蚂蚁集团上市被叫停余波未熄 中南海出手

如果可以假设，高调的中国企业家马云实际控制的蚂蚁集团(Ant Group)的上市，没有中国当前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没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蚂蚁集团大概率能够成功上市。但问题在于，今时不同往日。

叫停蚂蚁集团上市的指令，据称来自中南海。《华尔街日报》此前报道称，中国监管机构对马云以及蚂蚁集团展开调查，并实际上叫停了蚂蚁集团的IPO，指令来自中南海。上述消息说，是马云在在外滩金融峰会对中国金融监管“放炮”触怒了中共高层。

多维新闻曾指出，如果单纯的认为是马云炮轰金融监管，引发了中国金融监管层针对蚂蚁集团的监管风暴，那就太过狭隘的理解中国的金融政策和金融监管的思路。蚂蚁集团上市计划的被叫停，背后是中南海防范金融风险的大局。特别是中国在美国持续打压，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防患于未然有其必要性。

蚂蚁集团原本计划通过首次公开发行（IPO）集资约344亿美元，募资规模为全球IPO第一。公开信息显示，蚂蚁集团用不到200亿的本金就发放了超过2万亿贷款，杠杆率超过100倍。如此庞大的融资规模，如此的高杠杆率。一旦某一环节出现问题，很容易引起连锁反应，甚至引发系统性、全局性的金融风险，甚至影响社会稳定。这是其一。

中南海出手叫停蚂蚁集团上市更为深层次的逻辑在于，在中国资本也姓“社”，笔者在中国神秘富商吴小晖曾经掌控的安邦集团（Anbang Group）被接管时，就曾撰文指出，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同，也折射出社会主义中国政府和资本之间关系的不同。蚂蚁集团上市计划的被叫停，背后有着同样的逻辑。

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曾有过姓“资”姓“社”的大讨论。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用“三个有利于”拍板定论判断的标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这一标准也逐渐被人遗忘和漠视。中国的经济市场化的大潮下，尤其是在资本领域更多的靠向了“资”，而忘记了中国姓“社”。

过去同样遭遇危机的万达集团（Wanda Group）董事长王健林，曾经放话“自己赚的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但显然，在中国政府眼里，他们手里的钱不是想怎么花怎么花的，是要符合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这一点，在中共十八大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上位后，尤其是近两年来体现得尤为明显。

以上种种，完美地诠释了社会主义中国资本与国家的关系——那就是资本要“为国家大局服务，顺应国家发展战略”，即资本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工具和推手，而不能成为某些利益集团谋取私利的工具。这不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要求。

对于中国监管层叫停蚂蚁集团上市，港交所行政总裁李小加表示：蚂蚁集团暂缓上市，短期来看可能对大家投资的日程有一点影响，但是长期来看，监管可以帮助整个资本市场上的交易更加规范。甚至有观点认为，监管者们在最紧要的关头，最大程度地保护了普通投资人的利益，认为这是30年来，中国资本市场最值得称赞的一次监管动作，将被载入史册。

中国政府预计将在今年底宣布完成第一个百年目标，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明年开始迈向第二个百年目标——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10月26至29日召开的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上，中共明确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写入“五年规划”，并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作为2035年远景目标的重要内容。“先富带后富，促进共同富裕”成为全新的时代命题。对中国的企业，以及企业家而言，自然有了新的要求。马云以及蚂蚁集团的遭遇，无疑也是一个警示。

过去4个月里，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重要场合两次提及中国近代著名实业家张謇，有着明显的指向性意义。11月12日，习近平在江苏考察时说，“张謇在兴办实业的同时，积极兴办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造福乡梓，帮助群众，影响深远，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

习近平继而发出号召，“民营企业家富起来以后，要见贤思齐，增强家国情怀、担当社会责任，发挥先富帮后富的作用，积极参与和兴办社会公益事业。”7月12日，习近平在企业家座谈会上劝勉企业家以近代实业家张謇为榜样，主动“为国担当、为国分忧”。

张謇早年遵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求学做官的传统路径，曾经考取状元，后来主张“实业救国”，一生创办了20多家企业，370多所学校，被誉为“中国近代第一实业家”。习近平对张謇的推崇，显然是寄望中国的企业家如张謇般“为国担当、为国分忧”，“先富带后富，促进共同富裕”。这对于中国企业家而言，无疑是最新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