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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学者：美国不再“美”与中国的全球机遇
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以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危机开端。这场危机遍及全球，成为激发和推动中国民族复兴与全球治理变革的重大世界历史事件。中国的抗疫成功，为世界赢得了预警时间，提供了先期抗疫经验，分享新冠病毒基因组测序及疫情动态信息，全力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开展全球抗疫治理合作，本应得到国际舆论和世界各国的理解与支持。
遗憾的是，此次疫情防控从一开始就充斥着多版本的阴谋论、国际政治博弈、地缘战略对抗、全球治理竞争以及与之相关的愈演愈烈的舆情战，甚至出现了以“法律战”名义开展的责任论辩与实际诉讼行为，从而加深和激化了全球抗疫过程中的“新冷战”风险，对中国与世界的抗疫合作及全人类的健康安全构成了一定程度的威胁。
围绕疫情扩展中各国政府的制度应对与政治责任，在国内舆论和全球范围内已产生持续性的论辩。较为常见的一种声音是对“中国责任”的检讨与追究，但这种讨论似乎已经超出理性与法治的范畴，日益呈现出种族主义甚至国家体制间敌意的倾向，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在推特上使用“中国病毒”（Chinese Virus）使这一种族主义的责任论辩达到高潮。
当前，西方一些高级官员、媒体记者与普通民众仍在使用“中国病毒”，继续刻意混淆病毒的科学溯源问题与国家政治责任问题，轻率地以“首发地”指认为“来源地”，故意转移本国政府抗疫不力的责任，干扰与破坏中国国家利益及全球抗疫秩序。对“中国责任”的论辩甚至延伸到对世界卫生组织及总干事本人的政治化攻击，可见西方精英的责任伦理缺失之严重以及对华冷战意识之强烈。
与“中国责任”的混杂论辩相应，欧美社会出现了针对华裔的种族歧视言行与暴力事件，“中国责任”在国际政治和国际舆论场中很难完全消解，甚至会伴随中国疫情防控的成功而得到激发，甚至还有西方政客扬言对中国“秋后清算”，搞多国集团的国际诉讼与责任围攻。从西方的霸权主义性质与历史行为逻辑来看，对中国的责任构陷与追究绝非舆论战那么简单，舆论造势和民粹动员只是第一步试探性动作，是在为后续的国际政治博弈、责任归属及利益竞争创造对其有利的话语氛围与议题主导权，而中国积极的对外抗疫援助未必能完全弥补这一裂隙。本文拟对“中国责任”论辩的层次与逻辑加以分析与反驳，并结合福山（Francis Fukuyama）与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的新秩序思考延伸对疫情全球影响的理性评估，引导对后疫情时代全球治理秩序的反思与重构。
一、关于“中国责任”的论辩层次：种族、政府与体制
西方对疫情防控的“中国责任”认知，在媒体与政客的操作和误导之下，出现了层次混淆、话语掺杂、模糊错位的现象。有些责任论辩指向种族层次，表达的是一种种族主义的歧视和怨恨情绪。有些责任论辩指向政府治理层次，涉及早期疫情信息透明度与警察权裁量规范，聚焦是否存在压制“吹哨人”、隐瞒信息、迟延决策以及放纵疫情向外扩散的具体治理行为评价问题。还有一种责任论辩是意识形态化和冷战思维驱动的，将疫情扩散责任归结为中国的政治体制，尤其是党的领导体制。
我们必须理解，西方精英和民众对这些不同层次的责任论辩，可能有不同的关切点和理解方式，因而需要区别对待，既不能简单一刀切地一概归入“西方甩锅论”而遮蔽了与西方理性精英及民众沟通的话语空间，也不能因畏惧西方而奉行绥靖主义的“认罪认罚论”，甚至产生种族羞耻感而无知地背负过分沉重的道德责任。责任论辩必须精准和层次化，就事论事，有一说一，以事实为依据，以本国法律与国际法为准绳。诉诸事实与法律的责任论辩有助于在公共理性上说服本国民众及国际社会，借助疫情舆论战建构一种融合中国立场与国际话语方式的新式话语体系及话语权。
