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美国以台湾为诱饵的"迫战"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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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对于“武装力量”，始终存在着“工具主义”的观念，是政治性决定的刚性手段。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北非、东欧、中东等地区频繁用兵，似乎对于军事力量的使用，形成了惯性。

2018年美国为因应“大国竞争”需要，将军事任务焦点，由“反恐战争”向“正规战争”调整，战争的对手，由恐怖主义者，转变为中俄大国。2020年的今天，西太平洋地缘政治竞争让区域形成了冲突热点。

美国在西太平洋军事能力的使用，相较于其它地区显得谨慎，战争“易启难控”的现象是战争自身的规律，大国间对此规律的限制，是很明白的，因此，西太平洋的战略竞争，显示出明显的“军事胁迫与战争边缘”手段，也就不足为奇。

美国需要“战争”与“迫战”竞争

美国对于军事工具使用，除了战争规律诡谲的考量外，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曾经说明，美国用兵的时机包括以下三种可能，“有转移矛盾的需要、有刺激军功刺激经济的需要、有重新凝聚人气的需要。”

从美国国内政治来观察，其正面临着“新冠疫情”延烧、“经济发展”衰退、“种族平权”的冲突，更重大的是“总统大选”的逼近，政党利益超越国家利益之上，社会撕裂现象严重。依据众议院外委会对外开战的条件，美国对于战争的渴求，似乎已经被这些议员们给确立了。

事实上，美国海外用兵，美国国际政治学者华特(Walt)总结冷战结束以来的历史经验，得到三个基本原则，“依据美国的偏好去形塑国际环境；推翻与华府不合的独裁领袖；达成更广泛的自由主义目标。”

华特的研究与众议院外委会的说词，两者之间最大的不同，华特是整合历史经验的结论，而外委会则是面对美国未来可能的遭遇。前者已经承认自由主义霸权已经失败，而后者对美国未来发展更显得焦虑。“一场战争”对美国而言，确实是需要的。

但从军事专业角度来看，政治性的需要是一回事，军事上的战争原则，才是军事行动的直接指导，尤其是面对大国竞争的战争行为。在七月份美国《国家利益》网，秀出卡拉法诺(Carafano)的“五角大楼将如何面对未来作战的七个原则”文章，七个规则为，“不妥协、联盟和战略伙伴、战争与非战争行动、多元打击力量整合、全球范围、区域思考、常规威慑。”

面对大国竞争，若从卡拉法诺的视角，分析西太平洋的冲突，战争条件似乎是不太成熟，所以美国直接“争战”的可能性不大，但透过常规威慑的“迫战”行动，却是明显而可被观察的。

美国西太“迫战”的双轨战略

“迫战”的意义，是透过政治胁迫与军事威慑，逐次上升冲突手段，甚至履行战争边缘策略，让对手难以承受形象创伤，或产生战略失衡焦虑的判断，迫使以军事手段反击，落入战争行为陷阱，以达到“战争塑造的目的”。

综观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战略作为，可以清晰的分离出两条路线，一条是军事威慑，另外一条是政治胁迫。

所谓军事威慑，也就是透过非战争军事手段，运用军事力量压迫对手，以接受我方之战略意志。美国军事力量的使用，可区分三大块，空中武力、海权实力、地缘边际。从5月份至今，对这三大块力量投入的分析，可以发现：

空中武力，空优作战机、特种作战机种(电子作战、电子侦察、联合指挥作战)、轰炸机从传统H52到核战略的B1B等，不但从战术机向战略机升级，也从常规至核子，其数量、次数不断的增强加大；

海上武力，从濒海舰、驱逐舰、电子侦察船、航母舰队、甚至核战略潜艇的演习等等，船舰数量、船舰形式、船舰功能与航行次数等不断升级强化，如单航母战斗群到双航母战斗群，美、日、澳南海联合作战演练等；

