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德里封锁 三十万示威农民拒绝见好就收

12月10日，从“Dilli Chalo”（向德里进军）转变为“Baraht Bangh”（全国示威）的北印度农民示威进入了关键的一天。示威者正式宣布要“一条接一条封闭新德里的全部通路”，这一围城（Gherao）行为很快在印度社交媒体上引发了争论。

一时间，德里城外的示威农民似乎已经把印度总理莫迪（Narendra Modi）团团包围。这种逐渐升温的态势令外界大为惊诧，其原因也同样值得一提。

进入12月以来，德里周边各个关口的农民已预备长期坚守

德里周边局势的升温与新德里当局对示威者的冷遇有很大关系。

虽然印度人民党（BJP）当局自11月下旬以来，和示威者举行了五次会谈，还派出了包括农业部长托马尔（Narendra Tomar）、党主席纳达（Jagat Prakash Nadda）、内政部长沙阿（Amit Shah）及防长辛格（Rajnath Singh）的特别委员会，但高级别的谈判代表并不能代表一切。示威者需要的是来自新德里的可靠答复。

到12月上旬，“联合农民阵线”（Samyukt Kisan Morcha）、“全印度农民斗争协调委员会”（AIKSCC）等数百个团体已公推十几名代表，提出了以废止《2020农产品贸易和商业法案》、《2020农民价格保证协议和农业服务法案》和《2020基本商品修订法案》三项农业法为核心，要求释放此前被捕农民以及提供更多燃油、电力让利的十点诉求。

遗憾的是，谈判委员会在12月8日给出的20页答复已经明确宣示：新德里方面也许会“开诚布公”地考虑农民所反对的法案条款，但这也就是印度政府回应的极限了。其他包括修改法律、要求补贴等要求大都被搪塞。

在答复的最后，新德里当局还正告参与示威的各个农民组织，称当局正以“开放的胸襟嘉许农民，努力以满腔热忱解决所有问题”，因此，所有参与示威的农民团体应结束抗议。这种官腔让示威农民代表选择在12月9日拒绝新德里当局的“第六轮对话”，并在此日宣布全面围城。

事实上，新德里此举可能已经触犯到了包括地主在内的北印度农村社会的各个阶层。这才让此次以农民为中心的活动突然显得声势浩大。占据多数土地的地主和富农也不甘于成为新德里当局的牺牲品。

在旁遮普、哈里亚纳等地，当地的地主、富农在印度“土改”之后，继续保持经济地位，可以向农民放债，还可以依靠其裙带关系，取得农产品营销委员会（APMC），即印度法律规定的农产品地方专卖中心的代理人（mandi）身份，并依靠印度国家限定的“特定农产品最低保证价格”（MSP），在粜卖之间牟利。

随着莫迪当局取消或架空MSP制度，占据多数土地的地主和富农会直接与农业资本家合作，并在议价上受后者压制。这使得原先享受MSP补贴的地主会遭遇直接经济损失。

此外，新法案打破了传统的农村政治，破坏了贫雇农依附地主和富农，后者成为前者政治代言人，前者为后者提供选票，要挟政府的政治规矩，现在，地主和资方可以直接合作，贫雇农的政治意义将被边缘化。

于是，在地主抱怨经济损失，贫雇农担心自己从此一文不名之后，双方利益的联合就让示威从2020年8月一直顺延至今。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2020年发生的事情很像2018年时的事情：2018年下半年开始到2019年2月，农民自杀与工人失业的风波已经席卷印度全境。莫迪当局非但不能有效解决谷贱伤农的局面，也无法缓解失业率的剧烈增长。

而今，同样的事情还在继续。当来自新德里、加尔各答、海得拉巴的各种信息已经形成漩涡，以便朝野双方彼此攻讦时，这个时候反倒成了抛开BJP、国大党之间粗俗攻讦与尖刻言辞，有效观察印度产业、民生的时刻。莫迪麾下的BJP当局在2023年4月新一轮大选前还能继续走多远？此次风波也许能让外界继续思考如此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