事实上，种族责任论是最容易驳斥的。其一，频繁使用“中国病毒”“武汉肺炎”等名称的政客、记者或知识分子大多具有一定程度的反华投机背景或意识形态偏见，此次疫情不过提供了一种新的标靶而已。其二，种族歧视性的归责言论在西方自身的主流舆论和知识氛围中也会受到持续性的质疑和批判，因为西方历史上的种族歧视阵痛犹在，煽动种族暴力会伤害西方社会自身的团结与安全。其三，就历史比较而言，人类遭遇过多次重大的瘟疫，前所未有的病毒超出了人类通常的知识与制度预防的范畴，不可能简单归责于任何一个国家或政府，国际法上亦无先例。
其四，疫情损害不仅针对人类的共同健康与安全，也针对全球化经济活力与人类发展前景，种族论调既不利于全球抗疫合作，也不利于全球经济恢复。其五，煽动对中国人的种族歧视，可能波及广泛的亚洲裔群体，在国际政治上是高风险议题，美国盟友很难严密跟进。种族责任论的非理性与官方节制并不代表西方社会不会产生针对性的民间歧视与暴力，甚至可能在非西方社会产生联动效应，这就是“中国病毒”称谓的次生危害，故继续驳斥种族责任论以及强化海外华裔群体的维权保护工作仍不可放松。
当然，不同意“种族责任”的理性西方人也可能进一步追问中国的“政府责任”。包括特朗普在内的西方政治家有一种言论倾向，认为中国政府在武汉疫情初期有隐瞒信息、打击李文亮式“吹哨人”以及迟延推动全国抗疫管制与对外疫情信息分享的治理责任，因而是需要问责的，甚至美国已有涉及此类追责的民事法律诉讼，印度等国有跟进行为。这一层次的政府责任论已不是简单的舆论战，而是“舆论战”向“法律战”的转型，焦点不再是中国人的自然生活方式、东方人体质与全球流动下的交往习惯，而是具体的中国政府机关的治理责任及加总而成的国家责任。
政府责任论显然证据不足，不可能强制中国实际承担，“庚子赔偿”时代早已终结，但其危害性与威胁性需从战略上予以重视。其一，需要有国际法理上的理论与人才储备、动员和研究应对，以事实陈列与法律论证击破西方法律霸权和长臂管辖的国际司法僭政。其二，在国家法秩序内依法惩治疫情防控不力的地方官员和其他责任人，完善本国抗疫法律体系和问责机制，如在“李文亮事件”“方方日记事件”等内部治理问题上依法保障权利、追究责任，将相关问题界定为中国法治的“内部问题”与内部管辖权范畴，取信于本国民众及国际社会。其三，进行适当的国别比较研究，对不同治理体系应对疫情防控的得失进行客观分析，给世界展现真实而全面的全球抗疫的“治理锦标赛”场景，有社会科学分析，有微观故事呈现，有合作抗疫佳话，有治理学习与改革的诚意，将西方的政府责任论转化为呈现中国治理优势和治理改革方向的契机。
如果说这样的“政府责任论”还是各国之间推卸具体抗疫责任的策略范畴的话，有些西方政客与媒体的操作则具有显著的“冷战主义”意蕴，他们将责任进一步归向中国的“集权”体制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甚至有人希望中国的疫情演变为一场中国版的“切尔诺贝利事件”，期望一种“历史终结”的中国故事尽快上演。
触及深层意识形态与体制之争的归责论辩，是穿越种族责任表面迷雾与政府责任中间层之后更为尖锐的国际政治对立和冲突。体制责任论不是简单种族主义的，也不是具体可辨的政府责任，而是诉诸一种西方惯常的冷战话语，是未终结的冷战秩序与冷战世界观的沉渣泛起和幽灵再现，是一种宏大难辩、诉诸信仰而非理性的“诸神之争”的当代回潮，是一种落后于21世纪全球化合作伦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的“西方现代性”病灶，一种西方本位的“颜色革命”论。但这又是中国民族复兴与21世纪全球新秩序建构无法回避和摆脱的斗争处境与斗争命运。这一幽灵一直存在并在近年来不断蔓延滋长，借助中美贸易战得以“还魂”，终于在疫情危机中全面爆发。
事实上，在中国国内也存在一定的势力和言论将疫情责任指向根本体制，企图推动发生一种对“新时代”体制的政治逆转。这些已然超出疫情防控甚至一般性政府治理责任层面的政治论辩与斗争，触及中国的政治安全与中国的全球化战略前景，必须进行正当合理的澄清与反击。
同时也必须看到，西方社会不是铁板一块，甚至在近年来的民主民粹化与逆全球化潮流中日益分裂、陷入政治极化陷阱，出现了内部体制与治理能力的衰退以及全球治理中“自由国际主义”的式微，取而代之的是新冷战主义与民粹民族主义的兴起，特朗普主义在此背景下成为“美国精神”变轨变异的信号与指南。美国虽然强大，但并非毫无约束，其国内政治的分权体制与既定国际法秩序仍然产生一定的约束效力，美国亦存在强有力的全球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传统建制派对特朗普主义构成内部论辩与权力制衡，这是我们需要深刻理解和运用的美国政治及国际政治多元化资源及空间。