从地缘边际上来看，从第一岛链东部进入东海、台湾海峡、南海水域，从尊重自由航行到12海里水域的进入，从台湾海峡中线到向西偏离航行(马斯廷号驱逐舰)，南海中立立场转为主导立场确立，从尊重防空识别区到越区线的试探等等。

从以上三个区块行动的归纳，可以发现，美国在军事威慑的使用力度上，不但逐次增强，缩限彼此弹性空间，向着战争摩擦边缘升级。

除了军事威慑外，美国还强化了政治胁迫，所谓政治胁迫，是透过政策手段，针对对手不确定的灰色地带，施以政治影响力，透过政治动员，冲击政治与社会的稳定，以转变对手的政治情势，打击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使其成为治理无效或治理失败的国家。

近年来，美国针对中国大陆的政治胁迫运作，包括了“新疆维吾尔人权法案”、“西藏政策及支持法案”、“香港政策法案”、“台北法案”、“支持南海仲裁判决”、“COVID-19源于中国”、及一个中国政策的“台湾”…等等。这些议题当中，能够起到诱发战争冲突的可能，应属美国“一个中国政策”的操作。

美国对“一个中国政策”的自主意识

随着美国成都领事馆关闭，间接造成对“西藏与新疆”政情收集的难度，香港问题，也因为香港安全法的落地，社会政治活动也趋向平静，相对于新疆、西藏、香港的稳定，台湾议题却被凸显出来。

8月9日美国卫生部长阿扎（Alex Azar）到访台湾，是多年来美国造访台湾第一位部长级官员；美国军售四架MQ-9（MQ-9 Reaper）死神无人机给台湾，死神无人机也是今年1月3日猎杀伊朗圣城旅司令苏莱曼尼（Qasem Soleimani）的武器。美国这两个动作，一是实现了美台部长层级的访问，彼此关系向上提升，在军售上更是突破了纯粹防御武器的限制。这些都是美国在改变一个中国政策理解的明证。

2004年美国传统基金会召开了“重估一个中国政策”的研讨会，希望在一法三公报的基础上，取回“一个中国政策”的主导诠释权。2005年基金会的研究员谭慎格（John Tkacik）来台推销这本书，便可以理解，美国右翼智库的急切心理。但当时中美在“反恐战争”的气氛下，保持着彼此和谐，如今的场景却在大国竞争，美国也走出了法理的纠结，步上了一个中国政策的自主意识。

谭慎格针对部长到访，与美台关系升级，甚至说出“美国有可能在外交上正式承认一个独立的台湾或台湾共和国”的话语。但他也针对这样的发展，说出了两岸将不可避免的，有一场战争的到来。美国对两岸战争场景设计了然于心，迫战中国，战场却在台湾，美国设计真是用心良苦。

摩擦、升高、误解

台湾面对如此紧绷的地缘情势，虽然这是中美竞争战略所促成，但也与台湾实施依赖战略的选择有直接关系。大国竞争战略一经启动，必然进入升高、对峙、僵局、决定的程序，犹如目前中美在东海、台湾海峡、南海之间所引发的威慑与反威慑行动的不断升高，彼此都向着预想的战略目标前行。

台湾作为中美竞争的主题，从美国的观点，若能透过台湾的敏感性，达到“点燃战争、中程导弹落地、军事联盟建立”对美而言便是赢，不但能拖累中国发展速度，同时也能建立新围堵形势的塑造。

对中国大陆而言，“若能破除战争威胁、美中合作双赢建立、经济持续发展、区域秩序建立”便是赢，如此便能让中国顺势崛起。

对台湾而言，中美激烈交锋，若能保持“避战 ”目地，就必须避免介入摩擦，如对“台海中线”维护时，应避免交战发生，其次，则是避免行动误解的产生，例如，6月9日美国C40军民两用运输机，迫降台湾要求，及我之明确处理态度；8月19日美国EP-8E电子侦察机传闻降落松山机场，而我方主动澄清，都是化解疑虑的最好方式，这也是台湾面对形势发展，对自身安全保障的底线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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