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暴露出了中国公共卫生这些系统性弱点

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已经爆发一年，仍远远没有结束。在反思为什么这次疫情能够带来如此大的破坏时，有美国专家指出，新冠疫情暴露了中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和响应体系仍不够健全，主要是中国地方政府官僚不作为。此外，正值美中关系跌入冰点之际，两国合作减少，也是疫情快速在全球爆发的因素之一。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问题高级研究员、美国西东大学教授黄严忠12月11日在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网络研讨会上表示，自2003年非典疫情爆发后，中国政府修订了《传染病防治法》，并自上而下建立并健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和响应体系，但此次面对新冠疫情，该响应体系暴露出中央和地方权力失衡的问题。

“非典之后中国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但我们获得的很多文件显示此次武汉地方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抱怨政府缺少调查，应对能力不足。所有这些都导致了中国最初的错误防疫。”

黄严忠表示，非典爆发期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一致对外掩盖信息。相比之下，此次应对新冠疫情，中央政府在与国际社会分享信息方面做到了更加透明，但地方政府并未严格落实中央指令。

应急系统地方作用薄弱

黄严忠说：“调查显示地方政府在新冠爆发之初原本应该发挥更大的防疫作用。但地方政府不愿意通过官方宣布疫情和拉响警报来暴露自己弱点。年初，湖北省和武汉市相继召开两会，地方政府官员不愿意揭露病例来影响政治影响力。”

但是，在疫情初期，武汉市长周先旺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暗示，最初疫情没有及时披露与未获得上级授权有关。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也曾在一个内部讲话中透露，他在1月

7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时，就已经“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因此疫情初期的瞒报到底是谁的责任，目前还很难下定论。

美国兰德公司的流行病学家黄志环（Jennifer Bouey）博士告诉本台，在新建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响应体系内，中国参考世卫组织所建立的流感流行应急系统更为灵敏、健全，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然而对未知病源的检测、诊断和筛查的能力仍有缺陷。黄志环认为，该系统的不健全关键在于它是由中国疾控中心领导，缺少医疗系统的参与。

“这个系统差不多是和流感系统同时建起来的，但这个建起来之后完全是中国疾控中心资助和控制的，它没有国际伙伴。（中国疾控中心控制的）这个系统跟医疗系统完全是两个系统。”

黄志环认为，新冠疫情在中国的最初报告产生了系统性偏差。“（疫情起初）医疗系统有没有向公卫系统报告，（两个系统）没有上下级和资金方面的关系，这是一个薄弱点。第二，如果报到了基层公卫系统，这个系统会不会会把病例放在数据库里面。”

黄志环说，地方政府对基层疾控中心在财政和政治权力方面的影响力大于中央。她说，中国基层公卫系统是非盈利的，运营资金主要来源于地方政府。然而有的地方政府并不重视这个不挣钱的部门，导致基层公卫系统长期存在人才、培训、资金不足的问题。

“中央疾控中心和地方疾控中心完全是由不同的系统来资助。中央疾控中心由国家卫建委直接资助，地方疾控中心是由地方政府来资助的，所以很多时候它是听地方政府而不是听中央疾控中心的。”

美中关系跌入冰点影响合作抗疫

黄严忠在网络研讨会上谈到， “美国和中国过去有能力加强合作以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如2009年的H1N1流感、2014的埃博拉危机，甚至在之前艾滋防治，美中双方都有合作。” 然而，正值美中局势紧张之际，美国面对新冠疫情在中国的爆发，将中国与世卫组织的关系政治化，加上特朗普政府出于国家安全考虑采取了强硬的对华政策，导致美中双方互不信任，最终放弃合作。

黄志环认为，学界和科学家国际联盟为美中两国乃至国际社会的合作抗疫提供了平台，但这种组织是自发的，但并不能影响两国政策。此外，两国较量也削弱了世卫组织在协调成员国共同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能力。而在官方层面上，美中两国疾控中心在近些年合作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

“但是这种合作在2016年开始减少了，这三四年这种合作减少得非常快。再一个是两国政府高层的对话，这几年都停掉了。高层对话和合作的减少也会很快影响到下面的合作，包括科学家之间、项目之间和民间的合作。很遗憾的是，这次新冠开始的时间正好是在中美两方合作减少到非常低的程度的时候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