即便在“中国责任论”论辩议题上，西方亦结构性存在着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全球化知识精英和产业精英，他们有一定的西方内部话语权及全球化的责任伦理，我们值得对这些适度超脱于媒体及政客“民粹化”迷雾的精英理性加以理解和沟通，最大程度塑造一种有利于维持既定多边合作秩序及中国改革开放长期利益的跨国治理共识与规范架构，为民族复兴争取更优战略机动时空。在识别西方精英理性话语谱系过程中，不能只局限于冷战鹰派的智库报告、著作与公开演讲，还应向中间地带搜寻，而福山的“政府能力论”与基辛格的“自由国际主义”就处于这样的地带，值得特别关注和分析。
二、体制问题还是能力问题？福山论述的反思
疫情引发普遍性的全球秩序焦虑。福山本就是西方世界最活跃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在此议题上自然不会失语。但在“中国责任论”的政治正确与民粹话语丛林中，福山如何独树一帜呢？他的理论智慧或狡计在于适度分离“体制”和“能力”，从政治科学层面讨论政府的治理技术与机制合理性。这是一种美国式的“不争论”而“有所辩论”的政治科学“离心法”，固然不可能站立在中国立场提供责任论辩的解套方法，却可以适当弱化西方的冷战话语力量并搭建一种基于“政治科学”的理性对话桥梁。
2020年3月30日，曾以“历史终结论”成名的日裔美国学者福山在《大西洋月刊》发文，反对以“政体二分法”评价抗疫体制与责任，主张应以“国家能力”为新范式，从而回避在全球抗疫竞争中的“体制优劣性”论辩，对容易踩雷的“中国责任”问题则以治理能力尺度绕着走开。福山对西方抗疫的焦虑，本质上是一种“效能焦虑”，而不是“价值焦虑”。如果特朗普领导抗疫失败，那么通过民主选举换人就可以问责了，下一任领导不行就再换，反正自由民主制是一个通用型的“授权-问责”程序，绝对豁免正当性质疑。
福山是在西方政治与理论语境中进行的反思性写作，巧妙地回避被流俗化但又政治正确的自由民主体制问题，而对抗疫模式的具体治理能力加以比较，并在此“行政性承认”的、偏于中性化的意义上对中国政府的抗疫表现予以肯定。福山在本质上仍然是自由民主体制的信徒，且他的后续反思也从未直接否定曾经的“历史终结论”和西方体制的唯一正当性。
在顶层的宪制规范性层面，福山仍然是西方知识分子阵营中的一员，并未显示出过分的思想与政治反叛特征。只是他非常善于从经验比较的层面提出一些针对西方体制的技术性辩题，并引述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治理素材加以佐证，以引起西方学界与政策部门的关注，其所思所虑基本仍是自由民主制的技术性修正问题，而不是根本价值与结构的反思。福山的思想叛逆性甚至无法与贝淡宁（Daniel A. Bell）的“贤能政治论”相比，后者对中国政治体制的研究与表达已逐步达到了一种“内在理解”，而且至少从理论范式意义上提供了可与“民主政治”对话的中国体制的范式性概念。
与其同行相比，福山善于将“宪制”问题下沉转化为“治理”问题，将“价值”问题化约为“技术”问题，以一种政治科学与未来学相结合的方式加以探讨，从而在全世界赢得读者和影响力。他的师承与写作方式决定了他是西方较为高级的“公共知识分子”，是具有一定反思性和诚实对话意愿的学者，但绝没有达到真正的思想颠覆性创新的哲学高度。他就像东西方思想与政治交锋场域中的信使一样，至少起到了一种节制意识形态对立、引入技术理性对话及尝试有限层次合作的作用，因而在理论和话语策略上值得加以合理的关注、尊重与接引。
福山的自我反思代表了一种西方学者理论转型的新方向，即跳脱意识形态与冷战思维窠臼，客观理性看待中国体制合理性与中国发展所带来的新世界秩序的清新气息。但福山独特的理论表达方式以及在西方语境中“乖巧”地充当公共知识分子的言论尺度，在一定意义上限制了他对中国政治模式的内在理解的深刻程度及其比较政治研究的思想创见。
