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为武汉拼过命，如今只想要家乡认可

发布：2020年04月15日 15:52 来源：丁香园

发布：2020年04月15日 15:52

来源：丁香园

“如果我们感染新冠病毒，存活率有 95% ，如果不透析，我们存活率是 0。”这句话在武汉尿毒症患者的对外求助中反复出现，对他们而言，几天不透析，相当于要了他们的命。

疫情初期，医疗挤兑之下，一些次生灾害由此滋生，尿毒症患者的透析治疗难以保障。而透析过程中存在的感染风险、三级防护标准下的重重困难，也侵蚀着相关医护人员的战斗力。

“有些患者 10 天不能透析，这 10 天他们不敢吃不敢喝”白求恩血液透析医疗队范银莉护士说，患者一般需要一周 3 次透析。

许如意护士则遇到一位透析患者，是个 50 多岁的大叔。大叔经历过胃癌、肾衰竭、换肾手术，他说，“我想活着，好死不如赖活着”。

2 月 10 日 14 时 57 分，武汉市江湾新城，一位 70 岁的疑似新冠肺炎患者，从 9 楼跳下，当场身亡。

老人跳楼前，对身边的老伴说：“不想连累你”，说完便用手撑着栏杆，翻出阳台。

老人患有尿毒症 5 年，生前，他已 8 天没做透析。普爱医院说，他必须确诊为新冠肺炎，才能继续透析，可社区一直未能安排核酸检测，老人无法确诊，只能在家等死。

这条新闻刺痛了许多从事血液透析的医护人员的心，其中就有白求恩公益基金会创始人陈少波。

他明白，透析室不同于一般科室，医护人员必须具备相关资质才能上岗。也就是说，一旦武汉医院的相关医务人员感染，短时间内将无人可替。

可这是公派医疗队的盲区。

“让一线医护歇一歇，我们顶上去。”陈少波这么说他的初衷。白求恩基金会联合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组织了一支非公医疗机构血液透析医疗队，驰援武汉。

招募令发出去 10 个小时，收到 3096 封请战书，选出 32 名医生、护士、技工，来自于 11 个省市的 25 家医疗机构。

医疗队员们的请战书图源：受访者供

这是一支没有行政命令、全靠各自努力开通驰援路径的医疗队；一支需要自费购买车票、从全国各地赶赴湖南常德、长沙集结后，再去武汉的医疗队。

他们“自带干粮”，与“吃皇粮”的公派医疗队不同，这支医疗队的后勤保障几乎全部靠组织者和队员们自筹资金解决，进驻路径、公务对接等事宜，也都靠大家动用各种社会关系、逐步打通。

武汉第四医院在感谢信中说，你们是唯一一支对口支援新冠肺炎血透患者的医疗队，是唯一一支完全由志愿者组织的医疗队。

医疗队对口支援雷神山医院等四家公立医院，弥补了公立医疗援助的不足，填补了公派队整建制救援难以顾及的空白死角。

据统计，医疗队协助完成武汉市感染透析患者 30% 以上的透析服务，共进行血液透析治疗 2000 余例次，其中，80% 是新冠肺炎感染病例。

医疗队收获了许多患者的感谢，和更多武汉人的感谢图源：受访者供

支援武汉 1 个月后，如今，医疗队有 4 人留守雷神山医院，11 人被湖南、辽宁、上海三地的卫健委接回，但还有 16 人在长沙进行医学观察，在 4 月 14 日结束隔离。

可回家的路，却让她们不敢面对。

去的时候，就一路关卡。没想到，在武汉的抗疫结束后，他们并不能顺利回到那个为他们牵肠挂肚的家。

白求恩基金会一直在努力为队员们“找路回家”，可要拿到一些所在地的“接收通行证”，却困难重重。有一些队员从所在地卫健委得到的答复是：“你们不是我派的，这事要请示领导”。

