遏制一场大流行病的成本是否应该有个限度？

近来，美国各地的抗议者举行了示威活动，要求从各州为遏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即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蔓延而采取的封锁措施中“解放”出来。

在必须重新开放经济以保护企业健康这一信念的推动下，这些公众集会（参加者通常包括反接种人士和极右翼活动人士）制造了丰富多彩的电视画面——以及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非常乐意推波助澜的那类制造分裂的社交媒体讯息。但这些不断壮大的抗议活动激起了来自美国医疗部门的反抗议，从而引出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遏制一场大流行病的成本是否应该有个限度？

许多人——包括医生——或许会对这种想法大喊：“不！”当然，人的生命的价值不能仅仅用经济指标衡量。而且，我们对新冠肺炎如此陌生，以至于很难用模型推演它的发展轨迹。然而，新西兰的一家知名智库已冒险进入了这一道德雷区。

本月早些时候，布莱斯威尔金森(Bryce Wilkinson)为倡导自由市场的“新西兰倡议”(New Zealand Initiative)撰写的研究报告《2019冠状病毒病的福祉成本量化分析》(Quantifying the Wellbeing Costs of Covid-19)发表。在报告中，威尔金森从健康、福祉和成本方面剖析了应对新冠疫情的一些经济方面的得失和取舍。无论你是否赞同他的研究方式，他的分析结果都值得一读。

首先，威尔金森的研究认为，疫情应对措施的确存在一个合理的限度——尽管是一个很高的限度。利用一项现有研究（2017年所做）——关于一场类似1918年大流感的大流行病冲击新西兰会发生什么——他根据新冠肺炎以及国内生产总值(GDP)数据对这一框架进行了更新。

威尔金森的结论是？新西兰政府可以证明，为了拯救3.36万人的生命（该国卫生部预测如果疫情失控将会造成的死亡人数），在抗击疫情上支出高达6.1%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是合理的。

新西兰政府还可以证明，支出3.7%的GDP来拯救1.26万人的生命（疫情更快得到控制情况下预估的死亡人数）是合理的。然而，威尔金森总结道：“要支出（比上述金额）更多的资金就引出一个疑问——如果转而把这些资金用于建造更安全的道路和建筑，或者用于其他方面的医疗服务，随着时间推移，是否会挽救更多的生命？”虽然强调自己的结论“有诸多条件限制”，其报告是“对公众辩论的贡献，仅此而已”，但威尔金森认为，“评估这方面的得失对优秀的政策建议和决策至关重要，如封锁决定和关闭边境的决策”。

如今，新西兰政府实际上成功避免了这种权衡最黑暗的隐含意义。新冠肺炎疫情刚爆发时，新西兰政府就宣布了一项相当于GDP的4%的刺激计划（尽管威尔金森预测这个数字还会上升）。但新西兰政府实施了有效的封锁，目前该国的新冠肺炎死亡病例仅为13例。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Jacinda Ardern)现在表示，新西兰已经“做了其他国家很少能够做的事情”来阻止病毒传播，而且正在准备放松管控。

威尔金森的报告还提出了另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为什么很少有其他经济学家尝试以如此直白的方式计算这些得失？显而易见的答案是，这样做似乎会打破所有的政治和文化禁忌。毕竟，禁忌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们会揭开我们宁愿忽视的模糊地带。在许多文化中，人们普遍认为生命是神圣的，不能仅仅用金钱来衡量——即便各国政府每天都在暗地里这样做。讨论人命的取舍会让选民在恐惧中颤栗。

这其中还有另一个因素：知识孤岛。正如作家兼咨询师克里斯蒂安马斯比约 (Christian Madsbjerg)指出的，西方文化中的专业知识往往是部落式的：经济学家就该谈论经济，流行病学家应该讨论流行病，几乎没人敢两者一起谈。如果白宫首席医疗顾问德波拉比克斯(Deborah Birx)提出财政建议，必然会引起一片哗然；如果美国财长史蒂夫姆努钦(Steve Mnuchin)要给我们讲如何“平滑死亡曲线”，同样也会如此。这并不奇怪：一个人需要经年的训练才能成为专家。但问题是：现代民主国家几乎所有的重要决策都需要这种“打破藩篱”的分析。做不到这一点，就不可能围绕大流行病或其他任何事情讨论得失和取舍。

因此，我向威尔金森致敬，他公布了自己的预测模型——无论多么具有争议——我希望其他人也能这样做，包括各国财政部，它们必须自行对这种取舍做出计算。不管是否触犯禁忌，这些数字至少可以激起名副其实的民主辩论。这是我们在困难时代迫切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