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岁幼女被害，12岁凶手笑了...

“10岁女孩被杀，凶手是12岁的堂哥。”

这个听上去就残酷恐怖的新闻，发生在4月14号的安徽郎溪。

两天前，安徽郎溪警方发布了这样一则警情通报：

当发现孩子不见了之后，家人开始了疯狂地寻找。

不仅在一些失踪儿童求助平台上发寻人启事，还悬赏10000元征集线索。

最后得到的、孩子生前最后的镜头，是她在逗一只路边的小狗……

据同村村民反映：

“（遇害）小姑娘挺老实的，可怜，妈妈不在，妈妈出门了。她妈妈早早的时候，跟她爸爸分手了……”

尽管生活在单亲家庭，但婷婷却是一个非常善良、懂事的女孩。有跟她同村的网友留言说道：

婷婷遇害的消息发出后，全网震怒。网友们想不明白，一个12岁的小孩，跟一个10岁小女孩能有什么深仇大恨，竟能下此狠手去残害她。

然而，警方出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对未成年凶手的相关情况，暂不对外公布。

让人绝望的是，这个杀害女孩的人渣才12岁。按照目前的法律来说，他又一次能成功逃脱刑事制裁。

这世上最黑暗不过人心。但人性最恶，反倒不在于成年人。

最能让人头皮发麻的，恰恰是那些逍遥法外的“未成年”。

安徽郎溪的遇害女孩婷婷的故事，跟去年大连女孩淇淇的遭遇如出一辙。

2019年10月20号，周天。

10岁的淇淇按时出门，去兴趣班里上美术课。

以往，不论是上学还是上补习班，家里人都会接送她。

这次没人陪淇淇上学。因为淇淇的母亲睡着了。

许是嫌麻烦，许是心疼妈妈辛苦，淇淇没有叫醒她，一个人去了兴趣班。

下午三点左右，美术课下课，淇淇在回家的路上遇见了蔡某某。彼时，他已经找了她一个多小时。

被害女孩淇淇生前照片

蔡某某以需要帮忙为由，将淇淇骗到自己家中。

下课之前，淇淇的爸爸曾给妈妈打电话，希望她别忘了接女儿放学。很可惜，因为上课前淇淇玩妈妈手机时开了静音，妈妈错过了这通电话……

谁能想到呢？

“平时天天接送啊，天天接送！”淇淇的舅舅哭得痛心疾首。

等到母亲醒来时，距离淇淇放学的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母亲慌了，似乎是冥冥之中觉察出事情不妙。

寻找女儿并没有花费太长时间。晚上八点左右，淇淇的父母顺着血迹，在一片绿化带中找到了淇淇的尸体。

被发现时，淇淇腿上的裤子只穿了一半。

随后，亲属报警，警察迅速赶赴现场。据作家陈岚说，警方“没用5分钟，就找到了案发第一现场——因为实在太好找了，地上有血迹，从树林一直通往蔡某某家中”。

警察上门时，蔡某某的母亲还在忙着擦地板。

“地上仍有大量血迹。”

强奸未遂、故意杀人的蔡某某，此时离14周岁还差两个半月。

惨案发生后，在各大社交平台上未掀起一点水花。

就连当地媒体，都以“保护未成年人”为理由，对此事件不予报道。

接到读者私信的作家陈岚了解到事情真相后，在微博和个人公众号上疾声呼号，这才让这个未成年畜生的面目得以曝光。

蔡某某被警方带走调查后，对自己强奸未遂、故意杀人的事实供认不讳。然而，《刑法》规定，加害人蔡某某未满14周岁——

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警方依法依规作出的处理决定，在所有人的意料之中。但却依旧让网友们出离地愤怒：

“这个事告诉了我们一个事实，谁要是以后惹乎你，你就找个14岁以下的孩子杀了他。”