来自东北某省的护士王苡沐联系当地政府时，有工作人员这么回复她：“你挺能耐的呀！这是个人行为，你自己负责。不要以为你去趟武汉就了不起。回来我一样把你当成从外地来的务工人员隔离！”

相比公派医疗队，他们不求警察开道、鲜花迎接、夹道欢迎，不求特殊照顾，只求一些基本的尊重与善待。

“自己带干粮把仗打完了，我却回不去家了，不属于任何一个部门管辖范围，我该何去何从？心里堵的慌。”王苡沐说。

“我在请战书写过，不计生死、不计报酬。所以我们也没什么可求的，也谈不上寒心不寒心，只求能肯定我们给武汉出过力就好。”河北省杨达宇医生说，他们不要待遇、编制等物质奖励，只求精神层面能和公派队同等待遇。

“我只求被认可是支援武汉的医务人员，而不是一名回家避难的务工人员。公派医疗队做了，就是英雄。难道我们非公立医疗队做的，就跟公立的不一样吗？”粤北某市护士赵子晔说。

这些还没有得到官方认可的队员们，归属地是河北、山东、广东、陕西、贵州。

我们致电河北省卫健委，负责人表示，已收到医疗队发来的函件，之所以没回复，是因为需要国家层面的授权，“援鄂名单是由省里报给国家卫健委的，每一个人享受什么样的政策，都由国家统一安排。”

应征

2 月 10 日，一位 70 岁的疑似新冠患者在武汉家中跳楼自尽，生前他已 8 天未能透析。

2 月 14 日，武汉市指挥部发布《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血液透析病人工作方案》，要求对血液透析病人做到 “不落一人、应治尽治”。

在武汉，有 7000 多名尿毒症患者。疫情前，他们在 65 家透析中心接受定期透析，一般是隔天透析一次，一周三次。

疫情来袭，武汉医疗资源面临挤兑，一批医院被征用为新冠定点救治医院，有的医院关停透析室，暂停提供透析治疗。据白求恩医疗队的叶丹艳说，他们对口支援的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原有 80 多名常规透析的病人，该院被设为新冠定点救治医院之后，这 80 多名患者全部被劝离出院。

这些透析患者大多患有基础病症、免疫力相对低下，是新冠肺炎的易感和高危人群，再加上透析机会的缺乏，两相交逼，他们被夹在中间。

最难的时候，红十字会医院一晚上有 2000 多名病人排队，从马路的这边一直排到马路的那头，横跨一个街区，要想输液，得 6 小时才排得上号。叶丹艳说，这把医务人员都快累疯了，也有很多病人，还没来得及确诊，就病故了。

另一方面，红十字会医院医务人员感染后，人力短缺。叶丹艳到达时，发现医院血透室护士长、医生均被感染。

护士长早已确诊，CT 显示，她的双肺全白，但无人可替，她只能硬撑。

护士长去护理部哭着要人，可所有的人全部都被分到隔离病房了。最后，护理部给了她两个导诊的。

“可导诊的护士能干什么呢？”最后的用处是，让她们专门负责把重症病人，带着氧气瓶、心电图、输液泵，从楼上病房连着床一起推到透析室。

这样的惨状，通过武汉几家医院的肾内科主任的描述，传到了陈少波和程卫兵这。程卫兵曾是北京市东城第一人民医院肾内科的医生，现任某集团医疗总监，负责血液净化中心的建设。

他们决定做些什么。

招募令是通过血透领域自媒体“我们都是平凡人”于 2 月 19 日 13 时发出的，白求恩基金会联合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发出倡议，呼吁全国透析医务工作者参加“白求恩血液透析医疗队”，驰援武汉。同时，向武汉市指挥部、硚口区和江汉区指挥部发函。

