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了几亿元却只救了79个人，美国在开玩笑？

从一开始，诞生于疫情风暴中心的纽约皇后区比利·简·金国家网球中心方舱医院，拿的就是救世主的主角剧本。

和这座斥资超52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3.6亿元)翻修的新冠方舱医院并立的，是静静停靠在纽约港余晖中的“安慰号”海军医疗船。在纽约医疗系统一触即溃的四月，万众期待的这两所医院，前者，作为纽约州最重要的临时方舱医院之一，建成3个月多，只治疗了79名患者;后者，从驶入港口到离开纽约，三周半的时间，千余张床位，只有182人得到救治。

“‘安慰号’是个笑话。”纽约最大的非营利性医疗保健网络Northwell Health的负责人迈克尔·道林对《纽约时报》说道。

越过林立高楼，皇后区另一边的公立医院里，上百名没有床位的患者躺在医院的走廊和长椅上呻吟，私立医院也人满为患，裹尸袋都不够用。而比利·简·金方舱医院门口的救护车从早到晚地停在门口，医护们更是无聊到玩起了手机。

比利·简·金国家网球中心改建成的方舱医院内景

“我们所有人都感到很内疚，说实话，我感到非常惭愧。”比利·简·金的护士凯蒂·卡帕诺说道。

一切到底是怎样发生的?

尴尬，一地鸡毛

对风雨飘摇的四月，纽约人印象深刻。

从3月底开始，纽约市疫情全面爆发，每日新增病例数在四至五千名徘徊。医院床位爆满，呼吸机重金难求，所有医院都人手不够，装殓新冠死者的裹尸袋濒临告急。4月9日晚上，可容纳60位病人的纽约皇后区医院中心急诊科内挤满了人，门外的走廊上，超过180名病人躺在担架上痛苦喘息。

纽约皇后区医院中心急诊科

这个摇摇欲坠的夜晚过去，迎来的似乎是新的希望：4月10日上午，在距离皇后区医院中心不到4英里(约合6.4公里)的地方，由全世界最大的网球中心之一、原比利·简·金国家网球中心改建成的方舱医院正式开始收治病患。

这所医院由纽约市长白思豪副手杰基·布雷监督运营。它是纽约市唯一一所方舱医院，拥有数百张床位和几十名受过专业治疗新冠患者训练的医护人员，是纽约市面临最紧急时刻的一针强心剂。但从4月初落成到现在，该医院接收的病人只有79个。

“我的日薪能达到2000美元(约合人民币13934元)，但是我闲到只能趴在咨询台上玩手机。”来自巴尔的摩、曾在比利·金·简工作的一位护士坦言。

布雷很尴尬，因为建造这所医院斥资庞大，却基本没有派上什么用场，更别提有什么收入了。纽约市政府偿还这笔债务十分吃力，甚至希望联邦政府能伸出援手。

改造中的比利·简·金网球中心

为什么花了大价钱建的方舱医院，竟然几乎成了“烧钱”的摆设?纽约各级官员和各大医院给出了截然相反的解释。

政府官员表示，比利·简·金方舱医院病人少的原因，是因为纽约全城封锁，疫情形势得到大幅度缓解，对医院就没有那么大的需求量。“由于我们扭转了疫情曲线的增长趋势，谢天谢地，情况比我们预想的要好。”布基说道。

但医生们不同意。

“在这次危机中，急诊室的状况让人无法接受。”皇后区医院中心急诊科临床手术主任蒂莫西·坦告诉《纽约时报》，“我知道我的病人在人满为患的急诊科必须忍受的痛苦，我更沮丧的是，在比利·简·金没什么接受治疗的病人。”

和比利·简·金情况类似的不少，除了“安慰号”、“慈悲号”医疗船，面对纽约州当时大约5万张病床的缺口，联邦政府的官员花了超过3.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2.3亿元)，在两所州立大学和威彻斯特郡中心建设了临时医疗设施，纽约市则在布鲁克林邮轮码头花了约20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4亿元)建了一个医疗中心。但最后，这些设施都没有开放。

在欢呼中揭幕，在嘘声中退场。

2020年4月26日，最后一名患者从“安慰号”中撤出转移到当地医院进行后续治疗

拒绝病人的医院

从一开始，官僚系统就死死地卡住了比利·简·金医院的喉咙。作为政府牵头修建并监管的方舱医院，比利·简·金从接收病人这一环，就开始掉链子——生病的纽约人竟然尴尬地发现，自己没有资格被救护车送到比利·简·金急救。

