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哈顿计划2.0”：美国抗疫和地缘政治

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婿、白宫高级顾问库什纳最近向媒体吹嘘联邦政府抗疫的“伟大功绩”，白宫发言人将这个自夸诠释为“自二战以来最大的美国工业动员”。

川普随后声称他将亲自主导一项“曲率极速行动”，企图压缩开发新冠病毒疫苗的时间表，从历史平均的4-5年，和之前最乐观的12-18个月时间，转换成目标在2021年1月前提供3亿剂疫苗。如此快速开发的疫苗史无前例。

为什么美国需要“曼哈顿计划2.0”？

“曲率极速行动”似乎是新版的“曼哈顿计划”，原版的“曼哈顿计划”是美国在二战期间发明原子弹计划的秘密代号。由于反对人士抨击川普政府在疫情爆发之前“无所作为”，特别是在测试与防护物资储备上的缺失，以至于造成疫情接近“不可收拾”，川普必须“振作”，给美国人具体的希望。

之前我在多篇文章中谈到，美国的民主体制以及资本主义市场导向，如何在抗疫的“第一场”受到空前的挑战。到了抗疫的“第二场”、“第三场”，美国只有依赖它在创新和科研方面的长项，并发挥政府和私人机构之间的协作。

其实《华尔街日报》在4月27日报道，十几位美国顶尖科学家、亿万富翁和行业巨头，秘密地组成小组推动对抗新冠病毒的“曼哈顿项目2.0”，透过筛选世界上最有希望的研究，并将其发现通过私人关系由“后门”传递给白宫的政策制定者。

这个自发行动仿照二战时期协助开发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组织了一群“阻止新冠病毒的科学家”，包括化学生物学家、免疫生物学家、神经生物学家、生理时钟学家、肿瘤学家、胃肠病学家、流行病学家和核科学家，如2017年诺贝尔奖得主生物学家迈克尔?罗斯巴什。

这个小组的初步成果是一份长达17页的机密报告，其中呼吁采取多种非常规方法来对付新冠病毒。比方说，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在4月29日揭晓的中期结果指出，瑞德西韦可将新冠病人的康复时间缩短31%，对治疗新冠肺炎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随后美国药监局FDA批准瑞德西韦用于新冠肺炎紧急治疗。在此之前，这群科学家已经在他们的报告中提议，尽早在病患感染早期使用瑞德西韦，而且剂量应该比之前重得多。

这些科学家还驳斥了使用抗体检测作为复工的标准。化学生物学家班哲明?卡拉维特认为这是“我所听过的最糟糕的想法”，因为抗体阳性可能还可以将病毒传播给他人，过分强调抗体检测可能会诱使某些人故意感染自己，以便接着获得复工的健康单。

这些专家消化了来自世界各地数百篇有关疫情的科学论文，将有前景的想法与可疑的想法分开。每个成员每天要评阅多达20篇论文，大约是他们日常10倍的速度。然后成员聚集在一起通过视讯“像一群青少年一样”进行辩论。

为了避免成员间利害冲突，团队草拟了一份清单，列出了大约20多家可能从他们的建议中受益的公司，并要求成员承诺立即出售其中的任何股份。一位早期成员因为拒绝出售股份而被踢出群。

这篇报告中包含了该小组最初的三个建议阶段，重点是利用联邦政府的规模。例如，购买尚未证明有效的药物可以鼓励制造商提高产量，而不必担心如果药物失败会造成损失。另一个建议是将新药临床检验所需的时间从9个月或一年减少到一周。

他们的建议还包括开发唾液测试，并在工作日结束时安排测试，以便在隔天早晨提供结果作为员工安全上工的根据。又建议在全国范围内使用智能手机应用程序，要求居民每天确认自己没有感冒或发烧症状。

“曲率极速行动”

“翘曲速度”的概念首先出现在1960年代的科幻电影《星际迷航》中，指的是一个比光速行进更快的“变形速度”飞行的虚构概念，后来逐渐在大众文化中象征“极限的最高速度”。