招募令发出去 10 个小时，收到 3096 封请战书。24 小时内，名单就确认了，选出 32 名医生、护士、技工。

3096 人里，也有少部分是公立医院的，但他们最终无人可以成行。程卫兵尝试联系过几位，有单位领导不批的，有家属强烈反对的，有临时发烧的。

他认为，公立医院医护人员的人身自由度受限，而非公立医疗机构的，相对来说比较能够快速集结。

项兴文是这 32 人之一。

他在动身去长沙的前一天，向直接领导交了辞职报告。他曾在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肾脏风湿科工作 7 年，后来跳槽到一家医疗器械公司作产品培训师。

“觉得自己就这么走了，有点不起公司。直接领导问我，你是因为不满公司吗？我说不是不满，是为了自己的一点私心，要去武汉。”项兴文说。

直接领导让项兴文把辞职报告改成请战申请，“要委婉一点”，她发了一份以前写的报告给项兴文作参考，“要先感谢公司领导，说明我是要去支援，为期一个月，希望减少公司支出成本，希望领导停发基本工资，但暂时帮我继续缴纳基本保险，待我返回再补给公司。若因支援周期较长，导致公司的人事布局受影响，那请公司再招聘新人。”项兴文回忆。

所幸，公司批准了项兴文的请战申请，而非离职报告。

项兴文得从贵阳飞长沙，交通问题是摆在他面前的一个难关。因为他是在老家过年，当时贵阳市已经封城，从他所在的农村去贵阳，是“有去无回”。

因为他不会开车，所以他想老婆送他回贵阳，便跟老婆商量，要不咱回家一趟？

老婆问，回贵阳干嘛？又没复工，还不如在村子里逍遥。

项兴文知道老婆喜欢兰花，就哄她“回去挖野兰花移栽回家里”。

其实项兴文还有一点小心思，他想回贵阳跟妈妈告个别。

去长沙前一天，他才跟老婆和爸妈说要去支援的事。

项兴文出发时，带上了一罐老干妈，还有 6 套保暖内衣，武汉的二月，下了两场雪。爸妈没有送他，“他们一直在闹情绪，埋怨我不跟他们商量就下决定。”

项兴文是真着急啊，“都疫情发生一个月了才赶过去，我觉得真是有点晚了”。

情况紧急，所以第一批白求恩医疗队未经选拔，是由 4 家透析机构在内部动员，征集了 11 人，其中湖南常德 8 人，广东 1 人，北京 2 人。

陈少波同时也是某机构的董事长，前期资金由该公司垫付。他先在公司内部动员，该集团临西透析中心的负责人李占鹏便是这时候知道了消息，他曾是临西县第二人民医院内科医生， 2013 年辞去公职，转入血液透析领域。

42 岁的李占鹏医生起初跟妻子提起自己想去武汉时，妻子不准他去。

他决定先斩后奏，2 月 18 日，他剃了个光头。

当他拿着请战书放到妻子面前，让家属签字时。妻子没有说话，看看丈夫的光头，签上了。签完后，妻子走到另一个房间，眼泪再也忍不住。

“郎心如铁，我怎么能做他的绊脚石？”李占鹏妻子说。李占鹏随第二批医疗队集结，此外还有他 5 名某集团的同事，分别来自山东、河北、江西三省。

已经 63 岁的郭敬霞老师，身上依然保留了一名军人的严谨气质。她曾经多次参加国家组织的应急任务，包括 2003 年的非典和 2008 年的汶川抗震救灾图源：受访者供

医疗队里年龄最大的是 63 岁的郭敬霞。

她曾经是一名军人，转业后在中日友好医院工作 27 年，在 2003 年 SARS 时任中日友好医院护理部总指挥，曾任中华护理学会血液净化分会的副主委，现在在某集团血液净化中心当护理总监。

郭敬霞说，她的想法很简单，“我必须把这些孩子都安全带回家。”

