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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深蓝小城:冲刺气氛浓厚,华裔依旧冷漠

文丨冯霜(发自美国加州蒙特雷)

我是一名刚刚毕业的在美留学生。我所在的地方是美国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州蒙特雷市。这个美丽的海滨小城共有约3万人口。250年前,蒙特雷市是加州建立的第一个城市,也是华裔居民在加州的第一个落脚点,当地的太平洋丛林历史博物馆里还陈列着“中国渔村”的模型和历史遗迹。如今在这里,包括华裔在内的亚裔群体是白人和拉丁裔之外的第三大人口。

今年以来,我经历了特朗普政府推出的数项不利于国际学生的政策,当下更面临着新冠疫情下回国困难和在美就业困难的双重危机。但我也以此为契机,观察和参与美国社会和政治。

10月12日,在加州洛杉矶,杰克·特伦布莱带着他的狗在一个投票箱前投下选票

加州“第一城”选举氛围浓厚

距离美国总统大选投票截止日(11月3日)不到三天,我们这个小城市的选举氛围愈发浓厚,住宅区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来自当地市政议员以及包括教育局、机场和水资源等机构的要人们的竞选宣传牌。

每到周末,在蒙特雷市政海滩旁的草坪上,总会有身着红色服饰的共和党支持者和身着蓝色服饰的民主党支持者举办的各类集会。他们摇旗呐喊、高举标语,不时会有驶过的汽车鸣笛与之呼应。

而在今天,我收到了来自学院院长兼学术事务副主席的告全体师生邮件,他在邮件中说:“过去几个月来充斥着事关美国这个国家未来的各种重大问题,无论选举结果如何,其中许多问题仍将存在。我写信的目的是要承认,漫长的政治季节带来的潜在深远影响,给本已充满挑战的这一年增加了压力和不确定性……”他在邮件末尾鼓励大家说:“我相信,无论我们之间的差异有多大,作为一个整体,我们都有能力一起工作,一起晓之以理,相互理解。过去8个月,我们在新冠疫情期间共同开辟了前进的道路,从未忘记我们的使命,这显示了我们社会的强大力量。”

这样一封邮件,无疑代表着在大选年、新冠疫情冲击以及“Black Lives Matter”(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背景下,蒙特雷学术界的处境和心态。我的一位教授则选择在今年休假一年,在如今这样一个不确定的时期,能休假一年也算是一种特权了。

蒙特雷市市政海滩旁,每个周末都会举行政治集会。

今年夏天以来,我密切关注四年一度的美国总统大选,并收看了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党代会、副总统候选人的电视辩论、总统候选人的第一次和最后一次电视辩论。加州是民主党的传统票仓,也是所谓的深蓝州——2016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以61.7%的优势赢了作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特朗普。

由于我的硕士专业是国际政策和发展学,专业课程要求我们对美国大选进行观察。另外,我个人对美国政治很感兴趣,因为政治关乎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却是很多人不愿公开谈论的话题,因为太容易引发争执和异见。

作为一名身在美国的留学生,我虽然没有总统选举投票权,但美国现任总统及其执政政府制定的包括移民政策在内的诸多政策,已经极大影响了我在美国的生活。在多重危机冲击的时代背景下,在美中国留学生的生活也变得漂泊动荡,缺乏确定性。

正因此,我申请了当地民主党电话助选志愿者的工作,通过电话帮助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了解选民关注的议题和政治倾向。但事实上,由于民主党把火力都集中在摇摆州和那些可能翻盘的红州,在深蓝州的竞选活动反而投入不大。

蒙特雷市居民区,当地政客的竞选标语。冯霜摄

通过电话助选深入了解大选

申请成功后,我接到了一个志愿者培训的Zoom链接。于是,在当地时间9月27日上午,我参加了相关电话助选的培训。

由于目前美国新冠疫情仍然严重,志愿者均采取线上培训。这次培训的主题有三个,首先是理解为何通过打电话能提高美国人的投票率,接着是学习如何使用民主党拨号装置来给不同政治倾向的选民打电话,最后是加入线上办公平台Slack。

这个培训持续一个小时左右。志愿者全程都处于被静音状态,听一位女老师介绍,最后可以向她提问。这位老师说话友好且坚定,谈到拜登时充满热情,看完民主党的竞选视频后显得很动情。

据她介绍,调查数据表明,电话助选远程催票可以有效提高选民的投票意愿,并能提高约3.8%的投票率。这个数字看上去不大,但在2016年,特朗普正是以这样极其微弱的优势——宾夕法尼亚州为1.2%、弗罗里达为 1.3%、明尼苏达州为1.5%——赢了希拉里的。

民主党的这套电话助选系统比较傻瓜,我们志愿者会根据选民情况点击按钮,选择后会有下一步话术提示。老师还请了一位女性友人一起演练了整个流程,教导我们应当使用怎样的语言、语调,另外有什么禁忌和注意事项等等。我有中英双语的优势,这样如果接电话的选民是倾向于说普通话的华裔,就可以转接给我。

美国人比较注重隐私,所以打电话时需要注意先拉近距离,获得对方的信任,再进行沟通。例如可以先聊聊新冠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 并互相安慰。老师强调,不要使用抱歉打扰的语气说话,因为你是在帮助民众践行民主,而应使用说服性语言。通过聆听、认可、共鸣和连接来跟选民建立关系。

