疫情的提问，并提到了一个值得外界注意的细节。

麻生称，日方人员曾在2月的七国集团（G7）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中向欧洲一侧谈及新冠病毒的问题，但欧方人员并无回应。麻生还特别强调，与会的欧洲高官尤其是意大利高官不仅强调自己暂时没有感染者，还专门称新冠肺炎是“黄种人的病”，考虑到就在一周后，即3月3日的G7财长电话会议上，意大利方面就已因新冠病毒肆虐问题大举求援，这种局面不能不说已经成了某种鲜明的反差。

当下，欧洲正在成为这场全球大流行病爆发的中心。《金融时报》认为，欧盟等国政府之所以难以下决心迅速采取严厉的措施，部分是因为他们过于缺乏想象力，他们总是过于依赖过去的经验来对未来的情况做出判断。这种判断是还算精准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意大利对新冠肺炎的轻蔑以及对中国乃至亚洲的轻视可能只是西方刻板印象的集中爆发。

外界早就知道，意大利的政界、医学界和媒体一直对疫情过度乐观，意大利媒体一度称其为“一场大型流感”。当地传染病权威，米兰萨科医院的主管吉斯蒙多（Maria Rita Gismondo）甚至称“意大利卫生条件尖端、公民生活习惯良好，居民收入高”，因此不会发生中国式的疫情。

同理，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西班牙，在疫情爆发后，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一些医生也坦承“犯了太多的错误”，这种“失误”最具体的表现莫过于“西班牙的每个人都认为像新型冠状病毒这样的流行病可能会在中国这样的地方传播”，但“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则不会。

这种观点真实的存在，固然与欧洲人仍然认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有关，但这背后可能仍有着对欧洲之外世界其他地区的轻蔑在内，这一切的核心莫过于“欧洲中心说”仍有其市场。

尽管欧洲在二战之后已经衰落，但欧洲人乃至西方人看待世界的眼光，仍是从这一点出发：他们因此自信地认为自己仍可以引导，或者至少可以影响世界的其他地区，但却不会为其他地方发生的危机所害。

的确，西方世界在卫生问题上也许有矜夸的资本，在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六次“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中，除去该机制第一次设立时爆发的“猪流感”（H1N1）以美国为中心外，其他的五次事件，即2014年5月的小儿麻痹症流行、同年8月的西非埃博拉疫情、2016年的南美寨卡病毒疫情、2019年的埃博拉疫情和本年度的新冠疫情均发生在非洲、亚洲等相对欠发达地区。如果从经验的角度出发，或许这次风波本应与欧洲无关。但这种基于直觉与迷信的认识终究是危险的。

此外，西方主流媒体在疫情爆发后营造的中国疫区环境也严重扰乱了他们自身的视听。当武汉爆发疫情的消息传开来时，在先头报道和刻板印象混合之下，西方尤其是欧洲民众的想象中已经呈现了肮脏的中国市场和医院，人们在随地吐痰，医院又缺少医生。

这使得西方世界一面可以用悲悯的眼光“担心中国人民”，一面却仍能在危机迫近之际担心管理不善会对欧洲和其他发达国家造成影响。而欧美地区在近两个月时间内没有任何计划或准备的局面更显示出了他们对于现状的盲目自信与无知。

当新冠病毒开始教育西方世界，告诫他们需要重新学习如何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时，尽管欧洲地区损失惨重，但现在回头也许还来得及。毕竟，人类历史上已经有过无数面对挑战束手无策，失去灵活应变的能力，而被历史淘汰的制度、国家乃至民族，欧洲想必也不希望自己会因为新冠肺炎成为历史的又一个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