90 后、常德惠民医院透析室护士张译文，是在 2 月 17 日看到的工作群消息，她所在的血透中心，要抽 5 名志愿者去武汉。

母亲听到张译文报了名，急哭了。“我此前只看到母亲哭过一次，那次是哥哥去世的那个晚上。”张译文说。

张译文护士和她的双胞胎宝宝图源：受访者供

接到录取通知时，赵子晔还在广东省江门市出差。他是粤北某市长生医疗的一名血透护士，他把想支援武汉的想法跟领导说了后，领导支持，让他提前结束出差。

他妻子也是名护士。原定于 1 月 29 日办婚宴，疫情让小两口推迟了喜酒。妻子理解丈夫，“她说，武汉比我更需要你”。

妻子将他送到车站，最后一句嘱咐他的话是，“早点结束，早点回来”。

29 岁的吉林护士长田琳，2019 年 8 月从医院辞职后，跳到另一家民营医院任血透室护士长，本计划年后入职。

支援武汉的想法，她在 1 月 29日时就有，那一天她给武汉市红十字会打电话，工作人员称暂时不接受个人去支援，担心缺乏组织，会在管理上存在一些安全隐患。

由于疫情影响，新单位在年后没有如期营业。这让田琳等到了这个可以让她去武汉的机会。当看到征集令时，她说自己“一腔热血上头”，感叹终于机会来了。当时，她担心自己还没有单位，怕选不上，所以她就特别认真地写了封自荐信。

信中说“如果为国捐躯，就把遗体捐献；如果有去有回，那就看看樱花、吃吃热干面 ”。当结束在武汉的援助任务后，她填了一首江城子，词中说“待到江城之璀璨，赏樱花，尝热面，血透同道，一起把家还。”

当天晚上，田琳接到通知被录取。随后，她对新东家解释道，武汉的患者更需要我。

等订好去长沙的票了，她才跟家人和未婚夫说。跟她谈了 3 年恋爱的未婚夫不理解她的想法，跟她赌气，说要跟她分手。

“要打仗了，哪还有心思考虑老爷们儿跑不跑的事，头发剪了还能长，班可以晚点上，婚可以晚点结，可是患者的生命没了，就再也回不来了。”田琳说，她特别了解血透患者的困境，只要是从事过血透的医护人员，知道情况后，这心都是“揪起来”的。

来自辽宁盘锦的张丽丽护士跟血透患者合影鼓励图源：受访者供

队员从全国各地奔赴长沙，田琳是从吉林省公主岭市乘高铁到沈阳市，和两名盘锦队员会合后，一起飞往长沙。

医疗队，分别在湖南常德及长沙两地集结出发，“因为长沙捷奥医院有护士应征，院方也愿意为医疗队提供酒店”，陈少波解释道。

2 月 20 日，武汉市江汉区指挥部发出关于医疗队紧急赴汉的说明函，请相关地区交通检查点予以“快速放行、便于医疗队火速抵达”。

2 月 22 日晚 20 时，第一批医疗队一行 11 人由常德抵汉，中巴开到武汉小军山的高速路口就不能进了，医疗队下车，由武汉医院派来的车接力运进城。

2 月 24 日 20 时 35 分，第二批医疗队 21 人由长沙乘高铁抵汉，其中 4 名医生、16 名护士、1 名技师。

本来还有一位湖北浠水县的护士应征，但他最终无法归队。作为唯一一位湖北医务人员，本来他距离武汉最近，但却受限于交通管制，他没有办法从浠水县到武汉集结。

所有人员从所在地到湖南的交通费用，先由个人垫付，后期报销。

“我想提醒的是，你们可是借去湖北的，是借的，知道了没有，使命完成，请湖北一定要如数奉还”一名家属说。

实战

从事血透工作，最吸引田琳的，是频密的接触，会促进她和患者间的感情。

一个患者一周平均需要 3 次透析，1 次透析，约需要 4 个小时。所有的工作都由田琳完成，医患间由此建立起来的这种感情是牢固的，某些老年患者一年跟儿女的见面次数，都远不及跟田琳。