打助选电话最终目的是为拜登拉选票,因此还需要通过一些研究报告和调查了解民主党的政策,向选民解释拜登在医疗、经济等方面的举措,如果不知道答案,就实话实说。

这次选举中,拜登的医保政策备受选民关注。作为奥巴马政府的副总统,拜登一直为“奥巴马医保”(正式名称为《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案》,简称ACA)的通过尽心尽力。特朗普之前试图通过美国最高法院判“奥巴马医保”无效,但过去几年他却未提出任何全面性的政策。拜登支持奥巴马的政策,并提议增加一个名为“国家老年人医疗保险制度”的公共性选项,届时民众只需花较低费用就可以购买私人保险。

此外,拜登还批评特朗普当下应对新冠疫情的领导不力,认为只有控制了病毒才能发展经济,而不能反而行之。拜登的对华政策虽然不够明确,但他批评了特朗普对华贸易战,使得美国企业和民众经济利益受损。

培训过程中,老师会告诉我们电话助选需要问哪些问题,包括“你会做选举志愿者吗?”“如果愿意,我可以把你登记上吗?”“你全家都注册投票了吗?”“你关心的是什么议题和提案?”等等。

打电话时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不能操纵选民。为了避免不经意地出现操纵选民的情况,志愿者们要做到避免使用模糊、不确定的语言。电话助选系统更多的是为了提醒选民去投票,如果接电话的是特朗普的支持者,志愿者也不用过多纠缠,只需回复“我知道了,谢谢”,就可以挂断电话了。

整个培训过程还是比较清晰的,但我还有些疑惑,比如如何给游移不定的选民打电话?如果选民跟我争论起来,我该跟他争论吗?培训老师回复说,如果你们的对话变成辩论,说明你跟选民进行了深入的对话。

通过这次在线培训,我对美国大选的了解进一步加深。此前我以为只用按照提前写好的问题提问就可以了,这次培训后,让我了解了通过电话跟选民对话有很多技巧。

一名当地警察往投票箱中投票。冯霜摄

小城华裔对参与选举热情不高

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今年美国的现场投票点明显减少。我们这个3万人口的小城压根就没设立投票点——要想提前投票还得去隔壁的西塞德市。当地居民大多选择邮寄选票,或到定点的投票箱,将填好的密封选票投入其中。

一直以来,美国华裔的政治参与热情并不算高。今年7月15日至9月10日针对AAPI(亚裔美国人和太平洋岛民)进行的调查显示,12%的亚裔表示曾与民主党联系过,8%的人与共和党联系过。华裔选民在这两项调查中排名垫底——分别为7%和4%。

但根据针对AAPI的最新调查,有54%的亚裔选民表示,今年比往年更有投票热情。在纽约、洛杉矶、旧金山等华人聚集的美国大城市,唐人街附近的投票点也开始排起长龙。

蒙特雷华裔人口占比也不少,但我没接到过一个华裔选民的电话。近一周来,每天都有居民来到市中心公立图书馆旁的投票箱投票,同样很少见到华裔选民。像蒙特雷这样人口在2.5万到5万的美国小城市大概有740个,这里华裔选民的投票积极性可能真不如那些华裔聚集的大城市,他们的声音也很难被听见。

我所在学校附近商业街上有三家中餐馆、三四家华裔开的按摩店。商业街中心位置的满月餐馆一直受到中国留学生的欢迎。这家餐厅的老板告诉我,他很反对民主党无条件支持非法移民的举措,“这花费了我们纳税人辛辛苦苦赚的钱”。

此外,他也反对大麻合法化和加州民主党政府的高税收政策。“我们华裔相对来说属于政治上的保守派。但特朗普在处理新冠疫情上显得很傻,很不得力,所以我谁也不投票。”他反问说,“你真的觉得投票会起到作用,能改变美国么?”

我还接触过当地一位80岁的华裔老人。他是和子女一同移民美国的,如今已获得公民身份10年,但直到今年才第一次尝试投票。这位老人选择邮寄投票,因为他觉得比较方便。他说,到美国这么多年,一直不太关注选举。对他来说,从不投票到投票也是慢慢了解美国的过程。

除了对新冠疫情期间个人安全的担忧,低收入的华裔选民在政治参与方面还面临着其他障碍,这使他们有别于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华裔选民。语言仍然是很大挑战,尽管投票材料可以被翻译成普通话或广东话,但人们缺乏在日常生活中谈论政治的经验,许多人也不了解各级政府运作机制和结构,会对政治制度感到困惑和沮丧。

而当选民在选票正面勾选心中下任总统名字的时候,选票背面的州法提案更能关系到自己的切身利益——作为联邦制国家,美国各州在立法方面有极大自主权,尤其是教育、税收、治安等方面,州法都对居民有着更为直接的影响。

总部位于芝加哥的“建设更好华裔社区”组织负责人梅晓琳(音)指出,通过解释选票上的提案会如何影响选民生活,而不仅仅是某一候选人对他们造成的影响,更能吸引华裔选民。

生活在唐人街的华裔认为,公平的税收政策与他们的生活高度相关。例如加州选票上的第19号提案(老年人、重度残疾人和自然灾难受害人的住房保护法)和第24号提案(消费者隐私保护法),都跟选民的利益息息相关。

此外,像在蒙特雷这样的小城市,包括华裔在内的少数族裔不愿意参与投票,也是出于对政治文化的冷漠。如何让小城市的少数族裔说出自己的政治诉求,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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