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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多个女孩组成兄弟盟 如何花钱改性别

你曾经有过想改变自己性别的想法吗?

我身边这400多个女孩想。 这个“兄弟盟”,在认真研究如何改变性别。
“怎样才能把身份证上的性别改成男性?”“如何才能通过正规渠道购买并注射激素?”...... 大多数的她们,可能要用一生的时间执着于把性别认定为男性这件事上。 前两天,我找到了兄弟盟的创始人C先生(刘炎)好好聊了聊。 他让我明白,这些真正想改变性别的人,一生要经历多少生猛的千刀万剐。

01.“告诉妈妈我是跨性别者后,她找人强奸我“

和往常的日子一样,刘炎微信列表里收到了好几个好友请求。

其中一个微信名叫“夏叶”的女孩,在备注里写着,“求让我加入兄弟盟”。

刘炎知道这是另一位跨性别兄弟,像往常一样,他先把这位 “兄弟”拉近盟友的群聊,让他到群里找到更多同伴。

一连好几天,他一句话也没说。

“刘炎,活着注定要经历痛苦吗?”夏叶终于私信了他。

这句话对于刘炎来说,实在是再耳熟不过,他已经不知道有多少个兄弟曾给他倾诉过心底的痛楚。

“发生什么了?如果能提供帮助,我一定尽力而为。”

“故事太长了。”“我已经结婚了,是和一个男人,但我和你一样,喜欢女人。”

“那你为什么要和一个自己不爱的人结婚呢?”

“我不想的。二十岁那年,我告诉爸妈,自己是跨性别,我不想和男人结婚。”

他继续发文字,“我爸妈不懂什么是跨性别。有一天,我妈把我和村里子一个比我大20岁的男人锁在一个屋子里,让他强奸我,后来逼着我和他结婚。”

短短几句话,让刘炎的脑瓜子嗡嗡响,手指尖也感知到一种缺氧到发麻的痛觉。

刘炎深呼吸了三秒钟,让自己坐下来给夏叶打字,“能报警吗?能逃走吗?”

“我已经生了一个孩子,不打算逃了,我这辈子就这样吧。”

那天晚上,刘炎一直在微信上倾听这个兄弟的故事。

这个兄弟年纪不大,只有22岁,家住在农村,父母强迫他和一个男人结婚,只是为了挣6万彩礼钱。

夏叶和很多的跨性别者一样,曾经迷失过,痛苦过,也希望能按照自己的内心想法去活。

但父母和“丈夫”彻底把他拉进了一个完全没有自我的深渊,夏叶所有的梦都碎地彻彻底底。

这样的求助者,刘炎已经见过不少。

上一次,是一个十八岁的兄弟。

他在群里告诉大家,自己跟父母摊牌是跨性别后,母亲觉得这是病,把他带到了电击医院,希望这些医生能用电击治好他。

第二天,他的父亲心疼他,把他从电击医院带了回家。最后却是把他送去了另一家医院。

“这个孩子当晚跟我们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如果我没有回你们消息’,就是我的手机已被收走了。”

群里有不少兄弟@他好几次,但都没有回音。有时候,刘炎觉得很无力,无力于自己根本帮不了这些兄弟的解决根本性质的问题。

02.教跨性别男性学化妆,以及换身份证性别

来北京之前,刘炎并没有想过自己会组织“兄弟盟”。

但越来越多隐藏在角落里的跨性别者试图联系刘炎。

“2019年,有很多和我一样的跨性别兄弟找到了我的联系方式,他们想修改身份证上的性别,来咨询我这一步的法律程序。”

他转念一想,既然有这么多人求助,在暗处就一定有更多跨性别者需要帮助。

他联系上起草《反就业歧视法》的专家刘小楠和王律师,打算和她们一起办一场给兄弟们普法的沙龙。刘炎通过网络发布了这样的活动消息,告诉自己将在5月份办一场关于身份证修改的普法活动。

令刘炎没想到的是,自己组织的第一场沙龙,竟然有30多个跨性别兄弟参加,有的甚至特意从外地赶来。

“当我坐在那里,看着下面和我一样的30几位兄弟,我心里有说不出的归属感和宿命感。”

“我想继续帮他们。”

就这样,刘炎趁热打铁,从此有了“兄弟盟”。

“我最初成立兄弟盟的意愿,是想通过陪伴的力量,去解决兄弟们找不到组织,协助他们更好地维护自己的权益。”

