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封杀马保国到力捧丁真...

11月28日，《人民日报》旗下人民日报客户端发表署名秦川的评论文章《马保国闹剧，该立刻收场了》。在该文中，作者指马保国就是“靠哗众取宠就可以风生水起，靠招摇撞骗就能拓展商业版图”，而他背后，“推波助澜、炒作放大马保国的一些互联网平台”无非是流量至上，背后还是利益，已经“沦为浅薄而拙劣的商业游戏”。

而另一方面，中国网络近日最红火的“野甜男孩”丁真却在11月30日被《人民日报》“打call”，原因是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都在推特上连续发了三条推文，向海外网友介绍丁真，而《人民日报》也接连报道。

如果把《人民日报》的发声视为中共刻意封杀马保国，但却力捧丁真，其中或可看出中共的审美观或者三观。从这两个例子来看，显然中共宣传部对于两者的判断有“云泥之别”。对中共来说，“马保国”现象的存在象征互联网时代在“流量为王”下的一种资本狂欢，而由于马保国本身被定性成一个武术骗子，因此叠加身他身上的商业利益也存有恶的属性，所谓“毒流量”就是对此的一种解释。而对马保国现象可能越演越烈，中共官媒主动发声批评，试图间接让“马保国”和背后的“毒流量”从互联网消声匿迹。

反之，四川藏族男孩丁真凭其出众和质朴的外表获得媒体和网络青睐，可谓是中国近年来最快速火红的“网红”，而其后也成为文化旅游代言人，更成为中国各地旅游平台的追捧对象。而在华春莹和《人民日报》的加持下，估计能将丁真的曝光度提升到另一个层次。而中共有意捧红丁真，除了他出众和质朴的外表，其实更大原因可能跟“扶贫”有关系。

2020年是中共脱贫攻坚战的决胜之年，即便中共在11月23日对外宣布中国大陆全国832个国家级贫困县已全部“摘帽”，但大陆的城乡和贫富差距仍然十分巨大，因此扶贫工作仍然是“任重而道远”。而质朴的丁真做为四川文化旅游代言人，在宣传上十分具有吸引力，能让大陆民众更加意愿前往偏乡地区进行深度旅游，或能在一定程度上减缓贫富和城乡的差距。

而碰巧的是，这两起事件都发生在中宣部现任副部长徐麟罕见发声警告之后。或可将这两个案例视为中共对于未来媒体和网络舆论的“收放”判准和尺度。

11月19日，在中国南部城市长沙举行的2020中国新媒体大会上，曾经主管中国网络舆论的徐麟有一段讲话，“无论什么样的媒体，无论是主流媒体还是商业平台，无论网上还是网下，无论大屏还是小屏，在导向上都是一个标准，没有法外之地、舆论飞地。我们要牢牢把握新闻舆论工作的主动权主导权，坚决防止借融合发展之名淡化党的领导，坚决防范资本操纵舆论的风险。”

不过，虽然从中能够看出中共的“收放尺度”，也不能说中共的处置就完全没有问题。

首先，中共对于“封杀马保国”的下令其实就是简单地进行一刀切，原本“嘲讽马保国”的现象只是在次文化领域传播，但却因为中共的发声让它得以跨界，甚至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如果将互联网平台中网友自发地“嘲讽马保国”（或称KUSO、鬼畜、恶搞等意）的“艺术创作”视为仅以利益至上进行的商业游戏，显然对于“反讽”这个词的社会意涵和哲学意涵并没有完全的掌握。

其实类似的“恶搞视频”还有很多，网友自行创作的目标也是为了娱乐大众，但在中共刻意介入的情况下，似乎展开了一个娱乐是否有高下区判的美学问题，而人民日报也以“审丑”来批评“马保国现象”。

此外，如果资本介入后，即便“马保国”真的拍了电影又或办了各式各样的活动，为什么中共不能相信“人民”和消费者的眼睛是雪亮的。自由市场这双看不见的手，最终为何不能让消费者用行动来淘汰那些不符合大众审美的作品跟活动呢?

不过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封杀一个马保国还是会有千千万万的“马保国”再现。而中共应该反思的问题是究竟什么样的社会条件才制造了“马保国”现象的存在。如果把问题都丢给资本对媒体的介入，那么“一刀切”的确是最简易的解决方案，但也使得真实的情况和真正的问题被掩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