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前情报局长：中国应配合调查

澳洲前情报局长Dennis Richardson表示，新冠病毒有可能是从武汉的一个实验室泄露出来的。Richardson还表示，在疫情结束之后，需要对全球各地类似场所进行安全审查。

《每日电讯报》报道称，Richardson曾担任外交部秘书长、国防部秘书长和安全情报局（ASIO）局长。他表示，澳洲的生物安全实验室也存在违规情况，并指出“事故确实会发生”。

此前，中国科学家也认为武汉华南海鲜城不是新冠疫情爆发的源头。

武汉病毒研究所（图片来源：《每日电讯报》）

中国病毒学家石正丽在武汉的P4实验室（图片来源：《每日电讯报》）

澳洲媒体还披露，武汉病毒研究所在首例新冠肺炎病例出现10天前，曾获准进行病原性病毒的实验研究。

Richardson表示，虽然新冠病毒的来源尚不清楚，但应对全球各地处理源自蝙蝠的致命冠状病毒的高级别生物设施进行安全审查。

“我认为，这种实验室的安全是一直需要审查的。这是我们在全球范围内需要警惕的事情，澳洲也有这种设施，我知道以前就发生过一两次事故，媒体至少报道过一次。”

“中国4级实验室的安全情况有多好我不知道，但我的重点是，不管安全级别如何，事故都有可能发生，在世界上曾有4级实验室发生过事故，所以如果中国发生事故我不会吃惊，因为其他地方也发生过。”

澳洲前情报局长Dennis Richardson（图片来源：《每日电讯报》）

Richardson表示，自然界产生的病毒从武汉实验室意外泄露是有可能的。

“这么说吧，有这种可能，但我认为在这个时候让一种可能性压过另一种可能性是不明智的。如果你真的有意进行审查，那么让中国合作绝对是必不可少的。但在审查之前我们就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得出结论并进行谴责，那么中国是不会合作的。”

在澳洲，实验室生物风险审查由卫生部和农业部负责进行。农业部表示，自2013年6月以来，该部门共进行了4563次审查，生物安全控制实验室已发生过37次生物材料违规，这些实验室被批准进行进口生物材料的研究、分析或检测。

这些违规行为与需要进行生物安全控制的货物的放行、即将放行或移动有关，或与“故意不遵守部门行动”有关。

卫生部负责监督“安全敏感生物制剂”的监管计划，他们拒绝透露实验室发生发过多少次事故。

“这一信息属于不能公开的级别。”卫生部发言人表示，并补充说“它被认为是安全敏感型信息，应按照《保护性安全政策框架》处理”。

石正丽（图片来源：《每日电讯报》）

媒体还披露，石正丽负责的武汉病毒研究所3级实验室于2019年11月7日被中国政府批准进行风险更大的实验。《南华早报》报道称，该实验开始10天后，即11月17日便出现了新冠肺炎首例病例。

这一新级别的研究在三份文件中得到证实，包括武汉病毒研究所主管的一份声明。声明称，“武汉国家生物安全（3级）实验室正式获得实验资格，具备开展高致病性微生物实验活动的能力和条件。”

中国科学院的另一份文件指出，“2019年11月7日，国家卫健委正式批准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生物安全实验室（3级）开展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申请经过数据审核、现场评估论证，实验资质通过。”

据了解，大部分冠状病毒研究都发生在3级实验室。这一命令意味着，该实验室可以参与更多与“高致病性微生物”有关的实验活动，如“埃博拉病毒、尼巴病毒、马尔堡病毒、沙拉热病毒……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毒、结核分枝杆菌、炭疽杆菌和蜱传脑炎病毒。”

《每日电讯报》在报道中强调，该报并不认为该实验室要为此次疫情负责。

上周，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对媒体表示，华南海鲜城在传播病毒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不是疫情的源头。“起初，我们以为那里可能有病毒，但现在它更像是一个受害者。”

高福表示，1月初从该市场的动物身上收集的样本没有病毒的踪迹，“新型冠状病毒很久之前就存在了。”

世卫组织承认，今年2月有25名专家前往中国，但只有3人进入了武汉进行调查。世卫组织发言人Margaret Harris证实，联合调查团的这三名国际成员Bruce Aylward、Chikwe Ihekweazu和Tim Eckmanns既没有去过任何生鲜市场，也没有去过处理源自蝙蝠的冠状病毒的武汉实验室。

关于三人是否获准前往生鲜市场的许可的问题，她拒绝回应。“调查团的重点是学习中国的应对举措，而不是调查疫情源头，所以生鲜市场、实验室等甚至都不在行程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