那些过激的话，似乎每一个字都包着火。但我读完之后，内心却有一股深深的凉意：

如果未成年罪犯的处罚在法律上存在漏洞，那么谁又能保护我们这些已成年或未成年的好人呢？

随着事件发酵，大连警方发布了一则警情通报：

10月24日，经上级公安机关批注，大连警方已将蔡某某依法收容教养。

收容教养，会让畜生脱渣成人吗？

我看悬。

收容教养、服刑之后，出狱继续祸害他人的案例不要太多。

2016年1月18日中午，罪犯韦某在广州番禺一高速桥下，见到11岁的女童陈某后起了歹心。

她将陈某拖拽至桥下，对其实施性侵后，将其残忍杀害。

案发时，韦某刚出狱两个月，年仅19岁。

刚刚成年的他，有着一份血迹斑斑的履历。

13岁那年，他掐死同村一名4岁男孩。报警后，警方以“未满14周岁”为依据，对其不予刑事处罚。本应赔偿给男孩父母的9万元赔偿款，至今仍被韦某的父母以“没钱”为理由拖欠；

1年后，韦某再次行凶，持刀捅伤同村6岁女孩小梅，并准备将其扔到河里淹死。幸亏女孩的外婆及时赶到，才保住了女孩的命。

案发后，他因持刀伤人被判刑6年。

那段服刑的日子让他有所忏悔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出狱后，他又带走一条人命。

韦某

这些被他杀害或伤害的人，同他无冤无仇。

但像韦某这般的禽兽，害人从不需要理由。

你根本无法指望一个有反社会人格的变态，跟正常人讲法律、讲道理。

去年10月，广西一名尚在读小学六年级的13岁少女，因不满同班同学比自己长得漂亮，遂怀恨在心，将对方约至家中杀害。

杀人后，罪犯把被害女孩的头颅和手臂全都肢解，装入袋中抛尸。

被捕后，广西公安机关依旧是因其“不满十四周岁”而不追究刑责，对其收容教养三年。至于凶手的父母，被法院判决支付10.8万元赔偿给受害者父母。

十万八，教养三年，换一条人命。这样的判决，如何能体现法律的公平正义？

过了不到两个月，湖南益阳沅江市又发生了一起杀人案。这次作案的依旧是“未成年人”，而受害者却变成了凶手的母亲。

只因母亲管教自己抽烟，12岁的吴某康竟对母亲拔刀相向，残忍地砍了对方20多刀。

杀死母亲后，他还淡定地用手机给老师发短信：

“X老师，吴某康身体不舒服，明天请个假吧。”

吴某康在警察局里待了两天，就被家人带回家监管。临走之前，叔叔还问他：

“你把你妈妈杀了，你认为你错了没有？”

“错了。但我又没杀别人，我杀的是我妈。”

“那以后怎么办？”

“学校总不可能不让我去上学吧？”

吴某康

你看，他们不光狼心狗肺，还心明眼亮得很。

知道法律拿他没办法、社会拿他没办法、学校拿他没办法，因为他的所有权益都无法被剥夺，都受法律保护。

而所有制裁，都只能在民众的脑海中“意淫”，无法得到实施。

当一个人无所畏惧、又无所顾忌时，天知道他能做出什么伤害天理灭绝人伦的事情？

我很喜欢之前看到的一个问答：

为什么人们说“永远不要考验人性”？

因为大多数时候，人们只是选择做好人，而不是本性如此。

人性的光芒可以预见，但人性的黑暗却永远无法洞察。

这几年，我们看到的未成年犯罪事件越来越多。

越看，我心里越害怕。

我不希望有一天，我们走在街上，看到一个看似未成年的愣头青，还要绕着走。

因为你无法预测下一秒，他的屠刀会不会落在你的头上。

针对未成年人犯罪，“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思路固然是对的。

可当所谓的“挽救”变成“纵容”时，谁能还给屠刀下的受害者一个天理呢？

被害人淇淇生前照片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我们的下一代，比起我们这一代人，确乎是早熟了很多。

