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非洲人争议如何成为风暴的集火点

在中国社会高度紧张地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广州非洲籍人士的处境因为4月初中国境外输入风险的加剧而受到了波及。4月份最初公布的一些视频片段中，一名尼日利亚籍人士拒绝被隔离执意要回到自己的住所，从而与警方爆发口交。类似的事件不一而足，事实上早在3月份广州越秀区便对一名拒不执行隔离擅离集中医学观察点的外籍人士“限期出境”。

南京，来自尼日利亚的留学生志愿者欧莱德为市民进行体温测量。（中新社）

这似乎促使中国政府发出警告：直到4月16日广州市政府虽然语气稍微缓和，但是再度重申，“广州市公安局正在协助社区卫生防疫部门，对入境人员开展上门走访，开展核酸检测工作。对经医疗检查，卫生防疫部门认为需采取居家或集中隔离医学观察、隔离治疗措施，当事人拒不执行的，公安机关将依法协助卫健部门强制执行；情节严重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视情依法采取宣布作废、注销签证、限期出境、遣送出境等处理措施。”

尽管包括尼日利亚政府等非洲国家政府对在华非洲人的处境表达了关注，甚至召见了中国驻外使节，种族歧视最为着名的美国也在藉机发难，西方媒体也评论事件暴露了中非脆弱的“兄弟友谊”，俨然要将这次事件上升为一起国际争端，但是中国政府并没有放松对非洲籍入境人员的防控。

事实上，令人忧虑的不是这次事件会否升级为外交争端，而在于中国民间的声音可能比中国政府“走”得更远。包括广州市越秀区有30万人“黑人”居住、非洲人“暴雷”波及个别村庄封村，诸如此类的谣言暴露了中国民间社会对非洲在华人士的极度不安，甚至是歧视和敌意。有证据表明一些非洲人被房东要求离开出租房完全是房东个人的行为。

↓↓↓ 尼日利亚人被收缴护照图辑：

广州非洲人何以成为这次事件的风暴中心？这恐怕既有从非洲籍群体特征本身的原因，当然，中国人当下的国民心态始终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

首先，新冠肺炎下，非洲籍人士是否该接受统一的疫情防控措施？这一问题的答案不言而喻，非洲在华人士当然要接受当地政府的统一安排，遵守当地的法律。事实上，广州市在全国疫情得到基本控制的背景下，的确成为境外输入病例风险最大的城市之一。4月初，广州市越秀区曾公布在一次境外输入风险排查中发现5名确诊者，均为尼日利亚籍。这虽然只是个案，但仍表明针对境外输入风险的排查不能有任何漏洞，外国人包括非洲人没有例外。事实上，在另一份官方统计中，广州共计4553名非洲籍人士中，被筛查出111名核酸检测呈阳性。

其次，非洲人在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的聚集性居住是基本事实，从1990年代到现在已经构成了在华外国人中一个不小的群体。非洲人来华表明他们认为中国有吸引力，对中国的发展机遇有期待。不过，另一方面说，这些来华的淘金者与周围的中国人社会存在相当的差异，从生活习惯到规则意识都存在较为普遍的差距，这给中国政府带来了管理困难，也自然让当地中国人感到不适。正如有些声音所说，非洲人在广州也引起了一些社会治安、犯罪问题。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有非洲籍患者不配合治疗，不遵守隔离措施等行为，似乎给予了印证。这些视频在中国的网络上传播甚广。

再次，实际上这次事件也深深地揭示了中国人如何以健康心态看待在华外国人这一持久话题。实际上，对应于早前江苏苏州对隔离中的外国人给予的“超国民待遇”争议，甚至更早前山东大学为来华留学生安排“女学伴”，都刺激到了这样一种潜在的民族主义情绪。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范围内，国际移民都是一个积极敏感的问题，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民族构成较为单一的民族国家来说，其对外来人口的接受程度或者说包容度是完全不同于移民国家的。事实上，按照单一民族国家构成，歧视会存在，但不至于大规模发生，比如日本、韩国皆是如此。而如美国这样的移民国家，其建国历程本来就是基于对土着印第安人的驱逐，对非洲被贩卖“奴隶”的奴役，加之其占据社会上层的百人社会也因为来自于不同的欧洲母国存在根深蒂固的“鄙视链”，所以生活在一个犬牙交错的国家必然会产生常态化的种族歧视。

当然，中国历史上曾保持着一种开放的姿态，但是那是基于一种国家实力的平等甚至是居高临下式的，但是在近现代历史上，西方世界的殖民侵略和更多亚非拉国家的被殖民，在中国社会打上了很深的民族烙印。它带有两面性，有时会激发一种民族主义爱国热情，甚至会发展为民粹主义的排外情绪；而有时会自我内化为对自我的极度不自信，服从于西方殖民秩序下的种族等级观念，将白种人、黄种人和黑种人分成三六九等。

但是，世界的政治经济在不断变化，殖民枷锁已经解除，中国已经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全球的联系更是广泛而深入，但是中国人的心态还仍然停留在上个世纪、上上个世纪，始终没有建立完整的自我认同和健康的大国国民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