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仇恨言论标准 取决于踩的是不是中国

因不满时代力量立委“小灯泡妈妈”王婉谕声援罢韩，台湾全国公务人员协会荣誉理事长李来希5月13日发文表示“小灯泡的头颅被妈妈踢到高雄了”。相关言论旋即引起台湾社会高分贝的挞伐声浪，各政党也纷纷出面抨击，国民党也在5月14日下午宣布对党员李来希进行停权处分。

事情必须先回溯到2016年3月28日，当时一名精神病患于台北市持刀随机杀人，造成一名四岁女童“小灯泡”尸首分离，而王婉谕正是该女童的母亲，之后投身司法改革议题，并于2020年成为时代力量不分区立委。

但王婉谕在5月8日支持罢免韩国瑜的言论却引起国民党员李来希的强烈不满，批评王婉谕是因为女儿的惨案当选立委，却不去关心她应该聚焦的社会安全议题，反而把帐算到与“小灯泡”事件全然无关的韩国瑜身上，是“踩着自己女儿的头颅往上爬”。

虽然李来希辩驳他不是要消费死者，只是认为王婉谕“不能因为家里有悲剧就任性发言”。但此种说法显然未被外界所接受，不只网友及绿营人士大力挞伐，“事主”韩国瑜及国民党党主席江启臣也都亲上火线，表示对李来希的言论不予苟同，甚至要对他祭出党纪处分。

李来希的言论无疑是过于凉薄的，毕竟如果能选择，王婉谕不可能愿意拿自己小孩的生命来换取一个立委职务，况且王婉谕在针对罢韩发表言论时，也并未利用她丧女的经历来博取同情、催促市民投票，李来希指摘王婉谕“把小灯泡头颅踢到高雄”，显然是过度极端且充满仇恨的用词。

对于此类言论外界当然应该加以谴责及遏止，李来希近日受到的批判，可以说是咎由自取。但在不分政党及网友的同声批判下，是否便代表此种缺乏同理的仇恨性言论不见容于台湾社会、或是舆论场上对此类言论都有抵制遣责的共识，似乎仍有不少商榷的余地。

2016年7月19日，一辆游览车由于驾驶蓄意纵火自杀，造成全车24名陆客及导游全数死亡，无一生还。这出完全无涉政治问题的悲剧，本该是两岸人民共同哀戚悼念的，即便抱持着意识形态而对“陆客”遭逢伤亡无感，认为那是“别人家的事”，至少也该抱持着“里有殡，不巷歌”的态度，表达对生命无端逝去的尊重。

然而论坛与社群上的氛围却非如此，遭逢重大灾难时台湾人最爱打的“R.I.P”没有出现，脸书头像（Facebook）更不会换上一片漆黑以表默哀，取而代之的是“火烧支那猪”、“爽，烧死你们”等令人难以直视的冷嘲热讽。

相关例子其实层出不穷，从新冠肺炎（COVID-19）爆发以来，台湾人对大陆的灾情也大多抱持着幸灾乐祸的心态，论坛上不时出现“中国人！死好！”、“希望中国再多死一点人”等仇恨偏激的言论。李来希尚且不敢对小灯泡的悲剧公然叫好，便已被网友挞伐得体无完肤，但面对自身更加刻薄且直接的仇恨语言，台湾人似乎又宽容大方得多。

有些人会辩解，这些仇恨性言论只是对于大陆企图统一并吞台湾的一种反击，但两岸统一与否取绝于政治取向、而非是非黑白的问题，倘若“对岸是台湾政治上的敌人”此种政治因素能将仇恨性语言合理化，那对李来希而言，意图罢免韩国瑜的王婉谕同样是政治立场相左的政敌，他是否能以此作为自我辩护的理由？显然这样的说法是不会被接受的。

台湾在高呼言论自由的同时，是否同时也对散播仇恨、歧视、甚至刺激分化的言论有所警示？大部分的时候台湾人还是有所拿捏，过度贬抑人性尊严、背离人类理性的内容，大多仍不见容于舆论场内。但必须承认的是，这个标准是浮动而非明确的，原因可能是对“言论”与“自由”间的界线未有足够的认识与辩证，也有可能是当“反中”成为最高指导原则时，其余的价值理念必然都只能依附于其下，为了“反中大业”而服务，那仇恨与歧视的言论，自然也是可以容忍的了。就如同罢韩团体对韩国瑜的人像勾舌、断头、射箭，被认为不代表任何仇恨意味，而是一种装置艺术是同样的道理。

李来希的言论固然是可憎的且值得谴责的，但这件事情之所以掀起轩然大波，也有极大成分是因为与政治扯上关系。说穿了，李来希在国民党内根本不是什么重要人物，除了深蓝的公务员族群外，在民间社会也早已毫无声量，为什么各党各派要对他的言论如此重视、纷纷给予响应？究竟是外界真的对仇恨性言论如此重视，抑或终究又是沦为政治攻防、操作的工具才被不断放大？从“韩国瑜完蛋了”、“国民党猪队友”等评论不断出现就能看出，政治因素才是这些批评声浪最终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