美国抗疫的“曲率极速行动”企图结合私营制药公司、政府机构、军方和非盈利机构的力量，将疫苗的开发时间缩短多达八个月，由纳税人和赞助人来承担疫苗研发可能会失败的大部分财务风险，而不是由制药公司承担。

目前川普政府正在对93种研发中的疫苗进行“选秀淘汰赛”，第一阶段已经选出14种候选疫苗。在接下来的两周中，入围的14种疫苗将接受进一步测试，预计其中6-8种疫苗将进入下一轮临床试验。最终目标是让3-4种疫苗通过最终测试，以最快的速度在1月正式启用。

“曲率极速行动”将由美国国防部提供动物资源用于疫苗的临床前研究，工作小组还将探讨由政府主导，统一组织一次大型试验来测试多种疫苗，而不是由每个疫苗开发商分头进行多次临床试验，以避免不同试验之间争夺患者和资源。

在世界上进行的各项疫苗开发项目中，伦敦牛津大学的团队正在开发的候选疫苗公认为目前领先。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3月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在蒙大拿州落基山实验室给6只恒河猴接种了单剂量的牛津疫苗，然后使猴子暴露于大量新冠病毒中。之前新冠病毒感染了实验室中的其他未接种疫苗的猴子。

超过四周后，所有打过疫苗的6只猴子仍然健康如常。目前牛津研究人员正在对1000名患者进行疫苗测试，并计划在5月扩大至第二和第三阶段的临床试验，涉及约6000多受测者。

牛津大学的科学家估计，如果二期和三期临床证明有效，并获得监管机构的紧急批准，他们的疫苗最初的几百万剂可以在9月上市，至少要比其他疫苗提前几个月。

美国的“曲率极速行动”涉及的范围更广，目前尚不清楚哪些候选疫苗将成为计划的一部分，或者是否包括实验中的牛津疫苗。

目前科学家对于抗体检测阳性的人中有多少获得免疫力、抗体的强度以及免疫时间的长短仍然存有很多疑问。一些对其他冠状病毒（包括引起SARS、中东呼吸综合症、普通感冒的冠状病毒）的研究显示，抗体所造成的免疫力可能有限，或者只能持续相对较短的时间。

在“曲率极速行动”之前，美国政府已经有其他赞助项目，例如由生物医学高级研究与开发局（BARDA）进行的投资，BARDA已经向包括Moderna和强生公司内的制药商发放了数亿美元，希望同时为研究和大规模生产提供资金，加快疫苗研发和生产。

4月中BARDA的局长里克?布莱特被撤职后表示将向卫生和公共服务部监察长提出举报投诉，指控白宫对其进行报复，因为他拒绝宣传川普吹捧可以用来治疗新冠病毒感染的疟疾药物。他说：“我之所以大声疾呼，是因为要对抗这种致命的病毒，科学必须带头，而不是政治或裙带关系。”

“曼哈顿计划”的缘起

“曼哈顿计划”在美国历史和集体意识中占有独特的地位，因为它象征着美国在二战中由“落后”的情况，借着“众志成城”的力量而“集体赶超”的逆袭。

1938年德国科学家奥托?哈恩和弗里茨?斯特拉斯曼无意间发现了核裂变。几个月后，爱因斯坦和希拉德致函罗斯福总统，警告他德国可能会尝试制造原子弹。作为回应，罗斯福基金会成立了由高级军事和科学专家组成的铀委员会，以探讨核连锁反应的可行性。

在正式创建曼哈顿计划之前，美国各地的许多大学都在进行原子研究，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辐射实验室、哥伦比亚大学科学家使用链反应进行了测量裂变中子发射的实验。在最初的研究进展缓慢之后，1941年春，英国的茂德科学委员会发表了一份报告，确认原子弹的可能性，并敦促与美国合作。作为回应，美国政府重组了原子研究工作。

曼哈顿项目于1942年8月13日正式创建，起名源自位于曼哈顿百老汇270号的第一个办公室。罗斯福在当年12月下令拨款5亿美元，项目总部移至华盛顿特区，而许多项目地点分散在全国各地。

