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少领工资?月薪15.5万 主动减薪7年

安倍晋三距离告别首相官邸，还剩最后的十几天。与日本人聊起安倍的辞职，他们认为，这不存在什么高风亮节，只是因为你生病无法履行国民拜托你的国家管理责任，所以，辞职才对得起自己作为政治家的良知，才对得起国民的寄托。

听了这话，感觉相当冷冰冰，但是，不无道理。

在日本人的意识中，“权力”是大家给你的，当你无法履行权力或行使权力的水平不能满足大家期待时，主动交出权力，是你应该承担的责任与义务。

正因为有这一种意识，所以，对于安倍因病辞职，大家觉得理所当然。

干好是应该，干得不好，是活该。

引咎辞职，是日本政府管理者和企业管理者“承担自我责任”的一种表现方式。还有一种方式，是“自我减薪”。

拿安倍首相而言，他当了7年零8个月首相，也自我减薪了7年零8个月。

安倍为何要自我减薪？最初是因为2011年的东日本大地震，虽然这一场大地震的发生与他无关，但是，灾后复兴，与他有关。看到这么多灾民失去亲人、无家可归，你还每天呆在办公室里，每月还领着大家缴纳的税金，你不惭愧吗？

好，减工资！

作为首相，减多少呢？每月减30%。

这一规矩，其实是安倍的前任——野田佳彦时代定下的，从2012年4月起2年间，首相减薪30%、内阁大臣和副大臣减薪20%、政务官减薪10%。这减下来的工资，充当灾后重建资金。

安倍上任后，乖乖地执行前任的这一规矩。只不过，2年减薪期结束后，安倍还自我决定继续减。

今年4月，新冠疫情爆发，日本实施“紧急状态”，许多店铺被迫关门，不少人丢了饭碗。国民饥寒交迫，首相你总不能继续吃香喝辣的吧？所以有记者问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安倍首相是不是应该带头减薪，以体现与民共苦？”菅义伟回答说：“安倍首相其实一直在减薪30%，大臣们也减了20%”。这一回答，也才使得不少日本人知道安倍首相和阁僚们每月在少领工资。

那么在过去7年8个月中，安倍每个月实际少领了多少工资？

我们来算一笔账。

日本首相的月薪是241万日元（约15万5400元人民币），减去30%的话，就是减去约72万日元（约4万6400元人民币）。安倍当了92个月首相，实际减薪总额为6624万日元（约427万元人民币），这笔钱，可以买一套房子。

自减工资，变成了日本政治家们承担一种社会道义与责任的一种方式。

不仅安倍首相和他的内阁成员们减，地方官员也主动自己减，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就是其中的一位。

东京都是日本最大的都市，人口近1400万人。4年前，小池百合子竞选知事时，东京都的财政出现赤字，欠了好多的债。小池百合子于是宣布，我如果当选知事的话，自减工资50%，以对得起大家缴纳的税金。

结果，小池百合子当选，她履行诺言，自减50%。怕大家不放心，她还叫东京都议会专门通过了一项知事减薪条例，以地方法规的形式确定下来。今年7月，她连任知事，继续减。

按照小池本人的说法，她虽然是日本最大地方政府的首长，但是，却是工资最少的地方行政长官。小池每月领多少呢？

小池的每月工资加上奖金，一年的年收入是2896万日元（约186万元人民币），减掉一半，就只剩下1448万日元（约93万元人民币）。而东京都议会议长的年收入为2124万日元、东京都副知事的年收入是2365万日元、东京都议会议员的年收入是1708万日元。

知事的收入都比议员们还少，大家还有什么话说呢？

减薪也是一种“封嘴”的政治手段。

我们还注意到，减薪不只是政治家们的常用手段，也是企业家们的常用手段。

东京迪斯尼乐园从2月下旬就响应政府号召，开始闭园关门，一关就是几个月。1万多名员工因此减少了收入，有些临时工被迫失业。疫情虽然是天灾人祸，与企业的经营能力没有直接的关联，但是，在这个时候，整个经营班子就得表现出“同甘共苦”的决意。

东京迪斯尼乐园经营公司作出一项决定，26名公司董事、执行董事、监事集体减薪到明年3月，其中社长减薪30%、董事减薪20%、执行董事减薪10%。

在这一场疫情中，日本各大企业都实施了公司董事会成员集体减薪的做法，减薪额度各有不同，譬如轮胎公司的普利司通，社长减30%，董事减20%。而日本航空公司，董事会成员一律减少10%，以显示为企业承担困难的决心与意志。

有人说，日本人自我减薪以承担责任的做法，是一种武士道切腹自律的精神传承。我觉得，没有必要拔得那么高。但是，当国家、企业遭遇困难、民众的收入出现减少的背景下，作为管理者与经营者，以自减工资的方式，承担一种责任，表达一番心意，对于鼓励大家共度难关，会起到一种引领的作用。

责任，有时候，需要切割自己实实在在的利益，来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