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分裂了中文圈内自由派

曾获十项奥斯卡大奖的经典电影《乱世佳人》被认为具有美化奴役黑人的内容，遭HBO下架，在中国大陆媒体舆论场掀起热议。

近年全球右翼回潮，特别是川普上台后，中文圈内的自由派（建基于共同反对中国模式反对专制）讨论语境已颇显分裂，而近来因美国黑人佛洛德被白人员警错杀所引起的BLM抗议运动更似一催化剂，点燃了左翼自由主义者与宗教右翼们对各自认为的价值诠释的动力。（左翼自由主义与宗教右翼只是就着种族性别歧视，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等议题大致上持两种价值取向的自由主义者的划分，具体的政治光谱决不简化于此）

美国抗议人群纷纷推倒历史上涉及种族中心主义的白人领袖之际，曾获十项奥斯卡大奖的经典电影《乱世佳人》突然被美国HBO下架，原因是该电影被认为具有美化奴役黑人的内容，在中国大陆媒体舆论场无疑掀起热议。需知道，作为对中国商业大片迟迟落后的反动，《乱世佳人》不知曾为多少七十八十甚至九十后崇拜以好莱坞模式为主的西方工业文明的所谓启蒙之作，遍看电影及其原着小说也成为不少人学英文的途径。

对电影中敢爱敢恨的才子佳人式套路曾经迷恋并至今依然投以怀旧美好观影的回顾（从没反思过故事发生的背景），此等追慕“已完成”的西方现代文明者不全然是鼓吹美国灯塔论，支持川普作为大救主将美国文化重溯回以耶教文明为中心的福音派狂热士，有趣的是不少中国民族主义者在这类政治正确问题上也与其合谋，在这次BLM运动中共用了“美国也搞文革”这一叙述话语。

文革，毫无疑问已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入屋的权力符号工具，无论左派右派官方都不吝惜其操纵滥用，纷纷扰扰的标签已令其在当今中文舆论场上极易滋生语言腐败。（除了这次中文圈对BLM运动评价外，试回忆下去年香港反修例运动中大陆民众如何接收有限消息然后民意如何被自发操控认其“类似文革搞事”的）作为商业公司的决定，电影下架是为了往后补充说明性内容，近年西方类似的政治正确氛围有时虽嫌过火，追求形式上的快感兼反智，但难以置疑的是背后其动力系对今天依然到处可见的种族性别歧视，追求单一发展的资本主义的坚持批判，与当年中国受领导高层挑动，利用民众对官僚阶层的日益不满，发动其追求不断打破权力的实质暴力空洞膨胀感之“文化革命”不可同语。

如同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时美国黑人的狂欢，黑人教授像孩子一样幼稚和狂热，飞到华盛顿去参加就职演说，但是这以后到底在什么意义上，问题获得了改变和解决？同理，决绝于有关与进步价值为悖的历史内容，追求对其强力闭塞的遗忘，又在什么意义上问题得到了改善？德里达在《论文字学》中提出过一个奠定了解构主义理论基础的概念，“under erasure”，“擦抹”，“under erasure”与“erasure”有着重要而微妙的区别，它不像“erasure”那样意指一种极端革命性的举动，而是意味着一种情形，直接的理解就是置于一种删除之下，处于一种游动状态，处于既要被擦除但又未被擦除的张力之中，就如擦去黑板上的文字但又留有可以辨认的痕迹。作为一种自我批判的原则，德里达继承海德格尔写给荣格名为《论存在问题》的信中把“存在”一词打上“X”的讨论。

出于对传统形而上学重视”存在者”而遗忘了“存在”的传统反叛，海德格尔此举意指消除把“存在”看成自给自足的习惯，在这里，“存在”的本义与“存在”一词，所指与能指之间出现了断裂，对“存在”的追问只能在既依赖于语言，但同时又在被道说时悄然离去中得以一瞥。