这是一份情。

医疗队对口支援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第四医院（西院区），这两家医院是感染新冠肺炎的血液透析病人的定点医院。随后，医疗队又应请求，兼顾武汉市第八医院及雷神山医院。

武汉市第四医院古田院区是最早指定的两家医院之一。1 月 25 日，武汉市血液透析质量控制中心主任熊飞起草了一份给武汉市卫健委的请示，建议上级部门尽快指定定点收治发热或疑似透析病人的医院。1 月 28日，第四医院成为定点医院。

第四医院古田院区在1 号楼 7 层改造出一个传染病透析室，拥有 20 多台透析机，新冠肺炎合并血液透析病人就在此进行透析。同时，该院将 50 多台透析机搬到另一栋楼的清洁区域，为 300 多名非新冠患者血透治疗。

当时，武汉红十字医院有感染新冠病毒的尿毒症患者 36 名，后续又接收了 100 多名新冠肺炎患者。

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是白求恩医疗队的第一站。踩点后，郭敬霞发现红十字会医院的防控流程有很多纰漏，甚至没有达到二级标准的防护要求。

她看到，医护人员穿着秋衣秋裤、套上隔离服就进了隔离病区，“他们磨叽磨叽半天，都穿不上防护服”。她找到红十字会医院书记，建议必须得让医护人员穿手术衣、隔离衣，再穿防护服，“不能说我们进去还没救病人，自己就倒了”。

书记说，从疫情开始一直这样，而医院的这类物资并不充足。书记尽全力为医疗队调拨每人一套隔离服，再给医疗队买了一台洗衣机一台烘干机。

“可这还是不够”，为了不把病毒带回酒店，郭敬霞委托第二批医疗队在长沙采购手术衣、隔离服、防护服。

医疗队住的怡莱酒店(武汉汉口火车站店)，距离新冠肺炎疑似病源地华南海鲜市场只有 300 米，每天医疗队上下班时，这儿都是必经之路。特殊的地理位置，提醒着队员们，做好个人消毒防护的重要性。

郭敬霞 SARS 期间的经验派上了用场，她严格管理，如果哪个队员出现有一点瑕疵，就让她马上出隔离区，“不能伤着她们”。

自检、预冲、穿刺、接血上机两批医疗队都陆续接管隔离病房。

郭敬霞跟确诊多日的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透析室护士长说，你就别上了，看着你真让人心疼。

可护士长不放心，硬是跟了三天，在一旁看着医疗队操作，不说话。

直到确认医疗队上手后，才放心地把病区交给医疗队接管。

从西安赶来的俞翔是第二批医疗队的一员，他曾从事透析工作 10 多年，目前在一家民营医疗机构从事管理工作。

俞翔第一次进武汉市第四医院古田院区隔离病区透析室是在 2 月 26 日，这一天，刚好是他 43 岁的生日。

张译文在自己的防护服写上“双胞胎妈咪”。第一天下班，张译文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那张被口罩和防护镜挤压得满是痕迹的脸，不觉有点沮丧：“这还是那个漂亮的我吗？”

赵子晔第一天上班，心率就上了 110，这是爱运动的他少见的。

作为男护士，搬运 10 斤一瓶的透析液和医疗废材等体力活，主要由他承担。他发觉，穿着防护服，运动量大了就容易喘。

血透护士图源：公众号“我们都是平凡人”