这种早熟，一方面体现在身体的发育较早。拿这次杀害淇淇的凶手蔡某某来说，13岁的年纪，170的身高外加140斤的体重，这体格，别说一个10岁的小女孩，就连我都不一定是他的对手。

另一方面，也体现在心理的成熟愈来愈趋于提前。

在我的祖辈，孩子了解世界的通道只有课堂和大人们的口口相传；

在我的父辈，孩子了解世界的通道多了书和报纸，甚至在他们青春期的年纪，电视也开始普及；

对于80后90后而言，电脑成了我们与世界交换信息的新窗口；

对于00后来说，智能手机的普及、4G时代的降临，更能把海量的信息带到他们的眼前。

科技发展、社会进步带来的不仅仅是表面的便捷和弊端，还有对下一代潜移默化的“催熟”。

我们童年时对两性与暴力的懵懵懂懂，在他们眼里早已是心知肚明。用过去的眼光来看当下对未成年的年龄界定，已经完全不合适了。

大连的凶案发生后，蔡某某曾在同学群里自导自演了一场“戏”：

在群里，蔡某某声称自己手上割了口子，擦血的纸“刚巧”扔在了发现尸体的绿化带里。

“他们警察办事这么草率的吗，给我加入嫌疑名单……我害怕啊，怀疑我了，我的指纹咋整，好像确定了是小孩干的，我虚岁14。”

当天杀了人还能如此冷静地给自己加戏，试图洗脱嫌疑，这样的心理素质和临场反应，比我这个成年人强了不知多少倍。

犯罪嫌疑人蔡某某

面对这样的现状，我们的法律越来越多地陷入到一个困境当中：

法律的震慑力并不足以预防未成年犯罪的发生，相反在案件发生之后，我们却无法给出一个公正的惩罚措施。

当法律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一定程度上变成了对未成年人渣的纵容时，我想我们都该提高警觉。

刑责的放纵是给未成年犯罪埋下的一颗种子，现在它发芽开花了。

这花的颜色，血红血红。

去年10月21号，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上，有代表向会议作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的议案。

《未成年人保护法》要修订，一度让许多人以为，降低未成年人量刑年龄的想法有达成的可能。

但其实，该次的《修订草案》并未涉及到未成年犯罪的负刑责的适用年龄。

作出这一规定的也并非《未成年人保护法》，而是《刑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七条规定： 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

想改变未成年人犯罪低成本的现状，要呼吁修改的，是刑法第十七条。

上文也说了，要想改变未成年犯罪的现状，不能只靠“教育感化”，更多的还得靠法律约束和震慑。

拿“酒驾”来举例。在未施行“酒驾入刑”之前，喝酒开车屡禁不止，不管怎么呼吁，都很难起到成效。

民事上的扣分、赔偿、罚款，对“酒驾”行为只是隔靴搔痒，很多人根本不在乎这点处罚。

可当2011年5月1日，“酒驾入刑”的法则正式施行后，截止至当年12月31日，全国因酒驾而造成的交通死亡人数立刻就下降了22%。

到2013年5月，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数据显示，“酒驾入刑”的两年内，因酒后驾车导致交通事故起数同比下降了12.4%。

其中，因醉酒驾驶导致交通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受伤人数的比例，同比分别下降了：35.2%、21.1%和34.7% 。

用法律和刑事责任惩罚来约束酒驾，效果立竿见影。

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来说，也是同理可证的道理。

屠刀落下时，从不会因其使用者是未成年，便减少对受害者的伤害。

悲剧一幕又一幕地上演，所有受害者都是在用伤口和生命去呼吁：

当我们在保护未成年人的时候，不能因为他的年龄和他的无知，就忽略了被他伤害的人的合法权益。

我们尊重法律的权威性，但我们也知道，法律自有其滞后性。

法律自不该被民意绑架，但我们希望，正确正当的民意，能推进法律的建设和法治社会的完善。

莫要把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演变成对未成年人渣的保护。

当罪犯有机会改过自新的时候，谁能替那些死去的人想想：

人命，可否有重新再来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