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的“预防性战争”与“斩首行动”

2020年11月27日，伊朗核物理学家穆赫辛·法克里扎德（Mohsen Fakhrizadeh）遭暗杀身亡。仅两天之后的 11月29日，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穆斯林·沙赫丹（Muslim Shahdan）及其3名安保人员在伊拉克与叙利亚交界处遭无人机导弹袭击，4人全部死亡。

伊朗指责这些袭击是以色列和美国所为，现在尚未得到确认。在本文，我们集中研究以色列的行动，其实，以色列采取这类不宣而战、先下手为强的行动军事，早已不是一次两次。

早在1967年6月5日，以色列出动全部空军，对埃及、叙利亚、约旦等阿拉伯国家，发动突然袭击，仅用6天时间，就以极小代价，打垮了阿拉伯诸国联军，创造了现代战争史“先发制人”战法的典范，史称“第三次中东战争”或“六五战争”“六天战争”。

以色列把这种战争模式称为“预防性战争”，其理由是：阿拉伯诸国联军正在准备消灭以色列，而以色列地小人少，不可能像苏联和中国那样以土地换时间、长期抗战，所以必须在阿拉伯诸国联军发动攻势前，先发制人、争取主动。不能像宋襄公那样“蠢猪式的仁义道德”，坐等敌人动手后才“阵而后战”。

这是以色列的逻辑，倒不是说一定要对这种逻辑进行认可。毕竟，是其首先发动了战争，在国际法与国际舆论层面，并非所有国家都认可以色列政府的说辞。但是，在军事领域，不能无视这种战争和武装冲突客观存在的事实，需要对其进行思考与研究。

暗杀伊朗核物理学家，也是同样逻辑：以色列认为不管道德如何、不论合法与否，关键是要阻止或至少推迟伊朗拥有核武的时间。因为以色列也是核国家，一旦双方爆发核战，中东地区就是几千万人生灵涂炭，而犹太族群可能被灭族。

所以，在生死存亡问题上，其顾不上道德与法律了，“不得务虚名而处实祸”。况且，按西方的法理观念：以色列与伊朗处在战争状态，所以以色列干掉伊朗核物理学家，不是“暗杀”的犯罪行为，而是“击毙”的交战行动。所以，在政治和外交上亲西方的以色列政府有恃无恐。

而与“预防性战争”相呼应的，是“斩首行动”策略，斩断其思想、决策、科研、指挥、管理的关键性主脑，以最高效率达到己方目的，这道理就像“诗圣”杜工部诗云“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斩首行动”在军事学上强调消灭、瘫痪、打击敌对方的决策与指挥环节，在敌方处于军事准备的早期阶段，就斩断其行动程序链，使其无法实现战争准备与动员。以最大可能避免全面的、全民的、大规模的总体战，或至少大大缩小战争规模、缩短战争时间。

这样，传统的“全民皆兵、一寸山河一寸血”战争模式就发动不起来，对方民众只能愤怒地游行抗议、焚烧敌方旗帜、撕毁敌方领袖照片……然后回去上班。这一逻辑，也体现在杜工部同首诗里“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

而常年处在战争状态的以色列，将“预防性战争”与“斩首行动”（以色列军方谓之“定点清除”）结合起来，形成了其独特的军事原则：情报先行+先下手为强+高科技战斗+精确打击+“附带伤害”控制。

这一战争模式，与二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大规模正规战不同，在对手完成准备之前，用很小规模的早期干预行动，干掉对手的决策性、关键性、领导性人物，避免或推迟全面战争爆发。

从1948到1982，以色列进行了五次大规模的中东战争，每次战争阿以双方的参战兵力都达十几万甚至数十万，伤亡成千上万，消耗与损失数以千亿计。

而随着科技发展，以色列用“预防性战争”与“斩首行动”相结合模式，已有近40年未与邻国爆发大规模全面战争了。但阿以冲突从未终止，只是规模大大减少，演化为许多“斩首行动”（定点清除）。以色列在正规军事力量之外，又精炼成一根“特种战”银针，在关键时刻扎在对方神经节点上，使其全身麻木、动弹不得。

譬如此次刺杀伊朗核物理学家，将使伊朗的核武计划被推迟几年。而刺杀行动，竟无特工在场，而是采取预设机枪火力点，通过卫星通讯指挥、遥控操作。科技进步与战术变化，令人瞠目结舌。

对于大国而言，全球利益越多，面临的挑战也越多，并非所有冲突都能圆满地和平解决，所以，要有“忘战必忧”的警觉。

另一方面，当所面对的挑战，由生死存亡的最危急时刻，演变成国家利益的角逐后，战争与武装冲突，未必再以“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方式去解决，而要具有既能维护国家利益、又能控制冲突规模、降低冲突代价、减少“附带伤害”的方法。

并不是说要赞成以色列的政治与军事行动，以色列行动的“法理依据”当然有很大的争议。不过，也不能无视科技进步与战法变化，要充分认识到新科技、新理念对军事学术和战术的推动作用，也要认识到：有人会效法以色列的战法。战争模式正在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