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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少领工资?月薪15.5万 主动减薪7年

安倍晋三距离告别首相官邸,还剩最后的十几天。与日本人聊起安倍的辞职,他们认为,这不存在什么高风亮节,只是因为你生病无法履行国民拜托你的国家管理责任,所以,辞职才对得起自己作为政治家的良知,才对得起国民的寄托。

听了这话,感觉相当冷冰冰,但是,不无道理。

在日本人的意识中,“权力”是大家给你的,当你无法履行权力或行使权力的水平不能满足大家期待时,主动交出权力,是你应该承担的责任与义务。

正因为有这一种意识,所以,对于安倍因病辞职,大家觉得理所当然。

干好是应该,干得不好,是活该。

引咎辞职,是日本政府管理者和企业管理者“承担自我责任”的一种表现方式。还有一种方式,是“自我减薪”。

拿安倍首相而言,他当了7年零8个月首相,也自我减薪了7年零8个月。

安倍为何要自我减薪?最初是因为2011年的东日本大地震,虽然这一场大地震的发生与他无关,但是,灾后复兴,与他有关。看到这么多灾民失去亲人、无家可归,你还每天呆在办公室里,每月还领着大家缴纳的税金,你不惭愧吗?

好,减工资!

作为首相,减多少呢?每月减30%。

这一规矩,其实是安倍的前任——野田佳彦时代定下的,从2012年4月起2年间,首相减薪30%、内阁大臣和副大臣减薪20%、政务官减薪10%。这减下来的工资,充当灾后重建资金。

安倍上任后,乖乖地执行前任的这一规矩。只不过,2年减薪期结束后,安倍还自我决定继续减。

今年4月,新冠疫情爆发,日本实施“紧急状态”,许多店铺被迫关门,不少人丢了饭碗。国民饥寒交迫,首相你总不能继续吃香喝辣的吧?所以有记者问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安倍首相是不是应该带头减薪,以体现与民共苦?”菅义伟回答说:“安倍首相其实一直在减薪30%,大臣们也减了20%”。这一回答,也才使得不少日本人知道安倍首相和阁僚们每月在少领工资。

那么在过去7年8个月中,安倍每个月实际少领了多少工资?

我们来算一笔账。

日本首相的月薪是241万日元(约15万5400元人民币),减去30%的话,就是减去约72万日元(约4万6400元人民币)。安倍当了92个月首相,实际减薪总额为6624万日元(约427万元人民币),这笔钱,可以买一套房子。

自减工资,变成了日本政治家们承担一种社会道义与责任的一种方式。

不仅安倍首相和他的内阁成员们减,地方官员也主动自己减,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就是其中的一位。

东京都是日本最大的都市,人口近1400万人。4年前,小池百合子竞选知事时,东京都的财政出现赤字,欠了好多的债。小池百合子于是宣布,我如果当选知事的话,自减工资50%,以对得起大家缴纳的税金。

结果,小池百合子当选,她履行诺言,自减50%。怕大家不放心,她还叫东京都议会专门通过了一项知事减薪条例,以地方法规的形式确定下来。今年7月,她连任知事,继续减。

按照小池本人的说法,她虽然是日本最大地方政府的首长,但是,却是工资最少的地方行政长官。小池每月领多少呢?

小池的每月工资加上奖金,一年的年收入是2896万日元(约186万元人民币),减掉一半,就只剩下1448万日元(约93万元人民币)。而东京都议会议长的年收入为2124万日元、东京都副知事的年收入是2365万日元、东京都议会议员的年收入是1708万日元。

知事的收入都比议员们还少,大家还有什么话说呢?

减薪也是一种“封嘴”的政治手段。

我们还注意到,减薪不只是政治家们的常用手段,也是企业家们的常用手段。

东京迪斯尼乐园从2月下旬就响应政府号召,开始闭园关门,一关就是几个月。1万多名员工因此减少了收入,有些临时工被迫失业。疫情虽然是天灾人祸,与企业的经营能力没有直接的关联,但是,在这个时候,整个经营班子就得表现出“同甘共苦”的决意。

东京迪斯尼乐园经营公司作出一项决定,26名公司董事、执行董事、监事集体减薪到明年3月,其中社长减薪30%、董事减薪20%、执行董事减薪10%。

在这一场疫情中,日本各大企业都实施了公司董事会成员集体减薪的做法,减薪额度各有不同,譬如轮胎公司的普利司通,社长减30%,董事减20%。而日本航空公司,董事会成员一律减少10%,以显示为企业承担困难的决心与意志。

有人说,日本人自我减薪以承担责任的做法,是一种武士道切腹自律的精神传承。我觉得,没有必要拔得那么高。但是,当国家、企业遭遇困难、民众的收入出现减少的背景下,作为管理者与经营者,以自减工资的方式,承担一种责任,表达一番心意,对于鼓励大家共度难关,会起到一种引领的作用。

责任,有时候,需要切割自己实实在在的利益,来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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