曼哈顿计划的武器研究实验室位于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这个秘密小镇聚集了成千上万的物理学家、化学家、冶金学家、爆炸物专家和军事人员，同时美国陆军负责提供支援和守护的安全保安。

曼哈顿计划还涉及其他数十个地点，如在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科学家在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同时，第509军航空兵综合小组确定将在日本投放原子弹，并在犹他州的温多弗机场和古巴进行了训练，然后运往太平洋天宁岛作为原子弹袭击的发射点。

据估计，“曼哈顿计划”参与者超过60万人。随着“曼哈顿计划”越来越接近于生产原子弹，1945年5月哈里?杜鲁门总统批准成立了临时委员会，就战时使用原子弹和战后的原子能提出建议。委员会的科学小组在6月16日发表报告，建议对日本使用原子弹。

美国于8月6日和9日在广岛和长崎分别投下了两颗昵称为“小男孩”和“胖子”的原子弹。原子弹造成的直接或间接死亡人数达数十万人，其中包括烧伤、放射病和癌症。日本于8月14日宣布投降。

“曼哈顿计划2.0”与疫情政治化

“曼哈顿计划2.0”成功与否，一个因素是，川普政权是否继续将疫情政治化。正如哈佛全球健康研究所所长亚希世?贾教授在4月29日发文表示，自新冠病毒大流行开始以来，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就莫名其妙地缺席了，美国人为此而付出痛苦的代价。美国抗疫过程中缺少了一个基本要素：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的强大有效领导。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长期以来一直是维护美国公共健康、提供高质量国家数据和循证指南的稳定力量，但新冠疫情下并未发挥作用。贾把这个危险的迹象归咎于机构及其领导人在政治导向的过程中被边缘化和被禁声。

尽管第一版的“曼哈顿计划”带着二战的伤痕，尽管美国各州抗疫行动已经高度政治化，但对于美国精英来说，这是共同面对人类危机的必要动员，正如之前提到的科学家小组成员表示的：“我们需要整个国家，包括政府、商业和科学界，团结起来战胜这一挑战。”

我认为“羞辱”或“国耻”并不是美国心理的经典语汇。更确切地说，“曼哈顿计划”的记忆，代表了一个崇尚个人独立的社会，如何能够动员并逆转形势的努力。在有基本理性的美国人心目中，美国抗疫的忙乱暴露了政府和医疗系统中的诸多漏洞，因此重新回归“曼哈顿计划”的历史价值，使美国人能够凝聚起来，并且在心理上弥补抗疫初期的挫败感。

为什么川普自称为“曲率极速行动”的总指挥？我认为这是因为他要控制关于疫情的官方叙事，拒绝把话语权给予更具有专业的医疗公卫专家。他的初心主要是确保自己在今年11月连任，而不是拯救更多美国人的性命。

“曲率极速行动”虽然代表了川普政府在选举年试图力挽狂澜的机制，但先见之士已经看到对于全球抗疫的重要性。最近比尔?盖茨天天出现在各大新闻网黄金时间的热播节目，他的16页长文和浓缩版被积极转载阅读，弥补了一些联邦政府进退失措、互相矛盾的言论。

盖茨在《盖茨笔记》中发文写道：“人类从来没有比对新冠病毒建立广泛免疫更为紧迫的任务……实际上，如果我们要恢复正常，我们需要开发一种安全有效的疫苗。我们需要制造数十亿剂药物，我们需要将它们运输到世界各地，我们需要所有这些尽快发生。”

盖茨认为我们有望在18个月内看到抵抗新冠病毒的疫苗，具体区间可能在9个月到两年之间。

在传统开发疫苗的过程中，许多候选疫苗面临失败所带来的财务风险，疫苗公司在知道上一步成功之前，一直等待下一步的投资。盖茨认为有115种不同的新冠病毒候选疫苗正在开发中，其中多达10种特别有希望。

盖茨基金会已承诺捐款2.5亿美元用于对抗新冠肺炎，并搁置其他项目以专注于与新冠病毒相关的项目，准备挑选前七名候选疫苗，提供资金在临床试验结果揭晓之前开始建设生产能力，以争取节省时间。