而福山提示的以“政治科学”来比较、评价及改进抗疫治理制度体系与技术理性，则是各国在抗疫实践与疫情之后的本国制度改革中都需要面对的共同问题。民主意识形态本身不能取代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技术理性，在这场疫情大考中政府能力是关键考题，与体制及市民社会有关但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如果说病毒来源需要诉诸自然科学，那么抗击病毒就需要诉诸政治科学。中国体制与中国社会共同塑造、制约和引导中国的抗疫政府能力的合伦理与合规范的释放及改进。福山的研究视角和论述节制性或许可以向西方世界展现中国政府能力之制度理性的一面，间接柔化对中国体制的误解和污名化。我们也应当在政治科学意义上实事求是，讲好中国危机治理的真实而全面的故事。
三、如何面对“自由国际主义”遗产？基辛格的论题辨析
疫情舆论战之所以烽烟四起甚至出现“中国崛起焦虑”，正是在于中国率先战胜疫情并发起全球抗疫援助，引发了西方本就存在的冷战敌意和体制幽怨，以及对后疫情全球秩序变革的恐惧心理。这里必然出现西方奉为主流范式的“自由国际主义”与中国参与其中但逐步自主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的秩序合作与竞争难题。西方恐惧疫情带来的“后自由主义秩序”下强劲的中国角色。
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自由国际主义”及其全球秩序不仅具有其价值合理性，而且有着一整套制度遗产，美国试图脱钩与再造以美国为单一中心的新秩序，是对既往制度遗产的政治背叛，中国则应充分利用既定全球秩序中的合理价值与制度遗产，以多边主义思维及和平发展的共享价值推动全球治理进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21世纪新纪元。但美国如何重新面对既定的“自由国际主义”遗产呢？在疫情舆论战中美国的建制规范主义的理性声音又该如何理解呢？基辛格博士的新近论述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线索。
2020年4月3日，《华尔街日报》刊发美国著名外交家基辛格博士的新冠肺炎疫情重磅评论文章《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提出对新冠秩序的“自由国际主义”理解与应对。同日，95名美国学者与前政要发表《拯救来自美国、中国和全球的生命》的联名公开信，呼吁中美合作抗疫且以美国为领导者。美国建制派精英的文章与联名信试图重塑新冠肺炎疫情下的美国价值观和全球领导力，但他们能够成功吗？特朗普主义下的美国可能采纳他们的建议吗？更关键的是特朗普能够理解他们的规范主义理想吗？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带来了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秩序的重大冲击，波及全球化的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诸多层面。基辛格的思考与写作一贯秉承其偏向客观理性的风格，既不追求麦卡锡（Joseph McCarthy）式的冷战主义格调，也不追求福山式的“机巧论辩”风尚。基辛格没有简单陷入“中国责任”“中国威胁”“中国恐慌”式的美国时代症候之中，而是从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秩序的具体影响以及美国立足“领导者角色”的战略应对角度出发加以评估和建议。基辛格的文章试图以自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及美国领导权的历史成就为参照系，讨论美国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重建领导权的政策要点。基辛格提出了一个“平行议程”，即新冠肺炎疫情的应急管理与“后新冠病毒秩序”的框架规划，一手“救命”，一手“救秩序”。基辛格认同全球合作抗疫的必要性，但政策建议中显著凸显了美国的领导角色。