若是常规医院，在建成之初就要面临着极其严格复杂的审核程序，规范化收治病人的标准，以取得营业执照。因为一旦出现收治环节的失误(比如将病人送错科室等)，医院和政府可能面临着来自病人的天价医疗诉讼。

但在纽约市卫生部门的官员看来，仓促落成的比利·简·金，并没有正规医院收治和分类病人的能力，所以官员们不允许美国的911急救热线直接连接到比利·简·金，也就是说，当病人打911紧急电话的时候，叫来的救护车是不可能把病人送去方舱医院的。

其实比利·简·金也拥有自己的救护车，但同样尴尬的是，他们的救护车也不能去主动接送病人。

因为救护车公司和政府以及城市内的其他医院签订了排他协议，根据法律，救护车必须要优先把病人送到和自己有合作的医院，不管这所医院是否已经人满为患，而医院也必须接收并进行分类。

以“安慰号”为例，它的救护车没资格直接把病人送到船上，而是必须要把病人送到纽约市的医院进行冗长的疾病评估，将病人分类，再把病人转送到船上——如此周折不仅浪费了时间，同样也浪费了不必要的医疗资源。

救护车和医院，因为排他协议而形成的绑带关系。在疫情面前，这种协议让临时医院完全失去了主动性，只能等着其他医院主动转送病人过来。

但在等待其他医院的病人被转送过来的环节，又有一座大山要翻越——其他医院未必愿意主动送病人过来。

在公立医院工作的医护告诉《纽约时报》，他们的上司并不情愿将病人转送到方舱医院，因为公立医院本就预算有限，在遭受到疫情导致的财政重创后，他们十分看重新冠病人，治疗这些病人带来的收入可以弥补财务亏空。

“如果把病人送走，医院就挣不到钱了。”一名医生向福克斯新闻网站承认。

负责纽约州大部分临时医院人员调度的，是州长安德鲁·库莫的办公室

而纽约的私立医院更没办法将病人送过来。

因为公立和私立医院的病人贫富差距比较悬殊，政府希望比利·简·金可以援助贫穷病人较多的公立医院，所以下了死命令：比利·简·金不得接受来自私立医院的病人。这项命令也情有可原，因为之前在纽约曼哈顿修建的康福特·贾维茨医学中心，收治的1400名病人中，只有300名来自公立医院。

但强制命令却没办法改变公立医院、私立医院和比利·简·金之间如散沙般的合作，导致最后公立医院宁可透支也不肯转送，私立医院超负荷运转却想送也不能送，而比利·简·金方舱医院里，那些临时从美国各地召集而来的医护们，只好望着空空的床位叹气。

纽约市长白思豪在比利·简·金医院落成时表示：“这个设施至关重要。”

即便克服上述的种种困难，病人最后被送到了比利·简·金，还有一重障碍等着病人和医护去克服。

作为临时医院，比利·简·金来不及取得正式的医学运营执照，为防出现医疗事故，政府着力把关，按找当时已掌握的新冠肺炎相关信息，制定了严格的收治标准。

但新冠病毒的症状表现本身就十分复杂，且当时人们对这个新病毒的了解也不全面，因此，在拿到很多矛盾的数据和标准后，政府官员制定了25项比利·简·金不予收治的疾病症状，其中甚至包括“发烧”——而发烧是新冠最明显的症状之一。

这种“糊涂官司”就会将具有明显新冠症状的发烧病人拒之门外。

同样的情况出现在“安慰号”里。该船为了缓解各大医院人满为患的状况，专门收治疗新冠患者以外的病人，军方为了确保送来的不是新冠肺炎患者，列出了49种不接受的医学症状，由于涵盖面太广，大量的病人被医疗船拒之门外。

3月，纽约市中央公园内搭建的一所临时医院

尽管在平时，如此严格的标准制定可以避免医疗事故和交叉感染，但是严峻疫情之下，宁可空着大量床位，死咬着标准不放，不知变通，这些本可以救命的地方，最终成为了摆设。

“我们看着病人就在马路对面，在我眼前奄奄一息。”比利·简·金的医护语气痛苦地告诉《纽约时报》，“但我们还是没有权利救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