世界也需要“曼哈顿计划2.0”

如果牛津的疫苗计划或美国的“曲率极速行动”取得突破性成就，盖茨认为“为了制止这种大流行，我们需要向地球上几乎每个人都提供这种疫苗。我们从来没有为世界的每个角落提供疫苗的经验。而且疫苗特别难以制造和存储。”

这表示一旦疫苗成功地开发，主要障碍是需要向全球分发至少70亿剂疫苗。到时哪个国家有优先权？发明疫苗的国家？还是医疗结构欠缺的国家？谁来做决定？这将给制造商带来了一系列独特的问题。

盖茨指出，现实情况是，并非每个人都能同时获得疫苗。制造70亿剂疫苗（多剂量疫苗则可能需要140亿或更多）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我们应该在第一批疫苗准备好投放后立即开始分发。大多数人都同意，卫生工作者应首先接种疫苗。但谁下一步呢？老年人？老师？从事基本工作的工人？

盖茨认为，“低收入国家应该是第一个接受这种疫苗的国家，因为人们在这些地方死亡的风险会大大提高。新冠病毒在贫穷国家的传播速度会更快，因为社交距离等措施难以实施。越来越多的人的基础健康状况较差，这使他们更容易出现并发症，而薄弱的卫生系统将使他们更难获得所需的护理。在低收入国家投放疫苗可以挽救数百万生命。”

但政治现实是，首先开发疫苗成功的国家会先满足国内的需要，再考虑国际的需求。因此除了商业收益考虑之外，我们需要有更多国际协作才能带动整体对病毒的消灭，包括对于“反疫苗”运动的说服教育。

我对于“曲率极速行动”的前景，比川普政府的其他抗疫举措相对乐观，因为这是凝聚大量科学家与非政府的力量，但“曲率极速行动”做不到的是，简化证明药物不会伤害受测者所需要的步骤和时间，以及降低加速项目失败的风险。

更重要的是，对“曼哈顿计划2.0”的期望，并不能完全取代目前需要政府协调的抗疫举措。

如果把期望完全建立在疫苗身上，而疫苗最后不够安全，或是像流感疫苗一样只能达到40%到60%的效力，或是随着病株的突变无法全面免疫，那么事实上疫苗的功能将大打折扣，也就是说“曼哈顿计划2.0”的危险，是给予川普、他的随从和应声虫们错误的安全感，认为目前可以在检测病毒方面马虎懈怠，寄望疫苗来显示“神迹”。

“曲率极速行动”虽然不像二战“曼哈顿计划”针对军国主义的“敌方”，也具战略竞争的含义。川普政府一方面宣扬要中国为疫情的全球扩散负责，另一方面也顾忌如果中国首先开发出一种疫苗，将巩固其全球地位，并使它对3.3亿美国人的健康持有“筹码”，使美国“受制”于中国。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曼哈顿计划2.0”将负有制衡中国的地缘政治使命，变成国家竞争的战略行动。

川普5月3日在林肯纪念堂接受《福克斯新闻》主办的虚拟时政大会访问时表示，他不在乎谁能赢得这场“疫苗竞赛”，他只在乎疫苗是否管用，但不讳言不希望疫苗来自中国。

这种思维有其极大的局限性。G20各国领导人最近就研发新冠病毒疫苗的协作取得共识，将投入80亿美元，通过世界卫生组织（WHO）和联合国的机制合作，而美国选择缺席，这引发对竞争式“疫苗国家主义”的忧虑。事实上，开发疫苗不应该是新版的军备竞赛。正如盖茨基金会疫苗开发项目负责人阿妮塔?扎迪对媒体表示的，世界将需要许多不同的疫苗，疫苗竞赛的结果不是“零”与“一”的博弈。

拉迪问：最先问世的疫苗可能到明年年底只能生产200万剂，而另外一种同样有效的疫苗可能在三个月后问世，但可以立马制造10亿剂。由此看来，谁赢得了这场比赛？

（本文作者：FT中文网专栏作家 刘裘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