那天他干着干着就喘得厉害，只能坐下来歇歇。

但听到机器报警，提示患者该下机了，他又得起身去操作，“只能靠干活分散注意力、压住不适”。

那个“身子弓得像虾一样、脸都快够得着脚”的婆婆，赵子晔一直记得。

婆婆下不了床，是由病房推下来做透析的。赵子晔第 1 次见到她时，婆婆吃不了东西，吐得很严重，胃里面吐光了，吐出来的已经是黄色的胆汁。

赵子晔的广味普通话，婆婆不大听得懂。婆婆不大想理他，有时候会发牢骚说，“我不想治疗了”。

随着透析治疗的进行，婆婆的状况慢慢好起来，哭得没这么厉害了，发牢骚主要集中在“饿了”、“要吃包子”。

治疗不能暂停，给不了婆婆东西吃，赵子晔就给婆婆注射葡萄糖。

赵子晔第 4 次见到婆婆时，婆婆已经愿意主动找他聊天，跟我讲他的家长里短。赵子晔便陪在婆婆身边，帮婆婆掖被角，抓着婆婆的手。

治疗完后，赵子晔会喂婆婆吃粥，因为婆婆手抖得厉害，已经抓不稳东西了。

那天按计划是婆婆第 5 次透析，可赵子晔等了很久，也没见婆婆来。

他问婆婆病房的护士，护士说，婆婆已经去世了。

“明明看到婆婆已经好转很多了...难道是回光返照？”赵子晔说。

杨姣护士长在给病人剪指甲图源：受访者供

有一位有着 3 年透龄的肾友阿姨，让医疗队护士长杨姣记住的第一面，是从谩骂开始。

因为第二次核酸检测阳性，这位阿姨来到血透室后，就开始谩骂、责备，继而情绪失控，嚎啕大哭。

她担心自己被贴上“新冠肺炎患者”的标签，会被排挤和抛弃。

她爱干净、乐观、善谈，热心于和邻里交往。可病毒，让她曾面对邻居的排斥。

被抛弃感、不安全感和道德上的羞耻感交织叠加，侵蚀着她的自尊和自信。

因为她被感染，她的老伴也在他处隔离，女儿远在北京。和家人的分离，加剧了她的孤独感和无助感。

面对这位阿姨的坏情绪，杨姣选择听她倾诉，并适当的安慰。

进了隔离病房，就像进了一片低气压。郭敬霞发现，起初病人的情绪特别低，好多病人精神上都受了刺激。

有些病人跟她说，郭老师，我们其实只是为了获得一张床位，好不容易占到一张床位，没想到在医院里感染上了新冠肺炎。

29 岁的田琳遇到一位和她同龄的女患者。疫情期间，她辗转了好多家医院作透析，最长的一次，是 5 天没有作透析。

那 5 天，她是饿过去的：她一粒米都不敢吃，要不挨饿，要不就得有生命危险。

因为吃了之后，会加重她肾脏的负担，她无法排尿，多余的水分只能通过透析排出。

她一度处在一个尴尬的两难抉择间：新冠肺炎定点医院，不收治她，因为她没感染；而普通医院，又担心感染者，透析室暂停。

田琳泪点特别低，边听这位患者讲，边跟着落泪。

反倒是这名患者安慰起了田琳，拉着她的手说，姐姐，你别哭。

这名患者说，她看到外地医疗队来的第一天，把脸蒙在被子里哭了好久。她怕自己哭会影响医护人员的情绪，但又很感动：有人千里迢迢为救她而来。

频繁体外循环操作、有创穿刺、废液排放等，使他们时刻面临患者血液、体液、分泌物的喷溅。有一次，田琳在给患者颈部操作支管时，患者猛地一阵咳，田琳眼瞅着口水就喷到了她的护目镜上。

“我们是有备而来的，不是说招个人，就直接拉到病房去打仗的。”在第一批医疗队创建时，郭敬霞就已编写好二级和三级防控的标准流程，随后的业务培训都由她全程把控。

“护目镜用少量络合碘均匀涂抹，可防起雾”、“防护服选择大一码”、“拿胶带贴住鞋带，防止松弛”.....被队员们称为“郭妈妈”的郭敬霞，把这些叮嘱挂在嘴边。

一套防护装备全部穿上身得半小时。李梦娟是消毒隔离员，负责监督大家每天进入病区前后的穿、脱隔离衣。工作结束后，她还得提醒大家洗澡从清洁耳道、鼻腔到口腔都有严格标准。