现在,刘炎已经不局限于帮助兄弟们这些问题。

“既然想实打实地帮到大家,就肯定要去听兄弟们的需求。”

有兄弟想知道怎样才能从外貌看上去更有“男子气概”,刘炎和兄弟盟的核心成员就迅速开展了一场线下“修容术”沙龙。

有兄弟想了解怎样去正规医院购买雄性激素,刘炎就给大家分享了自己去医院拿激素的整个过程。刘炎不知道自己的力量能有多大,但短短一年半的时间里,已经有近500个兄弟加入。

03.中国第一场跨性别职场歧视官司是我打的

之所以选择帮同类,是因为刘炎和群里近500位兄弟一样,曾被周遭的人看成是异类。

时间倒回到2015年4月。

在慈铭体检中心工作7天后,还没来得及熟悉完公司的同事,刘炎收到了被辞退的消息。

“领导说你不男不女,会影响公司形象”。

这一次,刘炎再也不愿意做一个逆来顺受的哑巴。

2016年3月份,他向贵阳市云岩区劳动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认定慈铭体检中心辞退他的行为是属于对他跨性别身份的歧视,要求慈铭向他公开道歉。

这场诉讼,也被打上了中国历史上第一起“跨性别就业歧视案”的标签。

一直以来,刘炎无法认同自己女性的身份。

从小他就把头发剃成寸头,穿束胸抑制自己的胸部发育,后来还每月按时往身体里注射雄性激素。

虽然有女性的身体,但他毫不介意干粗重的活,就是希望别人能认同工作能力与性别无关。

打官司的消息传开后,在贵州省有20多个属于LGBT群体里的朋友,提前齐刷刷坐在了听众席里。

与刘炎一同出现的,还有关注平等就业法律的知名专家老师们。

△刘炎(右二)

与关注平等就业法律的知名专家老师们被告迟迟不出现,刘炎心里没有底。

他听见审判长在一旁小声询问起旁边的专家:“她这个样子,在公司怎么上厕所?”“她如果去做变性手术,还会影响到她接下来的工作吗?”

毕竟,司法人员们也没预料到,自己有天会审理一场以“跨性别歧视”为由提起的诉讼。

被告的出现让法庭上的气压变得更低。

他们气呼呼地嚷道,“这关系到我们公司内部的隐私,其他不相干的人全部离开法庭。本案申请非公开审理”

所有的听众和记者被不情愿地赶了出去。

“她明明是女的,但是穿着男人的衣服,不符合我们公司的规定。”慈铭的工作人员态度显得理直气壮。

这算哪门子的立得住脚的质证,审判长的态度给慈铭泼了盆冷水。

刘炎心里舒了一口气。

庭审结束后,他打算静等仲裁给他一个公正的审判。

一个月后,没收到审判结果,却接到代理律师的紧急电话。

“刘炎,现在咱们得立马去仲裁庭,被告现在手里有了新的要反对你告他的证据。”

刘炎开始意识到,这场官司远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

第二场庭审开始后,被告拿出了自己没有过错的“证据”,是一份试用人员工作评估表和工会小组讨论来的决议。

上面提供了刘炎“缺勤”、“不按要求着装”的证据。

只要证据立得住,法官就不会认定为公司歧视员工,而是把它当作一个普通的劳动纠纷案去处理。

而对面举证自己的人,是自己曾经在慈铭最熟悉最信任的同事。

刘炎心里想说什么,但又显得那么无力。所幸刘炎的代理律师抓住了对方提供的证据漏洞,这些书面信息,全是刘炎被辞退后再捏造的信息。

“怀疑证据造假,需验证油墨比对…”然而,这场要求对方道歉的官司,在两方的你推我攘中,断断续续打了六场,整整持续了两年。

04.我曾是别人眼里的怪胎

这场官司,在各大媒体的眼里,是“胜诉”的结果。

法院最终判处慈铭支付刘炎2000元精神损失费。

△刘炎在法院门前

但刘炎一直觉得很遗憾,他并不想要经济赔偿,而是希望慈铭能给他一份公开的道歉。

一直到今天,他也没有等到这样的结果。

关注这场官司的大众在狂欢,刘炎的内心却在下沉。

媒体争先报道这场官司,各种吊诡的新闻标题开始争相出现在新闻版面和网页上。

《打扮太个性,女子遭单位辞退》、《贵阳28岁女子因“外形太性感”遭公司开除》......