基辛格没有参与对美国政府抗疫表现的直接评价，而是体现出一定的肯定立场与规范期待。在美国的“新时代秩序”规划中，基辛格认为需要从三个领域切入：控制病毒传染；促进经济复苏；捍卫自由国际秩序。基辛格提出了一种美国式的“不忘初心”：启蒙价值观的回溯与坚守。启蒙价值观建立在对欧洲早期现代之开明专制与重商主义的历史经验反思重构基础上，以“筑墙城邦”（walled city）为意象和起点，但全球化收缩到“筑墙城邦”必然危及自由国际秩序和美国领导权，也将导致全球抗疫失败与混乱。基辛格文章中充满忧患意识，尽管并未显露出直接的批评。文章最后提出了一个“美国新纪元”的挑战性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经验带来了美国治下的和平与自由国际秩序延续至今，但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性考验是否会给美国“二次机会”创建新的世界秩序呢？
基辛格没有清晰提示中国的竞争者角色，没有深入批评特朗普主义，似乎是在向美国人民与政治领袖发出一个邀请和考验：美国是否能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联系近日美国百名前政要与学者的“联名公开信”对中美合作抗疫的有原则、有保留的呼吁，可以看出美国精英层对美国展现“抗疫领导权”的规范性期待，以及通过抗疫凝聚美国价值观和世界影响力的“初心”与“使命”。他们对“中国责任”持保留观察态度，对“美国领导权”持坚守立场。
事实上，美国抗疫的国内表现与全球领导力正处于严重的角色错乱之中，美国媒体、民众与盟友各国持续感受到特朗普主义的价值与决策损害，而中美的合作抗疫也是在“责任论”与“威胁论”中一波三折。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全球秩序变革，中国或许并未做好战略、知识与制度上对称性的竞争与接管准备，但美国的道义与责任衰退是不争的事实。基辛格参与建构并念兹在兹的“自由国际秩序”及改良整合型的启蒙价值观，所遭受的最严重威胁并不来自于外部性的中国挑战，而来自于美国自身，来自于特朗普主义对“另类美国”的诠释与重构。
基辛格没有注意到“两个美国”的存在：建国时刻，是积极进取的“联邦党人美国”与故步自封的“反联邦党人美国”；内战时刻，是“林肯（Abraham Lincoln）理想主义”的美国和南方奴隶制的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新政时刻，是威尔逊（Thomas Wilson）-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的自由国际主义的美国与传统孤立主义的美国。美国的主流立国精神，经过“联邦党人-林肯-威尔逊-罗斯福”的接力建构，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基本定型。一个理想主义的美国以民主和自由国际法对“筑墙城邦”（欧式主权体系）进行了规范性批判与超越，建立了以美国为中心的自由国际秩序，也就是作为基辛格核心理想的国际秩序类型。
但另一个美国的力量从来不可小觑，从反联邦党人到南部种族主义到孤立主义一脉相承，在美国体系内长期存在并寻求政治抗争与突破。美国有实用主义与自私自利的强大社会传统，这一传统对美国在全球的道义责任与帝国价值观构成严重的威胁。2016年特朗普与希拉里（Hillary Clinton）的竞选不是简单的国内政党轮替，而是“两个美国”的世界历史竞争，是美国全球主义与逆全球主义（美国优先）的路线之争。特朗普当选及其内政外交的结构转型，决定了美国在本次抗疫中的基本价值观与政策立场。
以此观之，基辛格对美国“领导者角色”的规范性期待可能是一场无法圆满的精英迷梦。基辛格意识到新冠肺炎疫情正在结束旧秩序、开启新秩序，但他仍然主要将新秩序寄托于美国当局的道德担当与秩序创造力。他也意识到这一场美国领导力的空前挑战可能导致美国失败，而失败的结果就是全球性的水深火热。基辛格的“新秩序”其实并不“新颖”，而是对“自由国际秩序”的重温和呼吁，是对美国政府道德与管治责任的隐含批评与回归期待。但基辛格的规范议程也许并不能引起特朗普团队的兴趣，相反，新冠肺炎疫情塑造的可能只是一个更加不受牵制的美国“超级总统”以及更加无规则和理性可循的“无序世界”。