中文圈宗教右翼者将“Black Lives Matter”翻译成“黑人命贵”，是为凸显该运动的荒谬。（汤森路透）

不同于海德格尔力求把语言从“具有稳定的起源”这个假像中解放出来，恢复所指具有的超越能指的那些凸显逻辑意指有限性的含义，最终可复苏世界的原初语言以拯救哲学，德里达认为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偏离是语言的本来状况，指意的结构能够起作用并不是因为符号的两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同一性，而是因为他们之间的差异关系，语言是一个差异化的场所，也是一个擦抹的场所，所指始终缺场，只留下他的“踪迹”。踪迹的出现和不断擦抹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德里达所说的“书写”过程，是其“延异”“替补”等概念的形象讲法，最终针对的是整个在场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即追求最接近所指，最接近精神和内在的真理的“内在的声音”（苏格拉底论而不述）与文字符号（黑格尔贬斥象形文字而褒扬语音文字）。

今日面对不可一世的，公然提倡白人耶教文明至上的霸权意识形态，我们要做的难道不只是一些文化符号上的“大拒绝”,更重要在于向其批判理论学习，面对僵硬的意识形态系统，对之进行某种程度上的否定，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对旧有系统的依赖和一定程度的保留，因为旧有系统既是应针对的物件，也是一切赖以产生和存在的前提及土壤，我们只有直面它，才能在存在论的意义上使问题得以解决。实在的一个想像，人们不必急于推倒哥伦布雕像，不必泄愤毁坏亲中的商家店铺（香港），而是在承认这些事物存在的层面上对其进行艺术的反叛（例如涂鸦），如解构，并置的行为务必使刺激人们从对其固有符号意义的失落中战栗，将旧有符号系统带入到丰富的生活世界“在”起来。

今日，“遗忘”“正视”等词都出现在一些宗教右翼者的话语中，“白左数典忘祖，忘记了耶教文明是美国立国根基”，“黑人基因天生缺陷，发展不出也模仿不了高等文明”。左翼自由主义者如果与之辩论，一开头就围绕“已完成”的“文明伟论”，那无非也跌入了对应的闭塞中。对于原教旨市场主义，三权分立宪法保障权利的形式自由狂热追随者来讲，是没有真正追问与考察系统性的种族资本主义歧视的意愿和能力的。

二十世纪以来黑人社区的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被不断剥夺，造就了黑人社区的贫困，而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进入新自由主义时代后，下层黑人成为地方政府治理模式的最大牺牲者，黑人社区贫困和治安问题迅速被激化，都源由美国社会和制度中的系统性歧视，例如雷根时期曾以毒品战争的名义实行严刑峻法，按照1986年的反毒品滥用法（Anti-Drug Abuse Act），同样被判处五年以上刑期，块状可卡因（crack）的判刑标准为5克，粉状可卡因的判刑标准为500克；同样是十年以上刑期，块状可卡因的判刑标准是50克，粉状可卡因则是5公斤。

国会在毫无任何科学根据的基础上，声称块状可卡因比粉状可卡因更危险有害；但其实二者的唯一差异在于，块状可卡因由于杂物多、纯度低而价格便宜，其主要受众为街头贫困黑人，而粉状可卡因由于纯度较高、价格昂贵，所以主要受众为中产阶级白人学生。尽管黑人与白人持有或吸食可卡因的比例大致相当，但由于二者在量刑标准上存在1：100的差距，致使黑人大量因为持有可卡因而入狱，而中产白人却可以毫无顾忌地吸食可卡因而不担心面临牢狱之灾。（关于司法种族主义，员警暴力的分析详见林垚博士的文章）

如是者，这次中文圈宗教右翼者就“Black Lives Matter”翻译成“黑人命贵”以显该运动的荒谬，其实只能尽现其深受美国霸权意识形态背后形式逻辑与形式自由的思考桎梏。按他们认为的“标准”逻辑而言，“Black Lives Matter，What About Others？”那么，在医生急救中为什么首先去抢救危重病人，按逻辑讲所有的病人都应抢救。而现实生活中，医生抢救又并不完全依赖较客观的资料诊断哪个病人病情危重些，最终的判断多少受病人显露的病态影响，也就是在一个受难者的面容前，理智计算不得不显其苍白。如果真要讲起“西方文明”“现代文明”这些话语，我们寄望的难道不是一个动态的发生吗，一个不断擦抹不断有踪迹可现的书写历程，一种认真聆听受难者，不辜负每个人的内在经验，不易将其编码化的继续批判文化。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