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年前的这部电影，是今天美国种族问题的预演

近日，美国非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死于白人警察暴力执法的事件引发了社会震荡，抗议示威已经蔓延到了美国多个州市。近因之一是疫情对黑人群体的打击，然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黑人长期遭受种族不平等所积压的不满情绪，被导火索乔治·弗洛伊德之死点燃。

美国黑人导演斯派克·李的成名作《为所应为》拍摄于1989年，而令人吃惊的是其中的剧情与今天的暴力冲突惊人地相似。这种相似，与其看作是斯派克·李对未来的精准预言，不如说是种族问题的循环以及黑人平权的无力至今存在。

《为所应为》用近似于新闻特稿的日常写实手法，描绘了发生在布鲁克林黑人社区中一天的事。故事围绕着意大利裔白人萨尔的披萨店展开。萨尔有两个持不同政见的儿子，皮诺是个立场坚定的种族主义者，维托则与黑人走得近一些。披萨店还雇佣了一个送外卖的黑人小哥穆奇，虽然经常摸鱼，但工作干得不错。

电影开始没多久，我们就跟着穆奇送外卖一路认识了社区的其他人：披萨店对面开杂货铺的韩国夫妇;永远拎着双卡手提录音机，带着点愤世嫉俗味道的“电台”拉西姆;总是爱与人发生冲突的“刺头”;喝醉酒到处游荡的老头“市长”;沿街售卖马丁·路德·金和马尔科姆·X照片的结巴流浪汉;用电台节目发表时事评论的DJ“老爹”。还有一些浮光掠影的人物，诸如西班牙裔街头少年，三个总是坐在街角闲聊政治的老头，穆奇的妹妹、女朋友、儿子、岳母等等。

这些人物并没有完整的故事线索，情节推进也无非是邻里矛盾之类的日常琐事，但是倘若拿掉它们，这部电影将会所剩无几。斯派克·李借助这些人物描绘的并非某一个人的心路历程或成长，而是整个社区复杂多层次的人物关系，以及群体之间不经意的种族主义。

比起《紫色》《为奴十二年》《被解救的姜戈》那种较为明显展现黑白之间势不两立的电影来说，《为所应为》更为日常且贴近现实，这种更微观层次的种族主义恰恰是被人忽视且需要被书写的。

于是从日常开始，我们看到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职业、人际关系、住房等都被他们的种族所形塑和局限。在白人披萨店工作的穆奇需要面对两难处境，一方面他不希望自己的妹妹和萨尔走得太近，另一方面又要在老板和爱挑事的黑人兄弟之间担任“和事佬”的角色。

在黑人聚集之前，萨尔的披萨店就已经开在那里，他想离开这个不属于意大利裔的黑人社区，却又自豪地夸口说：“这些人都是吃我的披萨长大的”。

再如穆奇的西班牙裔岳母，总是用西班牙语对穆奇狂吼，表达着不加说明的愤怒和敌意，然而她也要接受女儿和穆奇已经有了孩子，并且即将组建家庭的既成事实。

有了这些具体而微的细节，人物形象也超越了非黑即白的二元辩证。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抱持着模棱两可的政治观点，人性中并存着善与恶。这也恰好解释了种族问题的复杂性，看起来和睦相处，关系紧密的社区之间，可能暗含着一触即发的矛盾和仇视。譬如对穆奇和萨尔的刻画，就蕴含着这种多层次的复杂性。

穆奇的工作让他必须在黑白两个种族之间来回游走，喜欢教育年轻人的“市长”一次告诫他“总是要做正确的事”，这也是英文片名“Do the Right Thing ”的直译。那么什么是正确的事?穆奇有做到吗?

电影开头唱的那首歌，也是大个青年“电台”永不离手的录音机反复播放的歌曲《对抗权威》(Fight the Power)，歌词大意暴力反抗就是正确的事。可是穆奇所做的恰恰说明了“对抗权威“的荒诞性。

穆奇的处事原则是不争不抢，得过且过，是自娱自乐，也是自我解嘲。从他个人出发并没有“对抗权威”的必要。可是当影片发展到高潮，刺头以“披萨店里的名人墙上没有黑人”为由和“电台”组成“反对白人联盟”闯进萨尔的店发生冲突，警察暴力执法最终导致“电台”被勒死后。穆奇却出乎意料地带头用垃圾桶砸碎了披萨店的玻璃，一旁看热闹的黑人闯进店里打砸抢，并最终焚毁了店铺。

穆奇的行为动机在这里是模棱两可的。也许是先前私人矛盾的积累让他的愤怒一触即发，趁火打劫。也或许在“电台”死后，当黑人们把斗争的矛头指向萨尔父子三人时，穆奇通过砸碎玻璃转移他们的注意力，毕竟财产损失要比流血牺牲和平得多。

不过不管怎样，穆奇并没有如“市长”所愿“做正确的事”对抗权威，即便出于愤怒带头引起骚乱，所谓的大义凛然也不过源于私人恩怨。隔天他拿到了萨尔支付的工资时，两人又恢复了往日的和睦。

那么斗争的矛头萨尔，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并非传统意义上十恶不赦的种族主义者，他是一个好心的老板，对人谦逊有礼，老实巴交地经营着自己的披萨店，但他对黑人的态度仍然不可避免地带有种族偏见的刻板印象。

刻板印象源于文化理解，倾向于以自身的文化为标准来评价他者的文化。当穆奇的工作态度令他不满意时，他就会搬出“黑人就是懒惰”而“白人则比较勤快”的看法来划分民族差异，并摇头表示无奈。一旦和黑人发生冲突时，平日里友善待人的他也会脱口而出带有侮辱性的称呼“黑鬼”。

在矛盾的萨尔身上，似乎蕴含着一个问题的答案。如果不经意的偏见、无视、忽略和不利于黑人的刻板印象，不演变为歧视的话，我们是否应该接受它。当然不，因为引发流血事件的正是“好人”萨尔对黑人的偏见。看起来冲突的导火索是“在名人墙上挂不挂黑人照片”，“在披萨店该不该播放黑人音乐”这种小事，其中包含着偶然性的因素。但从温和的萨尔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更加隐晦的必然性，这才是比较可怕的。

敌意或愤怒的感情对准的并不是这些感情的真正根源。他所谓的“优越感”，绝非是“你们都是吃我披萨长大的”这种所谓的饮食文化优越，而是白人特权所带来的财富、权力和声望，对这些既得利益理所当然地利用，反过来就是对种族特权机制的巩固。而特权则意味着制度上的不平等。在种族骚乱的一夜过后，黑人和白人看起来是两败俱伤，实则不然。萨尔的披萨店被焚毁，但是他却可以得到保险赔偿。因为他身处一个被容纳的群体，他所经营的白人产业还可以在另一个社区东山再起，儿子们也会有广阔的前途。而因警察暴力执法死去的“电台”呢?他“无缘无故”的死只能更加证明黑人争取权益的无力。

值得注意的是故事发生在一个黑人社区，黑人在人数和文化上都是那里的主人，然而他们的处境却是悲观的。社区警察是白人，他们开着车从中心穿过，无时不刻地宣告着权力的在场。在对付“电台”并致死的一场戏里，黑人群体明明占据压倒性的人数优势，却不敢对抗穿着制服的白人警察，他们除了呐喊别无他法。所以在“种族”和“种族意识”的议题背后，这部电影也在讨论制度化无能才是亟待解决的最根本问题。遗憾的是，直到今天也没有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