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变乱中资躺枪 中国缘何陷入形象泥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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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缅甸乱局严重殃及在地中企，以及反军方示威者中愈发浓烈的反中情绪，有关中国国际形象之现实困境的讨论一时间再度成为外界舆论的热点。

在近来的示威中，当地示威者经常将军政府与中国相提并论，形成了“军政府专制，中国亦专制，中国不谴责政变，所以中国支持政变”的流行定论。

平心而论，中国在国际舆论场上“深入人心”的“非民主自由”形象的确成为了当下中国推行对外战略时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但外部舆论对这一问题的现有讨论往往呈现出某种流于表面的两极化倾向，即要么将其归为中国体制本身的“奇葩”，要么将其简单定性为西方阵营的打压或偏见。同时，对这一现象形成的系统原因却缺乏必要的分析。

事实上，这里面包含了四个相互嵌套的问题：其一是西方主流舆论为何要不遗余力地塑造中国的负面形象，其二是为何这一形象塑造要围绕着“民主自由”之类的标签来展开，其三是为何西方世界塑造的这一“中国形象”能够成为国际舆论场的“默认常识”，其四是为何中国至今未能找到有效的破解之道。

首先，究其根本，这一形象是西方统治精英为维系内部认同而刻意塑造的“自我”与“他者”之区隔的重要手段。

这种“他者”在中古——近代中期是来自大中东地区，且长期与欧洲文明拉锯互斗的各路伊斯兰强权。在近代晚期——现代早期是素有“欧洲宪兵队”之称的沙俄，在两次大战期间是东西摇摆的德意志帝国，到了冷战时代是寒光逼人的苏联“赤色洪流”，当前则是体量惊人，崛起势头难以遏制，且体制和意识形态与西方世界迥异的中国。

不同于连续程度高，自我历史叙事系统完善的中华文明。时常因外敌入侵而“中断换血”的西方文明无法培育出足够成熟的自我历史叙事体系，因此，塑造某个与自身明显异质，且对“自我”实体构成重大威胁的“他者”就成为西方统治精英进行内部整合并维系自我认同的必经之路。

这一“他者”标签在一神教强势主导精神领域的时代是某个实力强劲的异教或异端，比如中古——近代早期的各路伊斯兰强权以及近代晚期——现代早期的“东正教”精神旗手沙俄帝国。而在精神领域去魅的世俗化时代，则是现代意识形态层面的劲敌，比如二战时期鼓噪“国家社会主义”的纳粹德国以及冷战时代高举共产主义红旗的苏东集团。

如果说文明的本质属性决定了西方统治精英必须塑造某种“他者威胁”形象的话，延续自冷战时代的惯性思维则使得“民主自由”标签成为塑造中国形象的当然之选。冷战时代，以美国和西欧为代表的西方阵营以自由世界自居，与之针锋相对的苏东集团则以民主作为自身标配。

冷战结束之后，原苏东集团的“民主”价值观红利作为精神战利品被收归西方阵营旗下。

自此，“民主自由”标签成为西方统治精英形塑“他者威胁”并打造“自我认同”的利器所在。其中，作为自带“红旗”属性，体制与西方世界格格不入，但体量惊人且崛起势头强劲的中国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上述“普世价值”标签的首要打击对象。

对于西方统治精英主导的“中国负面形象”工程更为有利的是，这一源自西方主流舆论的“悖逆普世价值”的中国形象已经毫无阻碍地成为国际舆论场的“定势化认知”。

其中的主要原因无疑在于西方世界在国际舆论场中难以撼动的绝对优势地位：后冷战时代陆续脱东入西的前苏东阵营成员国出于“皈依者狂热”的心理，几乎不加质疑地全盘接受了西方舆论塑造的“负面中国形象”。

广大的亚非拉国家则由于此前西方强权广泛存在且持续数百年之久的殖民统治经历，也在潜移默化之间接受了西方意识形态的叙事逻辑。虽然自习近平时代开启的一带一路战略正在对上述两者产生某种“形象矫正”效应，但对于主体舆论格局的扭转却一时半会却难以奏效。

与西方世界咄咄逼人的舆论攻势相比，中国方面至今却尚未找到系统有效的破局之道。由于国际共运的低潮以及中国自身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体制转型，毛泽东时代曾经撬动西方乃至全球的红色革命话语在当前条件下已不合时宜。而自江泽民时代打造成形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因其本土化色彩过浓，普世化成色不足之故，也很难在国际舆论场上产生必要的共鸣效应。

在以上种种“负面”基本盘难以撼动的情况下，可以想见，中国的国际形象仍然将在相当一段时期内维持如今的泥沼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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