医疗队副队长俞翔第一天进入透析室上岗时，正好是他43岁生日图源：公众号“我们都是平凡人”

随着越来越多感染新冠肺炎的透析患者符合出院标准，他们需要与未感染新冠肺炎的透析患者、及感染新冠的透析患者隔离。

如果将透析区域按这三类划分，将使本来就奇缺的透析医疗资源变得更加匮乏。于是，武汉市第八医院南院区紧急新建了有 10 台透析机的血液透析中心。由于该院没有具备透析资质的人员，所以向医疗队求援。

程卫兵带了支小分队，于 3 月 10 日，前往武汉第八医院南院区血液透析中心支援，李占鹏是其中之一，他说，八院一周只有三天接待患者，所以他们都是利用在红会医院的间歇时间，去八院。

3 月 20 日，红十字会医院关院消毒，医疗队进入休整；3 月 21 日，有 5 名队员转战雷神山医院。

武汉市硚口区机关幼儿园的几位老师，个人出资，为队员们订购了麦当劳套餐，还送上以医疗队为主人公的手绘图册。

田琳说，她收获最多的是武汉人的感恩，她听到最多的话是，谢谢你们，没有放弃武汉，没有放弃我们这些尿毒症患者。

从火热到冰冷

此前，大多数队员并不相识。回到酒店，按照规定，队员们各自回房，不允许扎堆、不允许串门，于是只好网上群聊，唱歌是娱乐选项之一。

“唱得真好听，录了，到透析室放给病人听听。”

“来一首朋友吧。经过这次，我们都成了永远的朋友。”

“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

“大家可以贴着门听，万万不可串门哦。”

有武汉市第四医院的医护人员跟王苡沐聊天，评价道她们这支民间医疗队，比官方医疗队“更英雄”，只是为责任所驱动。

在武汉，他们的待遇和官方医疗队相当。郭敬霞回忆起在酒店为他们服务的工作人员，是江夏区某中学的老师们，这让她们感受到武汉人的诚意。

武汉市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会长跟医疗队承诺过，所有的非公医疗队，已向武汉市市委书记上报，市委书记做的批示是 4 个字：一视同仁。

队员们的补贴分成临时补助和一次性慰问金。这是由武汉的医院向区指挥部申报，是由武汉市财政来支付的。

陈少波也有苦衷，他说这次医疗队的支出在 70 万以上，基金会在腾讯公益开设了募捐，3 月 7 日立项，至今募集到 86196 元，来自 2122 人。“不是说这个钱我们出不起，砸锅卖铁也出得起。只是希望能够通过募捐，让更多的人来知晓，特别是在他们的家乡”。

3 月 22 日，支援武汉第四医院的队员由武汉撤离至湖南常德。3 月 31 日，支援武汉红十字会医院的队员由武汉撤离至长沙。

武汉珍视她们。医院为队员们颁发奖状，当地区领导送行，由警车护送医疗队出城，沿路上，有交警在各路口给她们敬礼，有一起工作的武汉医院医护人员，发车了，还追着大巴告别。

陈少波总领队对医疗队队员致以深深的谢意图源：受访者供

当地民众送别白求恩血液透析医疗队图源：受访者供

来自上海市、辽宁省、湖南省的 12 名队员，在当地卫健委的安排下，随官方医疗队一起回乡。来自江西省的一名队员，也接到当地卫健委通知，欢迎她回乡，并答应会派车去接她。

但其他人回乡的路困难重重。

来自东北某省的王苡沐，给家乡的省卫健委、市卫健委打电话询问。“他们说，我不是他们派去的，要我自己负责。打多了，他们还对我恶语相向，说我别寻思了，上到武汉就了不起吗？回去我就是个务工人员。”