一开始刘炎很惊讶,跨性别群体第一次这么密集地被大众关注,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景象。

但当他把微博新闻拉到下面的评论,心瞬间凉了半截。

“下面整整几千条评论,几乎全认为是我错了。”

“如果一个女的穿成这样来公司,我也会开除她。”

“这种人来公司还能干啥啊,不就是故意来搞事情的吗。”

打官司这两年,刘炎前前后后面试了五六家公司,最后却都因为他的跨性别身份没了回音。

官司在消耗着他,舆论在吞噬他。

“那段日子,我每天除了睡,就是吃。”

他望着家下面32层的高度,在想如果自己选择跳下去,就不用再纠结自己身份的问题。

△刘炎在纪录片《错位:亚洲跨性别者》中的场景

上一次有相同的想法,是在高中。

“我一直是别人眼里的怪胎。”

“6岁那年,我就有了非常强烈的性别意识,我喜欢和男生一起打闹游戏。”

那时候,刘炎总喜欢揪着妈妈衣角不放,认真凝视着妈妈的眼睛,问一个妈妈怎么也无法回答他的问题。

“妈妈,你为什么不把我生成一个男孩?他们都有鸡鸡,为什么我没有?”

妈妈没察觉出刘炎和别的孩子不一样,总是敷衍几句就过去。

6岁的刘炎不喜欢长发的自己,他拿着妈妈给的零花钱,偷偷跑到理发店,把钱递给理发师,“帮我把头发剪成男士头。”

之前的羊角小辫没了,镜子里的自己看上去和别的小男孩没没什么区别,刘炎切实感受到了男孩外表给自己带来的欣喜。

而青春期的性发育,和自我性别意识的觉醒,让刘炎觉得撕裂。

到了高中,刘炎有了不能跟爸妈分享的秘密,她喜欢女孩子。

“那时候,我很喜欢班上一个眼睛大大的女生。她长得很好看,我对她有着天然的保护欲。”

“每天晚自习下班,我都要送她回家。从学校到她家要一个小时,从她家到我家也要一个小时,但我开心极了。”

“渐渐地,她把我当成了一个不可或缺的朋友,但我喜欢她的心意却越来越藏不住。”

他鼓起勇气去向女孩表白,但女孩眼里却多了一层防备,“对不起,我不是同性恋。”

刘炎彻底被这句话刺激到,他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怪胎”。

“每次洗完澡,我不愿意看镜子里的自己。我讨厌自己隆起的胸部,讨厌每个月都要出现一次的大姨妈。”

“我也讨厌家里的亲戚,总是问我为什么要打扮地不男不女。”

“我也总问自己,为什么自己就不能喜欢男孩子,这样,即使心里想成为一个男孩,也能像正常人那样融入进集体里。”

这些问题,最后变成了一封留给父母的长达三页的遗书:

里面写满了刘炎对自己性别认知的疑惑与障碍,也写满了对父母的愧疚。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知道你们因为我受了很多非议。

但我没办法按照你们所谓的生活去过,我找不到路了,我只能以死谢罪。

你们不要难过,我走以后,起码以后别人不会因为我的异常而去辱骂你们。

我是个罪人,我是个报应,我拖累你们了。”

内心真正死过一次的人,如果选择活着,会越来越强大。

更何况刘炎“死”过不止一次。

兄弟盟的存在,让刘炎切实感受到了让自己更好活下去的意义。

“尽管兄弟盟现在只有一岁半,但只要能多一个迷茫的跨性别者能得到帮助,我就没有白活过。”

后记:

据前两年数据统计,中国的跨性别群体有近400万。

2017年11月,首份《中国跨性别群体生存现状调查报告》显示,超过十分之一的跨性别者曾尝试过自杀。

与普通人的生活相比,他们有更难以言说的困境。

刘炎告诉我,他来北京已经整整三年,从来没有告诉父母自己在做帮助跨性别群体的公益。

之所以不说,一是因为工资连房租都可能负担不起,二是不想再让父母招来非议。

“我的跨性别身份,已经像一座大山压在他们背上,我不想再给他们增加思想的担子。”

他还说,自己接下来的计划,是要努力攒钱做性别手术,这样才能更合法地修改身份证性别。

他也想和所爱的人结婚,举办一场梦想中的婚礼。

我问他,用一辈子去追求身体性别的转变,对于他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他说,“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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