美国正在以一种远离“自由国际秩序”的方式加快其“美国优先”的民族主义建构进程，在美国与世界之间建立一堵制度“高墙”，使美国退缩为启蒙早期的“筑墙城邦”。作为特朗普政绩工程的南部边境隔离墙不过是新版“美国梦”的一个缩影，一个帝国衰弱后的疲惫归乡意象。全球化的美国时代走向终结，“美国”不再“美”，而只是“国”。这不是基辛格的“美国梦”，不是其文章中呼吁的“自由国际秩序”与自由美国，而是特朗普的“美国梦”，是美国的孤僻自我、异度空间与另一种历史政治存在方式。
总之，基辛格的“自由国际主义”梦想是美国建制规范主义的代表性声音，很难成为美国政治共识与政策指导思想。基辛格未能透彻理解特朗普主义所代表的“另一个美国”，更未能突破自身思想局限而理解非西方世界尤其是中国角色的文明内涵与世界秩序构成性意义，从而既难以逆转美国优先的民族主义内卷化进程，也难以正确评估和应对中国在21世纪世界秩序中的决定性崛起与秩序塑造能力。正确理解和接受中国与所谓“自由国际主义”的交叠共识以及中国对全球治理秩序的改革塑造能力，是这一秩序理想“非美国化”而继续维系的关键指标。
四、正面责任论：中国抗疫的内外优势
中国应对疫情的体制模式与具体治理方式具有自身的价值正当性与技术优势：党的领导提供了应对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的组织与动员力优势，有助于克服法理官僚制的部门主义及地方主义弊端；全面依法治国框架下的新治理体系逐步形成法治与规范治理的整体有机协调能力；以人民生命健康至上的抗疫人权价值观排除了“群体免疫”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与“资本本位”的资产阶级公共治理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人为本，保障人权；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理念的新时代全球治理观提供了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及其他各国合作抗疫的共享价值，奠定了中国对外抗疫援助的规范性哲学基础。
讨论与中国相关的疫情防控政府责任或体制责任，必须具有动态、比较与全球竞争的视野，合理分殊论辩层次，立足事实与法律，在论理与实践中赢得舆论战，重构话语权。其一，中国国家治理整体上处于从维稳控制型体系向精细法治型体系转变之中，在维持基本政治安全与权力集中的条件下，中国正在开展一场包括信息公开、公众参与及问责制等规范要素在内的新治理实验，但其转型难度不小，新旧制度的协调与整合还在调适演变之中，需要以我为主、有序改革。
其二，中国在疫情早期因客观原因对新病毒性质、传播规律与传染危害性认知不足，科学判断与政治决策存在一定的时间滞后性，且封城管控对经济社会损害极大，这对每一个政府包括西方政府都是严峻挑战，责任论辩必须将客观决策难度纳入其中，不能做事后诸葛亮。
其三，疫情治理上，中央数次派出专家组、监察指导组进驻一线并集中中国全国力量支援武汉，控制疫情，为全球防疫赢得宝贵时间，甚至早于2020年1月3日向美国通报有关疫情信息，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疫情失控主要是自身的政府责任以及市民社会自由习惯造成的，是其自身体制与社会生活方式反思改进的问题，与中国责任基本无关。
其四，中国在疫情发生的始终都与世界卫生组织保持充分的信息沟通与制度性合作，第一时间完成病毒基因组测序、公开分享及保持与世界各国尤其是医学同行的研究性合作，在疫情全球扩展中更是克服国内重重困难提供力所能及的对外援助，体现了中国遵守卫生国际法义务及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正当作为。
其五，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政府应对首发之大规模疫情的总体制度反应能力与协调力是值得肯定的，相对超过西方许多政府的应对能力，甚至在西方知识界引发了关于抗疫“中国模式”及其制度优势的讨论，简单的“民主/专制”二分法标签已然不适用评价中国的抗疫表现，也无法阻挡中国抗疫成功、有序对外援助及国际社会对中国体制与具体制度的更高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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