王苡沐打了得有不下 30 个电话，可她听到最多的是，“不属于他管辖”、“不知道由谁管”。

3 月 31 日，当王苡沐随队到达长沙，看见长沙捷奥医院院长等人在金国际大酒店门口迎接她们时，她难以自控地流泪。她觉得可悲的是，自己的家乡不管她，而迎接她的是千里之外的湖南长沙人。

“在武汉时那么忙，没想过这些，是在长沙隔离时，刷抖音，刷朋友圈，看到官方医疗队回乡时候挺啥的，我心里也就挺啥的，毕竟咱干了那么长时间”一名来自山东省某县的护士说，她说她在出发前，已跟所在县卫建委报备。

一名来自河北省的队员出发前跟所在县的卫健委报备过，“当时县里面没说什么，我也不好意思问，就说请县里面跟市里面报一下。我们从武汉撤离时，我又问市卫健委如何隔离，市里面说没有收到我们去的通告。”

“从报名到出发，只有 3 天。当时我想的是这些手续可以后补，救人要紧。”赵子晔说。

所以他到武汉后才跟粤北某市卫健委报备，“市里面说你最好直接报到省里面，然后我继续找到省卫健委，省里面说应该先报粤北某市，再由粤北某市上报到省里面。”

两头推诿下，赵子晔摸不到要领。当他要撤离武汉时，他再次跟广东省卫健委申请，跟广东省医疗队一道回广东隔离。

被拒。

广东省没有把他和医疗队另一名来自广东的医生给记录在案。

赵子晔从武汉撤到长沙隔离后，再次联系广东省卫健委，希望认可他是支援武汉的医务人员。

依旧无果。

“这让我觉得自己是一个从武汉回乡的普通务工人员，我明天就回家了，我不想被邻居嫌弃，不想被当成是回家避难的，亲人的话要怎么才可以接受。”赵子晔说。

“我们没有什么经验，就是一腔热血的去做事，疫情紧急，容不得我们一开始就考虑周全。当时是我们自主发起，自愿报名，赶时间，所以名单确定后，并没有向队员当地的卫健委第一时间做报备。”程卫兵解释道，到武汉之后，他们开始以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和白求恩基金会的名义，给各地卫健委致函，希望各地能认可队员们的行为。

由 2 月 25 日起，他们用快递邮寄红头文件、电子邮件等多种方式向各地卫健委致函。

但绝大多数卫健委没有反馈。有反馈的也是模棱两可，“市卫健委说要听省里的，然后省卫健委说这件事情还需要确认性质，反正都是模棱两可的官方术语。”叶丹艳说。

最积极的回应来自于湖南长沙和常德。因为队员中有一名是长沙捷奥医院的医生，该院向市指挥部提交申请，以医院的名义，请求安置医疗队在长沙进行医学观察，获得了官方的回函认可。

撤离武汉前，白求恩基金会把武汉医院给队员们发的证书、各级指挥部的来函及红头文件，再次发给了各地卫健委。

这期间，也曾有转机。

3 月 31 日，撤离队员们的大巴车刚到长沙，来自辽宁省盘锦市的两名队员，接到了当地卫健委的一通电话，“跟公派医疗队一起回家”。

于是，她们又原车从长沙返回武汉，与辽宁医疗队汇合后，一起撤离回辽。

当日晚上，来自上海的一位队员也得到上海市卫健委的通知，连夜赶回武汉，与上海市医疗队汇合，一起返沪。在机场的告别仪式上，她被安排到第一排的位置。

三位被当地卫健委编入回乡队伍、领回家的队员在武汉机场偶遇，合影留念，再见不知哪一年。

王苡沐最怕的，是回乡后，被当成务工人员集中隔离，或者面临冷冷清清，“我不是小红帽，我也不是务工人员，我是来武汉打仗的。虽然说我们不是卫健委派出来的，但我们也曾代表各省在武汉奋战，我们没有给各省丢人。”

王苡沐问母亲，“是我做错了吗？”

她觉得她做的是为家乡争光的事，就是想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